3.人文思潮的擴散

  在大正德謨克拉西的社會氛圍中，除上述在遠離政治溫文爾雅的精神氣氛中談論人文問題的觀念型知識貴族主義之外，還活躍著一批旨在真正理解民眾物質和情感需求的知識分子。長谷川如是閒指出了當時的一種文化現象，即當時已經形成了以所有欲和支配慾為基礎的少數者階級的「現代文化」，而在這個「現代文化」中，民眾的「生活事實」被完全排除在外。為此長谷川主張，文化必須以民眾的「生活事實」「生活意識」為依託，即「民眾化」是至關重要的。[30]這種立足於民眾的文化觀念順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驟然激增的現實。社會各界也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這種趨向，大衫榮等人提出了「民眾藝術論」，而大西克禮（1888—1959，美學家）在「文藝的民本主義」的論題下探討了無產階級藝術的問題[31]。有島五郎對「第四階級」（時指無產階級）的獨立文化更是充滿期待，認為：學者和思想家們試圖通過學說來指導第四階級成長的思維方式完全是「僭越行為」，第四階級完全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32]

  由民俗學家柳宗悅（1889—1961）和柳田國男（1875—1962）倡導的「民藝」運動也反映了尊重民眾的趨向。顧名思義「民藝」即民間工藝和技藝。「民藝」運動提倡人類的創造力，反對民間器具等工藝品的批量生產，以此來保持不知名的身懷絕技的民間藝人們的技藝，其實這也是通過藝術美感的效果來保存民眾日常生活的感受。「民藝」提倡保護工匠們的人格尊嚴，把他們的勞動看作是一種藝術創造。通過「民藝」運動，大量反映傳統民間工藝技術的作品被收藏於博物館，諸如木雕、金屬皮革、各類紡織印染、燒瓷、竹器等等，供專家研究和遊客欣賞。可以說這個運動為後來日本保存傳統工藝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於在今天日本高度現代化的大城市仍然還能看到不少「民藝」作坊。這些作坊的作品也經常出現在日本的電視節目中，成為日本傳統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大正時代還有一種通過學術研究切實顛覆「神皇一統」而討回人之尊嚴的思想，或可稱為「學術人文」思想。這裡只想提示一下津田左右吉（1873-1961）「去神存人」的「記紀」研究成果。在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的社會背景下，歷史學也開始注重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並逐漸構建起文化史的方法論。津田左右吉開創了以文學作品為素材，進行國民思想研究的新領域。津田的主要著作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1919）、《日本神代史的研究》（1924）、《上代日本的社會及思想》等一系列著作，並同時集成《文學中所表現的我國國民思想研究——貴族文學的時代》。津田的「記紀」研究直指「日本神國說」，提出：「『記紀』中的上代史至少是神功皇后以前的部分，不能當做嚴密意義上的歷史，那以後的部分作為趣味的物語之類的插話也不能看做是事實，這些條目下所記載的歌謠絕不是那麼久遠的古作。」[33]由此逐漸剝下了被「記紀」神化為神代史的日本古史的面紗，使得日本古代史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津田還對本居宣長等人的神代史觀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認為以「記紀」神話中的創世之說、大國主命讓國、天孫降臨和神武天皇東征等一系列故事構成的天皇是天照大神後裔的說法，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宮廷有目的蓄意製造的虛擬世界，從而建構起日本古代史實證研究的基礎。「津田史學」對「記紀文化」發出的質疑和向「天皇神權」的挑戰，對明治以來通過捏造建立起來的神國史觀，無異於釜底抽薪，因而其影響遠遠超出歷史學研究的範圍。津田史學是對日本古代歷史文化領域的一次總結算，「是啟蒙思想史學的體現者」[34]，甚至可以認為是對美濃部達吉弱化天皇權威理論的曲折支撐。從這個角度說，原本屬於史學領域的津田「記紀」研究，在大正時代的學術、政治領域和人文思潮中都是一個耀眼的亮點。

  由上述可知，大正文化在經歷著一個關鍵性的轉型，其間表象與具象、理念與現實、文化貴族主義與民眾文化主義，多方交織混雜，其中諸多思想又難以解決自身理論所存在的悖論。也正因如此，大正時代的自由民主與人文思潮沒有本身的歸宿，「自由、文化、民主諸神僅只留下瞬間的『微苦笑』便離去」了[35]，因而不得不在昭和時代的動盪期重新經歷一場全社會的文化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