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尊王攘夷

  顧名思義，尊王既是尊奉天皇，攘夷就是抵抗外敵侵攻以保持國家安定獨立。史學界都將尊王攘夷看作幕末日本的政治口號，其實它具有更長遠、更深刻的文化符號的意義，即把傳統君主的天皇作為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念，而文化認同的凝聚力往往要比政治口號更強烈、更持久。尊王攘夷本來是江戶時代水戶學派效法中國東周「尊王室攘夷狄」而提出的政治理念，1839年以水戶藩主德川齊昭的名義（實際由藤田東湖撰寫）發表的《弘道館記》中就提出尊王攘夷的概念。不過此處的「尊王攘夷」實際是用於褒揚德川家的政治功績，即尊奉朝廷排斥西方夷狄（天主教）而實現日本的和平，並認為這是幕府應該承擔的義務，是幕府將軍的使命。[97]然而，伯理叩開日本國門之後，尊王攘夷的政治含義不斷發生變化，它已不再是褒揚德川幕府，以至最終發展到推翻幕府還政於天皇的「尊王倒幕」運動。

  在幕末的日本，保存國家獨立成為時代的主題，而最簡單直接的途徑就是排除「西夷」的侵略，因而一時間尊王攘夷被看作是「先覺志士」的愛國之舉，而主張佐幕開港則被看作是賣國的反動勢力。更有視西洋為蠻夷者，如岩谷宕陰（1810—1867）甚至對西洋文字深惡痛絕，將其形容為：「犬齒蠕蟲」，「彎鉤似螳螂前臂，捺筆似蝸牛細痕。恰同枯骨，正似腐顱，實與死蛇干虺之腐體無異也。」[98]此時幕府雖然比尊王攘夷者更了解世界發展大勢，而且如前所述正在順應世界大勢為日本設計並實踐發展藍圖，但一時無法說服「尊攘志士」，逐漸失去集結全國人氣的能力。而當一些「尊攘志士」們擔當起國家責任的時候，他們開始了解世界，迅速採取了向歐美開國和親的主導思想。然而，幕府雖然遠見在先，但已經被天皇奪去了光環。這就是幕府倒台的「邏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看到幕府對外政策上的過失，反倒是「尊攘志士」們，使日本蒙受了本不應該蒙受的損失後，才開始理解開國之初幕府的苦衷和策略的正確性。

  1853年伯理率艦隊到浦賀遞交了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的國書，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向大名、旗本、御家人等廣泛徵求意見。阿部收到大名們反饋的意見書約60件，其中贊成開國的22件，雖然不滿於向列強屈服但主張避戰論的18件，主張堅持鎖國體制的19件。[99]很明顯堅持「鎖國」政策的意見僅占三分之一弱，幕府正是在這次民主決策後才於翌年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箱館兩港，並為美國船隻補給食品和燃料。此時，朝廷也贊同幕府的對美方針，並沒有提出異議，更沒有因此而出現公武之間的對立。幕府這種重視「公論」的態度不僅沒有消弱自身的權威，反而得到了輿論的支持。

  而後，依據《日美和親條約》，1856年美國駐日總領事哈里斯一到任就提出與日本締結通商條約。此時，恰值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消息傳到日本，幕府高層內部認為締結通商條約勢在必行，然而深感責任重大，於是繼任首席老中堀田正睦為得到朝廷敕許而前往京都，結果當時的孝明天皇沒有下達敕許，堀田無功而返。隨後，大老井伊直弼在未得到朝廷敕許的情況下，強行締結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由此，政治風波驟起。

  在尊王攘夷派看來，不經朝廷敕許締結條約有悖尊王理念，屈從美國要求而締約則違背攘夷精神。由此幕府將自己置於傳統政治文化理念的對立面，成為朝廷和尊攘派攻擊的對象。孝明天皇向水戶藩（尊攘理論的基地）發出密詔，表明不能接受幕府的做法，並詢問諸大名的「眾議」意向。按照以往的程序，天皇的意見必須知會幕府，再由幕府傳達給大名等，而孝明天皇直接與大名聯絡，在幕府看來這顯示出朝廷完全無視幕府態度。對此，井伊直弼反應激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安政大獄（安政五年1858年），株連公卿、大名、志士百餘名，誅戮「名士」如吉田松陰、橋本左內等。之後不久，井伊直弼又被誅殺，誅奸狀云：「大老井伊……忌憚公論正義……極致奸曲，豈天下之巨賊哉。」[100]由此事件，幕府開始放棄強硬政策，改為融合朝廷與大名的公武合體策略，以表明尊重公論眾議的立場。

