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神道橫行 1.暴力民族主義實施的國家化

  國家神道直接承襲了第一章所述復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衣缽，但又具有新特徵。一般認為，國家神道是「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的宗教，事實上的日本國教」。戰後占領軍制定的「神道指令」中指出了國家神道的強制性：「本指令中意味之國家神道用語，乃是指依據日本政府的法令，區別於宗派神道或教派神道的神道之一派……非宗教的國家祭祀的神道之一派。」[1]有中國學者認為國家神道體制「是一種兼具政治與宗教雙重性的國教制度，亦是君權與神權、政權與教權合二而一的政治制度」。[2]國家神道的原理濫觴於近世國學大家們的復古神道理論，與其說是一種宗教，莫如說是一種由國家法令強制推行的國家政治意識形態。

  國家神道生成於明治維新之後，在至戰敗為止的將近80年時間裡，由近代天皇制國家強力推行，與近代天皇制形影相隨。沒有近代天皇制就沒有國家神道，國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國家權力的重要象徵之一，是高居於所有宗教和思想之上，而又缺乏教義的國家宗教。國家神道將傳統神道強行改造為天皇崇拜的一神教，對日本臣民實行精神愚民統治，從而把為天皇制國家獻身變為日本臣民的自覺，並最終將數以百萬計的臣民推入無休止的修羅場。可以說，近代以來表現為歇斯底里地對外侵略擴張的日本暴力民族主義是依賴以天皇為絕對信仰的國家神道這一精神興奮劑來實現的，這與傳統神道有「八百萬神」的泛神傳統背道而馳，根本違反了傳統神道精神，「成為了到那時為止不曾有過的神道」。[3]

  在伯理叩關引發的日本幕末政治風雲中，天皇是最大的贏家，正是由於幕末攘夷倒幕之風才使得被武家政權壓制，賦閒六百餘年的天皇再次泛出水面。根據儒家思想中的華夷之辨和大義名分之論，凸現出天皇的攘夷和倒幕功能，即華夷思想用於攘夷，大義名分用於倒幕。為進一步抬高天皇的地位，又找到了神道理論作依據。朝廷也看到了這千載難逢的翻身機遇，當時的孝明天皇，史無前例地參拜各地神宮，以祈禱攘夷成功。一些公卿、國學家、神道學家上下呼應，紛紛建議恢復朝廷中的神祇官制度。在這種形勢下，京都的神道活動迅速升溫，並波及各藩。無論是攘夷還是倒幕都打出了恢復天皇家正統統治的尊王旗號，終於通過1867年10月的「大政奉還」和同年12月的「王政復古」建立起明治政府，並於明治元年迅速發布了一系列樹立天皇權威的政令。

  明治元年（1868）3月13日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統治體制，恢復與太政官相併列的神祇官制度：「此番據神武（「記紀神話」所記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創業之基王政復古，諸事一新，恢復祭政一致之制度。首要乃於再興、組建神祇官，以逐次復興諸祭典。此旨布告五畿七道，復歸往古……普天下之諸神社神主、禰宜、祝、神部等，此後皆附屬於神祇官。舉凡官階等一切事務，均需向其請示勿誤。」[4]毋庸贅言，此布告的主旨在於復古，是在「諸事一新」旗號下名副其實的復古，它宣示了「普天之下諸神社」都要由新政府掌控。尤其是神祇官統一掌管伊勢神宮、出雲大社等直屬神社，邁出了神道國教化的重要一步。

  3月14日，睦仁天皇史無前例地率群臣祭告天地，宣示以「大振皇基」為最終目標的《五條誓文》。

  3月15日，太政官發布《五榜告示》，其中規定「嚴禁天主教」。

  3月17日，神祇事務局公布「神佛分離令」：「此番全國之大小神社需廢止神佛混淆之現狀，別當、社僧之輩，須還俗而為神主、社人，以侍奉神道。」[5]由此，由國家政令強制實現了經幾代復古神道學家們孜孜以求的「純潔神道」的夙願。

  同年10月，睦仁天皇參拜冰川神社，詔書曰：「崇神祇，重祭祀，乃皇國之大典，政教之基本。然自中世以降，政道漸衰，祀典不舉，遂致綱紀之不振，朕深慨之。今方更始之秋，新置東京，親臨視政，將先興祀典，張綱紀，以復祭政一致之道。」[6]這道詔書乃告慰中世以來飽受壓抑的歷代天皇，可謂是明確復辟天皇制統治的宣言書。可見，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迫不及待地確立天皇的權威，以復辟祭政一致的古代天皇制國體。

