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戰後國家神道意識的復活及相關思考

  在國家神道的引導下，大日本帝國幾乎完整地實現了復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目標設計，然而故事的結局卻是「神國日本」一敗塗地。這大概是復古神道學家們不曾想到過的結局。

  國家神道無疑是一次逆歷史文化發展方向的反動，就連一貫倡導思想自由的美國人也明確地提出：「把國家神道看做是必須根絕的敵人。」[21]戰後1945年12月，盟軍總司令部（GHQ）發出「神道指令」，廢除國家神道，實行徹底的政教分離。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頒發詔書稱：「朕與爾等國民之間的紐帶，始終依互相之信賴及敬愛聯結，並非單憑神話和傳說而產生。亦非基於以天皇為現世神，且將日本民族視為優越於其他民族之民族，進而具有可以統治世界命運之架空觀念。」[22]此即宣布日本天皇走下神壇的「人間宣言」，憑空杜撰的國家神道思想不攻自破。1946年2月2日，正式撤銷神祇院，1947年5月3日實施的《日本國憲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明確規定政教分離：「國家及其機關均不得進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動」，統治日本80年的國家神道體制壽終正寢。

  至此，對日本扭曲神道的歷史三部曲，即文化民族主義、暴力民族主義的文本、暴力民族主義的行動及其結局做了扼要的梳理分析（參閱第一章之第四節）。然而論題還不能至此結束，因為雖然作為制度層面的國家神道體制已不復存在，但其魂魄至今猶存，所以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

  戰敗以來，日本各界人士對那場戰爭進行了痛定思痛的反省，作為戰前國家神道核心觀念的忠君愛國等「日本式愛國心」已為日本社會所不齒，加之《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做出放棄戰爭的保證，日本國與各受害國人民達成了一定的和解。然而，國家神道意識從來就沒有被徹底肅清。就在戰後初期的1946年因日本共產黨組織的遊行隊伍中打出了「維護國體天皇終日飽食，人民卻飢餓而亡」的標語，日本統治當局居然判處當事人「不敬罪」，而該罪名是戰前《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第74條中的規定，換言之「不敬罪」被認為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日本臣民信奉國家神道。之後，因為包括「不允許日本檢察官以『不敬罪』起訴被告」的「麥克阿瑟聲明」的堅決態度而廢除了維護國家神道的「不敬罪」。該事件的結局雖然是廢除了「不敬罪」，然而事件本身卻提示人們，戰後日本當局並沒有主動對國家神道意識進行反省，這無疑是一個不祥之兆。戰後「象徵天皇制」的保留，更給日本國民一種天皇無罪的錯覺，無意中為國家神道的復活留下了空間，「留下了一個註定要惡性膨脹的『癌腫』」[23]。隨著戰爭創傷的逐漸癒合，日本國民似乎已經遺忘了當年的戰爭傷痛，於是國家神道意識的陰影重現江湖。篇幅所限，在此僅舉出若干象徵性的事件，以示關注。

  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人試圖重新將靖國神社與日本國家捆綁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終於忍耐不住挑起了靖國神社恢復國營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出任「日本遺族會」會長，拋出一份旨在恢復靖國神社國營化的文件《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綱要》，並要求國會通過。該文件明顯違背戰後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自然遭到日本各界的強烈反對。然而，自民黨卻支持了這一違憲的無理要求，甚至自民黨內的「遺族議員協議會」還成立了「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小委員會」，並提出「尊重靖國神社的歷史和本質不變」的提案，雖然至今沒有實現，但多年來這股勢力一直沒有停止過活動。[24]據統計，「從1952年第13屆國會至1975年第76屆臨時國會，自民黨共在18次國會上提出靖國神社法案，有關議案達49件，極力促動恢復靖國神社與國家的直轄關係。」[25]鑑於遺族會和自民黨上述執著的政治活動和眾所周知的甲級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多屆總理大臣參拜靖國神社的事實，加之下述佐藤內閣強行通過「建國紀念日」的實例，人們不得不擔心靖國神社有朝一日會重新徹底恢復戰前作為國家神道心臟的「歷史和本質」。

  1967年「建國紀念日」的規定可以說是具有國家神道死灰復燃象徵性質的事件。1873年為「記紀神話」中的神武天皇即位而設定的「紀元節」（2月11日）可以說是作為國家神道最核心內容的皇國史觀的象徵性節日，因而日本戰敗後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就由諸多右翼團體結成「紀元節奉祝會」，要求恢復「紀元節」。這一要求雖然遭到日本社會的普遍反對，但右翼團體並不甘心，經多年四處活動，終於在1967年由佐藤榮作內閣強行通過，將2月11日定為「建國紀念日」，恢復了曾作為國家神道象徵性節日的「紀元節」。由此，不難看出試圖復活國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勢力已經不容忽視。

  進入21世紀，留戀戰前大日本帝國的「愛國者」勢力有增無減，他們不但拒絕反省戰爭罪行，甚而重溫戰前的皇國之夢。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市販本）作為新世紀「愛國者」的先導，已經表露出重建戰前神國史觀的意向。該書先是做出誘導：「在中國和日本，都沒有記載大和朝廷始於何時何地的當時的記錄。但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留下了如下的傳承。」[26]之後便堂而皇之地大談「記紀神話」中天照大神及神武天皇統一日本成為初代天皇的故事。人們不會忘記，二戰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甚或日本學術界都是以所謂的神武天皇統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為日本皇國歷史開端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更是將其著書直接名曰《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此可以窺見，《新歷史教科書》作者以神話傳說入史的「曲折敘述」，是要告訴日本國民大和朝廷起源於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這不能不令人聯想起戰前充斥神國史觀的日本歷史教科書。

