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國家神道與「偽武士道」

  武士道是國家神道麾下的重要武器，對外侵略戰爭的「成果」是靠實踐武士道精神來實現的。天皇制國家將國家神道和武士道粘合在一起，生成了為野蠻的侵略戰爭而無視人生命的殘酷的赴死哲學。

  明治維新之後，雖然武士作為一種身份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武士道卻被天皇制國家加以扭曲，改造為強迫所有日本人為天皇制國家效命的忠君愛國的行為方式。本來江戶時代的武士道包含著諸多仁愛、誠信等人文精神，而明治以後的武士道卻走向反面，是專制國家為愚弄日本民眾而配製出來的精神毒品。為了解武士道內涵變化的來龍去脈，有必要稍作歷史回顧。

  以跟從主君征戰為生的武士群體早在平安時代後期就已經出現，到鎌倉幕府建立，已經形成與眷戀往日榮華而萎靡不振的皇室公家文化相對的、充滿積極進取的武家文化，而作為武士行為準則的武家倫理是這種文化的主要特徵。真正意義上的武士道專指江戶時期武士階層所遵循的道德倫理體系。這種倫理首先源自武士與主君之間契約式的以主從關係為基礎的相互義務，即「御恩」與「奉公」。「御恩」指主君對武士施以恩惠，主要包括俸祿等等，而「奉公」是武士對主君的義務，包括戰時從軍，平時侍奉主君等。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對武士道作了如下的界定：「武士道在字義上意味著武士在其職業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須遵守之道。」[16]隨著江戶幕府的建立和幕藩體制政治格局的形成，武家政治開始採用文治政策，武士階層的社會功能也隨之發生轉型，由原來的戰士轉變為各級行政管理者。這些管理者雖仍被稱為武士，但不一定能「武」，因而有學者認為嚴格地講武士道應該稱為「士道」。江戶時期的武士道引入了儒家思想尤其是朱子學主張的社會倫理，在要求武士對主君忠誠的同時，還強調儒家思想中作為士大夫倫理的仁義禮智信、重視名譽、克己、誠信等社會倫理。對武士道中的「勇」也添加了新的解釋，諸如提倡敢作敢當、堅忍不拔精神等等。可見，江戶時代的武士道更重視社會道德倫理，這些倫理雖然是靠武士階層自覺遵守的潛規則，但具有以社會輿論為背景的強制性。換言之，如果武士們違反這些道德，不一定受到幕府的懲罰，但會為社會所不齒。

  江戶時代的武士十分重視自己的名譽，據新渡戶稻造說，武士的剖腹自殺，就是為了表白心跡、保全名譽，視名譽重於生命。為什麼要剖腹呢？傳統說法心是人精神的主宰，因而「我打開我的靈魂寶庫，給您看看它的樣子吧。是污濁的還是清白的？」[17]在江戶時代，一般武士獲死罪多賜以剖腹，就是不輕易剝奪死者的名譽，也給死者以表白心跡的機會。前述的渡邊華山就是此類切腹自殺的典型事例。渡邊華山因批評幕府對外政策被幕府判處「蟄居」而生活窘迫，為補給華山的生活，其摯友到江戶替華山沽畫（華山是當時日本一流的畫家），被政敵告到幕府。渡邊華山因擔心禍及藩主而切腹自殺，其遺書署名「不忠不孝渡邊登」，意為既不能為主君盡忠，也不能為老母盡孝。實際上渡邊華山是典型的忠孝兩全的楷模，但因再也無法盡忠盡孝，只有以切腹自殺來表明心跡了。可以說華山從死因到自殺的形式都是遵循了典型的「士道」原則。

  那麼，明治以後的武士道發生了哪些變化呢？江戶時代是典型的歐洲中世紀式的封建制度，每一個武士只忠於他的直接主君，所謂「我主君的主君不是我的主君」。因而，江戶時代武士只忠於自己的主君或藩主。可見，在江戶時代對於一般武士來說，作為武士道核心的忠誠觀念，並非對幕府將軍更不是對天皇的忠誠。而且，「武士道之忠義，既非阿諛追從，亦非奴隸式的服從」[18]，而是要勇於直諫，使主君改變錯誤的命令，如主君一意孤行濫行暴政，作為臣下的武士有權利更換藩主。[19]可見，江戶時代的武士道強調武士要有自我判斷的獨立人格。然而明治維新之後，尤其是前述《大日本帝國憲法》和《教育敕語》的頒布，又經過井上哲次郎等人的詮釋，把忠君愛國作為全體日本人必須遵守的理念。天皇制巧妙地利用了武士道，無限放大其中的忠武之道，也不再提及主從雙方的相互義務，將江戶時代武士只對自己主君盡忠的觀念，改為全體臣民無條件地單向為天皇盡忠。當然也更不允許反對具有神格的天皇以及天皇制政府。本來江戶時代的主君與武士之間的相互義務是一種社會契約，而明治以後日本臣民則是無條件地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天皇。天皇制國家利用民眾對天皇宗教式的崇拜，殘酷地驅使被「偽武士道」武裝起來的日本軍民在侵略戰爭中殘忍地殺人或自殺。諸如南京大屠殺，太平洋戰爭後期在日美對抗的各大戰場上成建制的日本軍隊集體自殺，甚至逼迫日本平民「為國盡忠」等慘劇，這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20]此語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者惡用武士道的反人類性。「義勇奉公」要求日本人超越自我無條件地為國犧牲，這種毫無是非觀念的盲目奉獻，篡改了武士道的本義。武士道本來是要把武士塑造為勇敢而有責任感的人格獨立的君子，武士本應是受人崇敬的人群。然而在侵略戰爭中以殘暴殺生為勇，歇斯底里地禍亂人類生存秩序，而那些有勇之小人則姦淫搶劫，為亂、為盜，將日本軍隊塑造成殘暴無義的狼群，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

  近代以來，尤其是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以來，「偽武士道」簡化為忠君愛國和義勇奉公，丟掉了儒家倫理的五倫等原則，完全失去了是非判斷的標準，墮落為一種失去理性的野蠻兇殘的獸性。江戶時代，武士還可以依據武士倫理來判斷決定自己的行為，而近代天皇制下的「偽武士道」與忠君愛國思想粘合在一起，使士兵完全變成在對外戰爭中沒有頭腦的侵略工具。乃木希典大將在日俄戰爭進攻旅順要塞戰役中使用視生命為草芥的「肉彈戰術」，以五萬士兵的生命為代價換取旅順要塞。這種野蠻而愚蠢的行為被視為軍人武士道的楷模，乃木更被尊為「軍神」。軍國主義要宣傳的是為國捐軀的精神，完全無視臣民的生命。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日本軍隊的野蠻殘暴，連切腹自殺也不再是為了自己的名譽，而是為了天皇的榮譽，也是向天皇謝罪，自殺前又加上了「天皇陛下萬歲」這道程序。近代「偽武士道」墮落為被軍國主義扭曲、惡用的精神垃圾。

  國家神道與武士道的聯姻是近代日本悲劇的淵藪，如果對其做更深層的文化思考的話，可以發現一旦日本文化剔除外來文化因素就往往會走到極端。國家神道排斥了一切外來宗教和學問因素，武士道也不再注重江戶時代「士道」中的儒家倫理，結果造成了日本有史以來最慘痛的歷史悲劇，更給其他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或許此類文化層面的深入反省，會使今天的人們更深刻地解讀那段不忍卒讀的歷史，以銘記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