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走出日本

  從伯理來航到明治政府建立的幕末時期，幕府面對來自歐美的挑戰做出了積極的對應。幕府自1860—1867年僅8年時間裡，先後遣往歐美各國的使節團就達6次之多，派出總人數近300人[88]，走遍當時主要歐美國家。如此高密度、多目標地派出人員了解西洋的舉措，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因而產生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幕末開國之後，外有洋人壓力，內有「志士」發難，幕府焦頭爛額應接不暇，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嚴重的形勢下，出於民族生存的危機感和對歐美文明的歆慕之情，更是為設計變革社會的藍圖，幕府表現了積極進取的姿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其《激盪的百年史》開篇即云：「1860年，為了批准日美通商條約，日本使節乘美國軍艦渡美時，勝海舟等人乘二百五十噸的『咸臨丸』橫渡了太平洋……這件事，象徵著現代日本的序幕。」[89]

  幕末遣歐美使節團一覽[90]

  1860年遣美使團原定正使開明派幕臣岩瀨忠震曾明確表示：借交換條約批准書的機會，親自率有為之人才赴美，視察外國狀況，以促進我國之進步，老中堀井正睦也「頗以此議為是」。[91]雖然因政局變化，最後率團正使換成「溫厚長者而非良吏」的新見正興，但隨團成員中的訪美成果卻不可低估。當時各藩及有識之士都在關注組團信息，伺機隨團考察歐美國情，結果使團一行擴充到77人[92]，另有咸臨丸乘員96人，總計173人。隨團人員留下了大量介紹歐美國家的記錄。如「專攻聖道者」的玉蟲左太夫所作《航美日錄》八卷、洋洋20萬言，在全面介紹美國社會的同時，開始反省傳統文化之弱點，改變了此行之前以傳統的夷狄觀抵制歐美文化的思想，並主張為導入「彼之長處」應該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該書影響甚廣，現存抄本十餘種[93]。再如福田作太郎匯總的《英國探索》全面地介紹了所到六國的社會綜合情況，其中以英國最為詳細，是幕末影響最大的英國見聞錄。

  此外，歷次使團成員中有諸多重量級人物，諸如：福澤諭吉、大隈重信、澀澤榮一、西周、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福地源一郎、松木弘安（寺島宗則）等等。再有第三次遣法使節團雖沒有如期完成任務，但池田長發等人向幕府提出了向海外派遣公使、廣泛與各國締約、派遣留學生、允許日本人出國、與歐美各國互通信息等內容的建議書。[94]

  

  日本人出使西方並非始自幕末，早在戰國末期就曾有九州西南部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組織，傳教士范禮安帶隊的少年訪歐使節團（1582年出發，1590年回國），德川幕府初期又有仙台藩主伊達政宗派遣使節支倉常長出使歐洲（1613年出發，1620年歸國）。但是，代表國家出使西方則是從幕末開始的，其規模和影響也非前兩次可比，也為後來明治政府派遣岩倉使節團樹立了楷模。這些使節團最初的目的為外交談判、商業洽談和參加博覽會，但是親歷歐美的刺激令日本人頓開眼界。幕末訪歐美使節團的方式雖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但在日本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象徵意義是「古人、來者」無法替代的。

  自1861年始，幕府開始正式公開向歐洲派遣留學生，是遣唐使以來，又一次具有象徵意義的由國家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活動，顯示出日本國家找到了新的學習目標。1861年幕府計劃向美國派遣留學生，因美國南北戰爭爆發而改為在荷蘭實施該項計劃。1862年派往荷蘭學習海軍、政治、哲學、醫學的留學生有內田恆次郎、榎本武揚、田口俊平、澤太郎左衛門、津田真道、西周、赤松則良、伊東玄伯、林研海（後成為軍醫總監）等九名，另有造船和鍛造技工6人，合計15名[95]。同年一行抵達荷蘭，內田、榎本等到海軍部門學習，西周和津田到萊登大學學習荷蘭語、法理學、國際法、經濟、統計等學科。1865年向俄國派遣7名留學生。1866年派遣以中村正直、川路太郎為監督的外山正一、菊池大麓、林董等一行14人赴倫敦大學留學。1867年德川昭武（末代將軍德川慶喜的胞弟）參加法國萬國博覽會活動之後，滯留法國學習法國諸學術，澀澤榮一既是隨員之一。[96]

  各藩也紛紛鼓勵支持本藩人才出國留學。長洲藩僅1862年就資助伊藤博文、井上馨、野村彌吉、遠藤謹助、山尾庸三等五人到英國留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就在井上等人出發的前兩天，攘夷運動的急先鋒長洲藩炮擊了經過下關的美國船隻；半年前井上、伊藤、山尾三人與高杉晉作和久坂玄瑞等十名攘夷派同志還曾策劃實行了火燒英國公使館的行動。而井上等人正是在英國領事的熱心協助下，於橫濱若無其事地登上了出洋的英國船。薩摩藩1865年有寺島宗則、五代友厚等19人赴英留學，最小者年僅13歲。此外，還不乏其他個人偷渡出國者，如：後來創建同志社大學的安中藩的新島襄搭乘美國船隻出洋、岡山藩花房義質出洋週遊世界。出國求學或者考察西洋各國成為幕末日本人的強國夢。與明治時代相比，幕末留學人數並不為多，但是從上述名錄中不難發現，他們當中既有明治政府的高官，甚至總理大臣，也有明治時代的教育家、實業家、軍事家、學者等諸多領域的中堅人物。這批留學生為明治維新儲備了人的基礎，尤其是其中不乏由攘夷派轉而成為開國派，而極端者如從仇視「英夷」轉變為啟動鹿鳴館外交、醉心於西化的井上馨。這批留學生群或可為展現近代日本社會文化價值觀轉型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