  明治政府為切實樹立天皇的權威，還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以國家權力推行的「大教宣布」運動，旨在恢復幕府統治以來被淡忘的天皇正統地位，其宣傳主題不過是確立天皇萬世一系的神格，灌輸神皇一體的皇國思想。1870年1月發布的「大教宣布」詔書中宣稱：「朕恭維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續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然中世以降，時有污隆，道有顯晦。茲者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為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7]這個詔書，宣布了要以國家的權力推行「大教」。之所以叫做大教，頗有玄機，在當時提到神道，一般是指經過融合的神道，因而有意迴避了神道這個用詞，以標榜專門以天皇為崇拜對象的新的神道體系。大教的另一個意義就是要把天皇崇拜的教義凌駕於所有宗教，包括各種教派神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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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3月專門設立了管轄全部神社和佛教各宗派以及民間宗教的教部省，並於翌年制定了《三條教則》：「應體現敬神愛國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8]之後，除專門宣傳國家神道的「教導職」之外，作為地方基層行政長官，如區長等都被利用為宣傳國家神道的宣傳員，甚至為增加宣傳力度，還利用了各表演藝術的藝人。為把皇室權威印在每一個日本人的心裡，1872年太政官公告將神話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為2月11日）定為「紀元節」，還有祭奠天照大神的元始祭（1月3日）等，由此進一步強化了天皇絕對權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

  通過上述法令和「大教」教化運動等步驟，將被重塑的天皇權威逐步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生活，可以說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制度上，國家神道已經初步形成。其後，「大教」雖然在自由民權運動的社會政治氛圍中有所淡化，但是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最終確認了作為國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無上的地位。其第一章明確載明：「大日本帝國乃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

  對於天皇絕對權威理念的來源，學者們歷來多有分歧，一種意見認為這是效仿奧匈帝國皇帝，從而使近代天皇成為西洋式專制君主，而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緣於「記紀」神話的傳統思想。實際上日本近代天皇制是二者兼而有之，奧匈皇帝的權力緣於君主政治體制，而明治天皇更依賴於傳統的萬世一系皇國觀念，因此不妨說近代天皇制是有形的歐洲專制君主制度與無形的日本皇國歷史觀念的結合。有關宗教的條款是建立在這種絕對主義天皇制基礎之上的。

  這部近代公布的憲法雖然不得不提到「信教自由」，但第二章第28條又規定：「限於日本臣民在不妨礙安寧秩序以及不違背作為臣民義務之情況下，有信教之自由。」旋即又有第31條的規定：「本章所列條規在戰時或國家事變的場合，不得妨礙天皇大權之施行。」[9]上述條文實際上賦予了天皇可以隨時取消信教自由的權力，為國家神道的一統天下提供了憲法級別的保障。此後所有宗教一步步受到限制，包括民間神道信仰最終都成為國家神道的「翼贊宗教」。

  在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當年，文部省發布的「使一般教育獨立於宗教之外」的訓令：「凡官立、公立學校及其學科課程，縱使在課程之外，亦不准進行宗教之教育或舉行宗教之儀式。」這條訓令似乎與大教宣布是矛盾的，其實這是明治政府一箭雙鵰之「妙策」。這時的明治政府不承認國家神道是宗教，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粉飾明治政府的進步性，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強制宣傳國家神道的同時，打擊學校教育中各種宗教勢力，以建立國家神道在國民精神中的一統天下。1890年作為規範全體日本臣民準則所頒布的《教育敕語》為此做了準確無誤的註腳：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爾臣民……一旦有緩急，則應義勇奉公，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斯道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應遵守。[10]

  《教育敕語》中所標榜的「我皇柤皇宗」意在確認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以來萬世一系的天皇正統。《教育敕語》是公認的日本近代「教育憲法」，其中所稱「國體之精華」就是以皇祖皇宗為肇始的神國、皇國觀念，因為天皇是神的後代，所以全體臣民不但要克己尊皇，還「應義勇奉公」（御用學者井上哲次郎明確將此解釋為「為國捐軀」）。如前所述，這種愚民教育是從小學開始的，在校師生每天課前都要一起誦讀《教育敕語》，並齊唱頌揚天皇千秋萬代的《君之代》，教室還必須懸掛天皇和皇后像。近代以來天皇制國家之所以能隨心所欲地把日本臣民投入戰場，就在於日本的學校教育把學生培養成毫無獨立人格、惟皇命是從、甘願「義勇奉公」的「機器人」。如果說國家神道有教典的話，那麼要求臣民滅己奉公的《教育敕語》就是最可怕的教典。這種絕對崇拜足以抵消文明開化時期宣傳的西方近代思想。

