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西斯主義的登場

  與上述各種進步和革命思想相對，大正時代國家主義也仍然很活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18年11月起，因軍需訂貨戛然而止，日本物價暴跌，尤其是鋼鐵和軍需產業。1920年又逢世界性經濟危機，致使日本社會矛盾激化，勞資糾紛激增，出現萬人以上的大罷工。1920年在東京上野舉行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五一」集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華盛頓會議和凡爾賽會議上得到了諸多權益，但同時也受到歐美國家限制，英國宣布中止英日同盟，日本的侵略擴張一時間受到遏制。與此同時，1919年在朝鮮和中國分別爆發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日本帝國主義焦頭爛額，陷入國際困境。法西斯主義正是利用了日本的內外困境，一方面反對「軟弱」的政黨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反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想。

  無論是在義大利還是在德國，法西斯主義都是在社會動盪中，利用廣大民眾對秩序的訴求而蠱惑視聽，並建立集權專制的法西斯統治的。在日本也不例外，上述內外形勢刺激了國家主義的升級，諸如大正赤心團（1918）、大日本國粹會（1919）、赤化防止團（1920）等法西斯團體相繼形成。尤其是大川周明、北一輝等人結成的老壯會（1918年）、猶存社（1919）對後來昭和時代日本軍國主義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國家主義本來是明治時代之初針對來自歐美列強的侵略而生成的建國理念，之後逐漸發展到日本是黃種人阻止白種人侵略的保護神的意識，由此產生了以日本為主導的所謂的泛亞細亞主義。他們認為在亞洲只有日本保持了獨立，而且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因而要想拯救亞洲就必須普及日本精神。

  

  1919年北一輝（1883—1937）[19]寫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20]，主要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或者說是三個步驟：第一、利用天皇大權通過政變改造國家機構；第二、提出建立新的國家統治機構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第三、建立統治廣闊地域的大帝國。他認為只有國民在天皇大權之下形成大同團結才能度過危機，因而為此要「清君側」，即進行剷除妨礙天皇與國民結合的軍閥、財閥、政黨、華族等勢力的政變，甚至提出停止執行憲法三年，總之是必須要實現天皇親政。在對外問題上主張以武力「解放亞洲」的侵略主義思想。這一時期的法西斯主義著作還有權藤成卿的《自治民范》（1919）、安岡正篤的《日本精神之研究》（1924）、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道》（1926）等，極力宣傳日本精神和日本主義思想。與法西斯主義思想遙相呼應，還出現了刺殺財閥安田善次郎和內閣首相原敬（均發生在1921）等一系列恐怖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輿論界針對日本的不斷擴張，出現了防患日本的「黃禍論」，並於1924年通過了排日移民法案。法西斯主義者們趁機煽動國民，大肆宣傳法西斯思想。這種思潮即是後來以天皇為中心的軍部統治和日本妄圖稱霸亞洲及世界的八紘一宇夢幻的源頭。

  日本法西斯思想的興起在世界上並不落後，從法西斯團體出現的時間看，與1919年3月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戰鬥團」（又稱黑衫黨）幾乎同時，有的甚至早於義大利法西斯的出現。從出現法西斯理論著述的時間看，1919年北一輝撰寫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更早於1925年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日本法西斯思想還處於初級階段[21]，而且法西斯主義與當時大正民主潮流格格不入，因而在大正時期對日本社會並沒能產生太大的影響。然而到昭和時代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社會肆虐，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成為「二二六事件」等法西斯主義以恐怖政變奪取政權的「聖典」。

  在上述各種政治思想中，日本最終選擇了法西斯主義。然而，大正的進步思想並非僅僅是一個歷史的插曲。大正時代的思想文化精英們摒棄了明治中後期甚囂塵上的國家至上和唯本民族獨尊的思想，成就了大政時代的思想解放，他們敞開胸懷重新將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投向歐美思想的前沿。而這種風氣為戰後思想家所繼承，形成了戰後日本又一次新的思想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