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康德主義哲學

  哲學是日本近代人文科學中起步較早的學科，可以說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就是在移植西洋哲學中展開的。如果說大正時代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民本主義，那麼大正時代的哲學核心則是新康德主義[22]。康德哲學於19世紀70年代在德國的復興，是對唯物論和經驗論的一種反撥，有其時代的要求。當時德意志完成統一步伐，並開始快速發展成為歐洲後來居上的新型帝國。而從日俄戰爭到大正時代的日本，正如俾斯麥時代躊躇滿志的德意志，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再加之明治中期以後日本就在諸多領域以德國為榜樣，於是在德國興盛一時的新康德主義便順理成章地流入日本，並占據了哲學界的主流地位。

  

  大正時代正是桑木嚴翼（1874―1946）、朝永三十郎（1871―1951）、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西田幾多郎等一批哲學家活躍的時代。「這個時代也是新康德學派的全盛時代，當時日本年輕的哲學家都在學習新康德派。」[23]大正的哲學思想是從桑木嚴翼等人移植新康德派哲學開始的。桑木出身東大，曾一度在京都大學任教，後留學德國期間傾倒於康德派的批判哲學。回國後執教於東大，講授哲學和哲學史。桑木於1917年出版《康德與現代哲學》一書，標誌著日本對新康德主義哲學研究的開始。桑木依據新康德主義中西南學派的理論，強調哲學研究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獨立於『我』之外的實在」，而應該研究「物與我的關係」，並提出理性才是建立價值觀的基礎。

  新康德派哲學引起人們的關心，還有賴於西田幾多郎的《現代理想主義的哲學》（1917）一書。西田以新康德學派、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柏格森的直觀哲學為中心，論證了現代哲學主流是浪漫主義的。西田的這種理解也代表著大正時期的哲學傾向。與此相關，桑木嚴翼也曾在其《現代思潮十講》中，從19世紀孔德的實證主義談起，言及功利主義和新實在論，其結論是：現代思潮一定是脫離實證主義的理想主義，而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的新康德主義就是理想主義的代表。日本新康德主義陣營的著述還有朝永三十郎的《在近世「我」的自覺史》等。另有左右田喜一郎著《經濟哲學的諸問題》《文化價值與極限概念》，運用李凱爾特的方法分別嘗試建立經濟哲學和文化科學。由此，新康德派哲學成為當時日本學院派哲學的主流，後述「文化主義」等人文思潮的盛行可以說就是新康德主義的日本版。需要說明的是，對新康德學派的吸收也並非僅僅是被動接受，西田幾多郎就在與新康德派哲學的對話與質疑中，論述了自己的哲學主張。1917年西田繼《善的研究》之後，出版了作為西田哲學又一基礎的《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其「核心內容即是與新康德派李凱爾特的交鋒」[24]。

  新康德派哲學反對科學決定論，認為科學認識是有限界的，因而也對實證主義和唯物論提出質疑，實際上是站在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對立面，再觀照後述人文思潮，不難看出這種哲學的資產階級立場。另一方面，這種哲學提倡以注重個人理性來充實自我，這就在客觀上顯現出摒棄國家觀念的意向。這種哲學指導下的個人主義特徵是：限定在不與國家權力發生衝突的範圍內，同時也迴避與既成的統治體制發生關係。[25]應該承認新康德主義哲學對大正時代人們的自由思考風氣發揮了積極作用。

  與上述來自德國的屬於學院派的新康德學派相對，大正時代還存在著來自英美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在野哲學派別。英美派哲學的扛鼎人物是留學美國歸來的田中王堂（1867—1932）。田中依據美國哲學家詹姆士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發表《從書齋到街頭》《哲人主義》等文章，與桑木嚴翼等東大學院派哲學家們展開論戰。田中將自己的哲學自命為「市井哲學」，他提倡生活的哲學，主張徹底的民主主義，並認為徹底的民主主義必須依賴徹底的個人主義。另一位自稱「市井哲學家」的在野哲學驍將長谷川如是閒（1875—1969），站在經驗主義的立場對新康德學派的唯心主義哲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長谷川如是閒認為德國唯心論哲學游離現實生活，是一種錯誤的觀念。田中王堂和長谷川如是閒分別活躍於《中央公論》和《朝日新聞》等報刊，頻頻發表評論，這種站在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立場，反學院派官學、反唯心主義的傾向，似乎更符合大正德謨克拉西的時代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由岩波書店從1915年開始出版面向社會的大型《哲學叢書》。叢書由西田幾多郎、桑木嚴翼、夏目漱石、三宅雪嶺等為顧問，執筆者都是當時哲學大家，諸如阿部次郎著《倫理學的根本問題》、田邊元著《最近的自然科學》、石原謙著《宗教哲學》、安倍能成著《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等等。這套叢書的出版，促成了一股哲學熱，使哲學走出象牙之塔而向民眾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