  如果說天皇的敕語還需保持含蓄和「矜持」的話，再看神祇院編制的《神社本義》：「大日本帝國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國，其神裔萬世一系之天皇，遵照皇祖之神敕，自悠久古代，永遠治理之。此乃萬邦無比之國體……歷代天皇均常與皇祖為一體。身為現世神而治理聖世……尊嚴無比之國體，肇之太古，通於無窮。施於中外而不悖者，惟神之大道也。」[11]像這樣直接把神話作為國家權力依據的近代國家，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日俄戰爭之後，為了對抗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思想惡化」的形勢，1908年10月又發布「戊申詔書」，鼓吹以皇室為中心，上下一體、忠實從業、勤儉治產，以發展國運。「戊申詔書」被下發到全日本的町村和學校，並進行「捧讀會」，為日俄戰爭後的國民「指明了道路」。作為配套措施，還對小學固定修身課教科書進行修訂，刪除了先前像「他人的自由」「社會進步」「競爭」「信用」「金錢」等各章，增加了「皇太神宮」「建國」「國體精華」「扶翼皇運」「忠孝一致」「皇祖皇宗之遺訓」等各章。[12]

  其實，所有國家神道的宣傳並沒有超出江戶時代復古神道的新鮮理論，無非是把「記紀」作為「神典」，宣傳天皇家族的正統神話。正是因為理論上的貧乏，才只能不厭其煩地重複子虛烏有的「國體精華」，將其注入日本臣民的血液之中，使這些神話成為「不容置疑的事實」，並變成臣民的「自覺」。這種皇國史觀的奴化教育，使日本再也沒有了江戶時代的和平與寧靜，等待日本民族的是近代以來無休止的真正修羅場。

  作為歷史常識，近代國家的重要特徵之一即是政教分離，而明治維新之後卻反而倒退到政教合一體制，僅此一點就足以令人質疑明治政府的進步性。

  作為國家神道的精神支撐，明治政府還建立了許多新神社，可大體分為四類：首先是供奉天皇家族的橿原神宮、明治神宮等；其次在全國各地修建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和遙拜殿；其三是以靖國神社為象徵的供奉為近代天皇制國家而戰死者的神社等；最後是供奉古代忠臣的神社，如供奉南北朝時代南朝忠臣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通過這些神社，不僅將天皇家族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把為天皇而死是至尊至上的理念傳達給全體日本臣民。其中的靖國神社是利用國家神道彰顯「為皇國捐軀」者的大本營，同時也是讓活著的人繼續「捐軀」的教育基地。

  早在1869年，東京就建立了招魂社，「祭奠自幕府末期以來死於內戰的『官軍』，也就是明治新政府軍3588名陣亡者」。[13]招魂社於1879年更名為靖國神社，之後凡是為天皇國家「義勇奉公」而死的「英靈」都被祭奉在這裡。靖國神社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國家的祭壇，享受與伊勢神宮同等的待遇，遂成為1945年戰敗為止天皇崇拜和軍國主義相結合的實體機構。在招魂社時期的1874年，明治天皇首次來此參拜，這是史無前例的，意味著對陣亡將士的破格待遇。1906年又規定軍人出征和凱旋時必須參拜靖國神社。作為「扭曲神社」的靖國神社成為激發「大和魂」的魔域和蠱惑對外侵略戰爭的暴力民族主義的心臟。

  1931年日本武力吞噬中國東北之後，國家神道更是惡性膨脹，肆意鼓吹神國必須武力統治世界的「大和夢」，並不斷將其變為戰爭暴力行動。有如日本學者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聖戰正當化占據了國家神道教義的中心……隨著大日本帝國走上侵略亞洲大陸，就發展成了所謂日本擁有征服、統治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神聖使命這種可怕的教義。」[14]政府還強行逼迫日本民眾參拜靖國神社。1932年5月，靖國神社舉行合祀「滿蒙和上海事變」陣亡將士的臨時大祭，東京各校學生前往參拜，鼓譟一時。當時有基督教會學校上智大學學生因宗教信仰而拒絕參拜，但文部省次官以「參拜神社是愛國心和忠誠心的表現，並非宗教行為」為理由，提出「不得以任何宗教信仰為理由而拒絕參拜」。

  1940年是所謂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祭，三天裡有125萬人參拜了「橿原神宮」，日本政府藉機將天皇崇拜推至頂峰，以支持「聖戰」。前述《神社本義》可謂詮釋了發動征服世界之「聖戰」的根據：「大日本帝國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國……歷代天皇均常與皇祖為一體，身為現世神而治理聖世……施於中外而不悖者。」而作為「施於中外而不悖」的原始依據，竟然是莫須有的神武天皇詔書中所說的「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15]。於是「八紘一宇」成為神國日本的「神聖抱負」，即不僅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更要由天皇代表神國日本來統治全世界。在軍國主義國家政權的惡性炒作之下，日本臣民也將此變為一種自覺，他們忍受著戰爭帶來的生活困苦和妻離子散的精神劇痛，前線士兵在這些痛苦之上，還要展現他們對敵的「勇敢」和慘絕人寰的殺戮。他們認為這是在建立皇國偉業中實現了自身的「價值」。這種末日景象足以證明日本臣民在精神和肉體上，完全成為國家神道驅使下的精神奴隸和戰爭暴力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