  在這種情況下，各方都提出了「公議政體」的構想。幕府方面由大久保忠寬於1862年提出「公議所」的構想，即設立大公議會（國會）和小公議會（地方議會）的新的國家制度。如此迅速地接受並試圖實踐歐美議會政治的選擇，在非歐美國家中可謂首屈一指。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通過「大政奉還」結束德川幕府的統治，正是基於「廣盡天下之公議」[101]的精神。本來約定大政奉還後，在日本建立一種公議政體，德川氏也仍然有政治上的發言權。然而，《王政復古布告》卻竭盡全力樹立皇家的權威：「王政復古乃挽回國威之基本，自今廢絕攝關幕府等，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總理萬機。諸事基於神武始創之業，公武平民無別，竭盡至當之公議……務必以盡忠報國之誠意奉公。」[102]很明顯，這裡的「公議」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而「盡忠報國」的「奉公」才是皇家的立足點。「神武創始之業」豈能與「公義」共舞，這在日本近代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證明。薩長勢力也不滿足德川慶喜的態度，認為保留德川氏權利是不徹底的改革，並以此為由要以武裝徹底清除德川勢力，而建立更加獨裁的明治政府。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創立尊王攘夷史觀的本是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學統的水戶學，而德川慶喜就是水戶藩主德川齊昭第七子，倒幕派正是利用尊王口號將德川幕府趕下歷史舞台。

  從歷史過程看，「王政復古」實際上只不過是一次背信棄義、極不光彩的陰謀政變，明治政府比德川幕府更獨裁，並倒退到天皇制國家。從這個結果看，「王政復古」是封建的尊王思想戰勝了德川慶喜主張的公議政體，「尊王」成為近代日本刺眼的民族文化認同的符號。這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開國之後的歷史過程顯示，德川幕府竭盡全力適應新的國內外環境，尤其在與西洋交往和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方面大大超前於「幕末志士」

  們對外來文化的認識，為明治維新後更大規模地現代化事業打下了紮實的物質和文化基礎。甚至可以說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在幕府的施政中都已經出現，只不過明治政府將其明確化而已。怎奈「這些措施並沒有能夠起到強化幕府力量的作用，這是因為唱反調、拖後腿的人太多了」。[103]國內各方勢力頻頻發難，嚴重擾亂了幕府的整體政策規劃，再加幕府政治等諸體制老化，最終不堪重負退出歷史舞台。傳統觀點認為，正是因為推翻幕府統治，才為日本現代化掃除了障礙，才得以實現明治維新。然而歷史事實告訴人們，幕府非但不是阻撓現代化的絆腳石，而且在自己退出歷史舞台之前，針對西洋勢力進逼日本所施行的諸多內外對策，正是明治時代文明開化的雛形，為明治維新繪製了社會轉型的路徑。

  本書首發𝔟𝔞𝔫𝔵𝔦𝔞𝔟𝔞.𝔠𝔬𝔪,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在與西方關係不斷變化而影響國內政局的過程中，「攘夷」的口號不斷變化為「倒幕」「開國」「開化」等等。然而與幕末洋學的方向南轅北轍的尊王意識卻保留下來，漸次演變為皇國史觀等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論支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始終沒有受到過真正意義上的挑戰。尊王意識成為近代日本文化的一條至關重要的主線，以至於主宰了近代日本發展的方向，它既給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帶來了驕人的成果，也是最終戰敗的禍根。正所謂成也尊王敗也尊王。

  （本章第一節原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第二節原載《世界歷史》2006年第2期，第三節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譯與日本的近代》，岩波書店1998年，第7頁（丸山真男語）。

  [2] 高柳光壽、竹內理三編：《日本史詞典》角川第二版，角川書店1989年。

  [3] 今井正譯：《日本志——日本的歷史與紀行》，霞關出版1972年，第466頁。

  [4] 據筆者所知有：松平定信批註本（松平氏家藏）、色河三中舊藏本（靜嘉堂文庫藏）、鹽田氏舊藏本（靜嘉堂文庫藏）、芳野金陵氏批註本（芳野氏家藏）等。

  [5] 高野長英：《戊戌夢物語》，載《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

  [6] 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之上卷《鎖國篇》，民友社1924年，第5—6頁。