  近來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為公開的「愛國者」，他們似乎在效仿當年顛倒歷史的復古神道學家們，肆意否認日本曾經犯下的諸多反人類的戰爭罪行。他們把為侵略戰爭而戰死的「靖國英靈」看做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參拜戰前國家神道心臟的靖國神社是他們否認侵略戰爭的「標準動作」。很明顯他們已經下定決心，寧可與反對參拜的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輿論為敵，也要召回戰前日本臣民的「愛國心」。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權恢復日紀念儀式上，日本內閣首相及與會者齊聲高呼久違近七十年的「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就連在場的明仁天皇也頗顯驚愕。人們不得不發問，這是否是在引導當代日本民眾重溫國家神道精神統治下的「大日本帝國的輝煌」。這股社會逆流無異於在試演國家神道的歷史悲劇，不得不令人回憶起日本戰敗初期美國學者的警示：「在1945年的時點上，即使軍國主義日本能夠被征服，但支撐它的神道（此處指國家神道）依然是沒有被征服之敵。」[27]看來，該論斷至今依然有效。

  行文至此，需做幾點提示，或可為史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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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扭曲神道完全背離了傳統神道文化精神。正如有日本學者指出：「有一種對被說成是日本民族精神之類的觀念，賦予『神道』之名的傾向，其實完全是『神道』一詞的濫用。」[28]具體而言，復古神道背叛了積極攝取外來思想文化的融合神道的開放精神，從而變得與鄰為壑，甚至與鄰為敵；而國家神道與通過敬拜「八百萬神」以祈福免災求得身心健康的平和的民間神道信仰背道而馳，成為禁錮民眾精神生活實行愚民政策的工具、蠱惑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毒素。據此，需要人們把扭曲神道與日本傳統神道區分開來。

  其次，扭曲神道是對學術的褻瀆。歷史上復古神道者們的訴說似乎在不斷加強學術語境，諸如本居宣長的「索引考證」之法和佐藤信淵的「運動定例」之說等等，但是由於他們的思想植根於極端民族主義的扭曲神道，因而註定了他們的結論總是與科學的理論逆向而行。幕末維新時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對本居宣長所著《古事記傳》所作的評價，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學家們的復古神道理論：「此書大意，怪妄迂謬，固無足論。予嘗謂，孟子所云，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宣長實兼之矣。然於名物訓詁，引征該備，雖稍失之炫博，而本本原原，具有根據，亦非他人所及。」[29]簡而言之，國學家們對古代日本名物的訓詁考據無人可比，但所論「大意」則皆不足取。正是復古神道的「大意」阻斷了他們正常的學術思維，不但抵消了「名物訓詁」的成果，而且褻瀆了學術，使他們的「學問」最終被其後人異化為對外武裝侵略的精神工具。可見，本應受社會尊重的精英學者與極端民族主義的苟合，將會給人類造成更加恐怖的災難。它告誡知識界須臾不可忘記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

  再次，扭曲神道從近世的復古神道到近代的國家神道一脈相承，不斷聚積唯我獨尊和敵視別國的「精神能量」。國家神道就是復古神道的國家意識形態化和基於「佐藤文本」的暴力民族主義的行動化，不僅具有復古神道的編造性和欺騙性，而且還凸顯出其奴役性和殘酷性等諸多邪惡特性。日本臣民被這種邪惡能量剝奪了自然人性，被模造成天皇制軍國主義國家的精神奴隸和戰爭工具。這段歷史在告誡人類，放任極端文化民族主義惡性膨脹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結局。這也正是筆者關注戰後國家神道動向的原因。

  最後，國家神道的反近代性。國家神道雖然形成於近代，但卻沒能與近代思想與時俱進，反而與歷史進步漸行漸遠，並決定了日本天皇專制國家政治反近代的封建性。可以說，諸如神國思想、國權思想、大和魂、法西斯主義、愛國心（熱愛皇國）等極端民族主義的「日本精神」，都離不開國家神道的支撐。國家神道反歷史、反人類的反動性，註定了「大日本帝國」非但不可能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和「八紘一宇」的迷夢，反而因為瘋狂的侵略戰爭而喪失了明治以來現代化的所有成果。筆者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生活在21世紀今天的日本右翼群體和右翼政要們也正在逆歷史潮流而動，使人們感到戰前國家神道統制下的日本形勢已經隱約可見。上述右翼勢力不僅試圖召回國家神道精神而與鄰為敵，更不遺餘力地要修改和平憲法，推行軍備擴張政策。這一切必須引起人們高度警覺，警惕國家神道統治時代日本帝國實施對外暴力擴張的歷史悲劇的重演。雖然有戰前的前車之鑑，而且尚不能斷定今天的日本是否會回到戰前，但為杜絕歷史災難的重演，不但日本國民不應忘記那段慘痛的歷史記憶，整個人類都應牢記那場空前的歷史浩劫。

  至此，筆者以日本學者的真情勸誡來結束議論：「對於錯誤的思想應當探明其錯誤的根源……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只有進行這種深入的探究，才能真正地以史為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