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想主義新思潮

  大正民主運動反映了日本政治文化的重大變化，回顧日俄戰爭之前的明治時代，強調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幾乎被日本人毫無置疑地接受了，可以說國家主義是社會政治的核心。民本主義強調政治的目的在於人民的幸福，無疑是對把國家利益絕對化的國家主義的一種反撥，提示出追求個人幸福的訴求。與此同時吸引人們眼球的還有與新康德主義等哲學思想聯袂登場的以人為主題的人格主義、文化主義、人道主義等人文思潮，也對日本社會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阿部次郎（1883—1559）提出：「所謂人格主義，至少在關係到人的生活方面，人格的成長和發展是至上的價值，與此第一義的價值相關聯，它將規定其他所有的價值意義和等級。」[26]可見，阿部已經將「人格主義」看作評判其他所有價值的終極標準，從而對作為日本國家倫理基礎的「國家至上主義」以及對外擴張主義提出了質疑。換言之，與國家相比，人格的價值更應處於優先位置。

  桑木嚴翼使用的同類概念稱為「文化主義」，桑木解釋說：文化是與自然相對的概念，即是與人類活動「現實性」相對的「理想的」生活和事業。文化是「人的能力的自由發展」，是以「人格的自我觀念」為基礎的，反對將自然界和動物間生存競爭的原理引入人類社會，否定強制規定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專制主義，並以文化主義反對擾亂和平的軍國主義。用桑木的話說：「我所說的文化主義，用現今流行語言或可稱做『德謨克拉西』、或是包括永久和平、國際聯盟、改造世界等諸端。」[27]總之，桑木意在拒絕國家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思想雖非旗幟鮮明地對抗國家主義，但的確是在闡釋著與國家主義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

  大正時代還出現了人道主義的踐行者。作為白樺派的人道主義者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受託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影響，為宣倡同胞之愛、人類之愛，建立了體現人文關懷的「新村」[28]，以實現勞動平等與兼愛的理想社會之夢。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不僅談及同胞之愛，而且將其升華為超越國家民族的人類之愛，是作為「世界人」在提倡人類大愛。左翼作家江口渙（1887—1975）還針對當時文學領域以國家和民族為單位，把民族特質作為最高價值的傾向，提出：今後的方向是「世界人主義文學」[29]。

  上述諸種主張或受國際民主潮流的影響，或出於對人性本身的探求，雖然使用的話語不盡相同，但他們的訴求不約而同地將批評的對象聚焦於國家主義。長谷川如是閒更針對「本國絕對至高無上」的道德判斷提出，國家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應該實行人道主義。這是對明治時代無限制的「國家膨脹論」和「力的福音」等自國本位的自私政治理念的深度反省。不過，由於這些思潮並沒有提出徹底否定國家主義的理論，因而似乎也沒能徹底動搖國家主義的基礎，然而對國家主義的種種質疑，畢竟使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國家主義是否是最合理的目標。

  如前所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以及持有人格主義、文化主義、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群，在弱化國家權威的同時，提高了民眾的社會地位。他們主張通過給予民眾參政權，使民眾成為公正的政治監督者，並期待民眾成為支持民主政治的靈魂，政治道義的判定者。但是，他們雖然承認民眾是政治的監督者，但對民眾超出此界限的訴求卻採取了拒絕的態度，即否定民眾作為主動者或者說是政治生活主體的地位。尤其是站在人格主義、文化主義、人道主義等理想主義的立場上，對民眾為爭取自身生存幸福權利而採取的敵對行動，顯示出排斥的立場。他們認為應該將「少數賢達」作為政治的指導者。吉野就認為，最好的政治是「以民眾政治為基礎的貴族政治」，並稱此為「哲人主義」「天才主義」。

  阿部次郎的人格主義和桑木嚴翼的文化主義，也是以物質主義、自然主義為批評目標而提倡「人格價值」和「文化價值」的，這種重視觀念的理想主義很難顧及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經濟等方面的需求。受新康德派影響提出文化主義主張的左右田喜一郎甚至認為：「真正的民主主義」應該是努力在特權與非特權階級之間進行「文化價值」規範上的協調，而且「真正的民主主義」必須是「建立在差別主義之上的民主主義」，從實現「文化價值」的角度看，階級的對立只不過是「形而下」的差別。

  可見無論是民本主義還是各類文化主義的背後都隱含著「知識貴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一方面需要民眾作為民主主義的同盟軍參與政治，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對民眾現實生活中的實際需求作出回應，從而成為「形而上」的畫餅，這便造成了文化知識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的隔閡。如此一來，這批民主主義者在批評專制政治的同時，也沒能真正與民眾結成政治和文化上的同盟。他們自閉於「知識貴族」的小天地，成為懸在空中的漂浮勢力，大大削弱了自身自由民主主張的社會效應，也縮短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