  [7] 和辻哲郎：《鎖國——日本的悲劇》，岩波書店1991年，第14頁。

  [8] 和辻哲郎：《鎖國——日本的悲劇》，第14頁。

  [9] 山口啟二：《鎖國與開國》，岩波書店1993年，第41頁。

  [10] 參閱荒野泰典：《近世日本與東亞》，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序。該書第一部之第一、二章有詳細論述。

  [11] 筆者沒有使用「鎖國令」，因為人們經常說的「鎖國令」一詞，實際上作為幕府政令的名稱，根本就不曾存在過。

  [12] 石井良助校訂：《德川禁令考》，創文社1981年，第375—379頁。

  [13] 高瀨弘一郎：《切支丹的世紀》，岩波書店1993年，第77頁。

  [14] 村上直次郎譯：《長崎荷蘭商館日記》第一輯，岩波書店1980年，第183—185頁。

  [15] 日蘭學會、法政蘭學研究會編：《荷蘭風說書集成》上下卷，吉川弘文館1977年。

  [16] 渡邊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學史》上，恆星社厚生閣1986年，序言。

  [17] 家永三郎：《檢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書房1980年，第161頁。

  [18] 青木歲幸：《在村蘭學的研究》，思文閣1998年，第70—71頁。

  [19] 穗亭主人：《西洋學家譯述目錄》，載國書刊行會編：《文明源流從書》第三，名著刊行會1969年，第465—481頁。

  [20]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第463—476頁。

  [21] 別所興一：《渡邊華山——故鄉與世界的視野》，株式會社阿魯姆2004年，第78頁。

  [22] 祥見佐藤昌介：《渡邊華山》，吉川弘文館1993年，第48—78頁。

  [23] 高野長英：《鳥之鳴音》，載《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179頁。

  [24]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157—158頁。

  [25] 三河地區只有田原藩面臨太平洋，因而該藩為三河地區海防的唯一據點。

  [26] 三宅友信記：《華山先生略傳》，載鈴木清節編纂：《華山全集》第一卷，華山會1938年，第320頁。

  [27] 贈從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筆：《蘭書目錄·兵書之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28] 參閱日蘭學會、法政蘭學研究會編：《荷蘭風說書集成上卷》，吉川弘文館1977年，第56—68頁。

  [29] 參閱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176—197頁。

  [30] 三宅友信記：《華山先生略傳》，載鈴木清節編纂：《華山全集》第一卷，第320頁。

  [32] 江川英龍（1801—1855），時任伊豆、相模、甲斐等五國代官（幕府直轄地的地方長官），通過與渡邊華山的交往，學得有關西洋知識及西洋軍事知識，尊華山為師，是主張學習西方並積極實踐的開明官吏。1839年3月江川英龍視察江戶灣沿海的防衛設施後，計劃在向幕府進呈視察復命書時添加一些有關西洋情況的背景資料，並將此事委託給渡邊華山。華山的這些著述對江川英龍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3] 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90頁。

  [34] 渡邊華山：《慎機論》，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38頁。

  [35] 渡邊華山：《初稿西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102—103頁。

  [36]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59頁。

  [37] 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85頁。

  [38]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59—60頁。

  [39] 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88頁。

  [40] 渡邊華山：《初稿西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103頁。

  [41]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63頁。

  [42]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60頁。

  [46] 渡邊華山：《退役願書稿》，載鈴木清節編纂：《華山全集》第一卷，236頁。

  [47]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63頁。

  [48] 渡邊華山：《慎機論》，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40頁。

  [49] 渡邊華山：《諸國建地草圖》，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52頁。

  [50] 渡邊華山：《慎機論》，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40頁。

  [51]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65頁。

  [52] 渡邊華山：《遺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148頁。

  [53] 黃眉山人渡邊知三郎：《渡邊華山忠孝血淚譚·序》，東洋堂支店1892年。

  [54] 藤田茂吉：《文明東漸史》，載《明治史論集》1，築摩書房1983年，第257頁。

  [55] 參閱芳賀徹：《渡邊華山——悠然的旅人》，朝日新聞社1986年，第222—227頁。

  [56] 佐藤昌介：《渡邊華山的洋學研究與蠻社之獄》，載東北大學文學會：《文化》第18卷第1號， 1954年。

  [57] 鈴木清節編纂：《華山全集》第一卷，第1頁。

  [58] 芳賀徹：《渡邊華山——悠然的旅人》，第203頁。

  [59] 笹川臨風：《渡邊華山》，高陽書院1940年，第105頁。

  [60] 祥見岩下哲典：《江戶的拿破崙傳說》，中央公論社1999年。

  [61] 勘定所為幕府三大中央機構之一，負責租稅徵收、幕府財政運營、訴訟等，長官稱勘定奉行，勘定吟味役是僅次於勘定奉行的官職。

  [62] 別所興一：《渡邊華山的亞洲認識與西洋認識》，載片桐一男編：《日蘭交流史中的人、物、情報》，思文閣2002年，第406頁。

  [63] 《省諐錄》，載《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413頁。

  [64]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載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第65頁。

  [65] 渡邊華山：《和蘭陀風說書》，載鈴木清節編纂：《華山全集》第一卷，第47頁。

  [66] 福澤諭吉：《通俗國權論》，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四卷，岩波書店1964年，第108頁。

  [67] 《海舟全集》第六卷，改造社1928年，第2頁。

  [68] 佐藤昌介：《國際環境與洋學的軍事科學化》，載中山茂編：《幕末的洋學》，密涅瓦書房1984年，第38頁。

  [69] 沼田次郎：《洋學傳來的歷史》，至文堂1960年，第171頁。

  [70] 1863年改稱開成所，1868年改稱開成學校，1869年稱大學南校，後與大學東校合併為東京大學。

  [71] 沼田次郎：《洋學傳來的歷史》，第162頁。

  [72] 緒方富雄監修：《蘭學資料研究·附卷》，龍溪書舍1987年，第28頁。

  [73] 參閱萬峰：《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頁。

  [74] 大橋周治：《制鐵》，載中山茂編：《幕末的洋學》，第129頁。

  [75] 李克特著，顧昕、張小天譯：《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三聯書店1989年，第28頁。

  [76] 佐久間象山：《致梁川星岩書》，載《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80年。

  [77] 佐久間象山：《關于波留麻出版致藩主之上書》，載《日本思想大系55》。

  [78] 佐久間象山：《省諐錄》，載《日本思想大系55》。這裡的藝術指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等實用文化。

  [79] 參閱王家驊：《日中儒學的比較》，日本六興出版社1988年，第271頁。

  [80] 佐久間象山：《省諐錄》，載《日本思想大系55》。

  [81] 橫井小楠：《國是三論》，載《日本思想大系55》。

  [82] 橫井小楠：《國是三論》，載《日本思想大系55》。

  [83] 加藤弘之：《鄰草》，載《日本的名著34》，中央公論社1988年。

  [84]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編、馬采譯：《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2頁。

  [85] 參閱第三章第二節之「主要蘭學塾塾生分布表」。

  [86] 參閱伴忠康：《圍繞適塾的人們》，創元社1988年，第88—116頁。

  [87] 參閱第九章第四節之「著名蘭學塾一覽表」。

  [88] 參閱沼田次郎編集：《日本與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349—350頁。

  [89] 吉田茂：《激盪的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3頁。

  [90] 參閱郭麗：《幕末日本遣使歐美始末》，載《日本研究論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91] 福地源一郎：《懷往事談》，載《日本思想大系66》，岩波書店1978年，第601頁。

  [92] 玉蟲左太夫：《航美日錄》第一卷，載《日本思想大系66》。名單見該書第224—227頁。

  [93] 參閱沼田次郎：《玉蟲左太夫と航美日錄》，載《日本思想大系66》。

  [94] 參閱郭麗：《幕末日本遣使歐美始末》，載《日本研究論集2006》。

  [95] 沼田次郎編集：《日本與西洋》，第355—356頁。

  [96] 參閱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151—152頁。

  [97] 參閱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岩波書店2000年，第204—205頁。

  [98] 康拉德·希諾考爾等著、袁德良譯：《日本文明史》第二版，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64頁。

  [99]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第206頁。

  [100]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第208頁。

  [101] 《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上表》，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4》，岩波書店1997年，第78頁。

  [102] 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4》，第79頁。

  [103] 康拉德·西諾考爾等著、袁德良譯：《日本文明史》第二版，第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