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文化小議

  江戶文化的輪廓向人們展現了多彩而紮實的進步，不能因為它發生在封建時代就否定其歷史意義。江戶文化告訴人們，封建時代照樣可以創造燦爛的文化，而近代文化也並不是對前近代的全盤否定。有學者指出：明治維新前後，在引入西洋文明這一點上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社會實際組織，特別是農村的組織毫無變化……只是過去的「名主」「莊屋」等名稱改成了「戶長」村長而已。其實，武家和公家的權利並沒有被打倒，而是繼續參與了明治政府當中，也正因如此明治政府才避免了社會的流血動盪而較迅速地奔向近代，可見近世與近代其實是一個連續的時代。[1]

  盤點本書所論江戶文化會得出同樣的「連續論」的結論。明治文化的方向其實在江戶時代，尤其是幕末開國時期就已經確定了，明治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重申幕府的諸多內外政策並繼續推進之。宏觀巨視而言，近代日本文化的基因業已在江戶時代形成，這可以與「四條根脈」相關聯繫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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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迄今人們所知的標誌性的日本傳統文化在江戶時代得以最後形成和完善。伴隨著幕府的文教政策、還有町人階層的興起和農村商品化的發展，作為庶民教育機構的寺子屋顯著增加，教師一般多是武士、神官、僧侶、醫生等，學生也多是庶民子弟。寺子屋一般以讀寫為主，商業發達地區還有珠算課。通常的寺子屋有學生20—30人，規模較大的有100多人，全日本的寺子屋約有一萬多所，而且普及到農村[2]。由於教育的普及，江戶時代尤其是元祿時代以後，文化知識甚至學問逐趨走向庶民化。庶民文化的發達是江戶文化的重要特徵，庶民文化修養的提高，才是江戶文化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所謂江戶時代日本文化的爛熟，也主要指庶民文化。除本書所述的諸多文化形式加強了日本人的本土文化意識之外，延續到今天的日本人生活文化也大多形成於江戶時代。比如遍及世界的日本壽司，雖然起源較早，但像現在夾生魚片的壽司形式則是江戶時代才出現的。現在的日本還可以看到「江戶前」（江戶風味）的招牌。此外，現今日本料理中的主角燒烤、「天麩羅」（一種油炸料理）等也是產生於江戶時代，甚至一日三餐的飲食習慣也是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在江戶時代定型的。

  可以說傳統文化，尤其是庶民文化的出現，是江戶文化的一個耀眼的亮點。這是日本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變化時期，雖然上層文化對民間發揮著制約和教化作用，但隨著庶民社會的逐步形成，他們很自然地形成了符合自己生活實際的新文化，而這種庶民文化似乎也並沒有對統治者的文化理念產生威脅。庶民內部的文化認同，是近代以來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一個民族的文化真正成熟的標誌應該是以庶民文化為基座的。

  第二，外來文化仍不間斷、規模化地傳入日本。毋庸贅言，脫離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那麼敘述日本文化史的篇幅就會大大縮減。

  其次是西洋文化開始植入日本文化之中，這裡再提示一下西洋文化在江戶時代的規模。蘭學不僅研究範圍涉及諸多科學技術和社會思想領域，而且頗具規模。如前所述，僅分布在江戶等地區的著名蘭學塾既有34所，累計在學人數將近9000餘人。此外，在全日本二百多所藩校中，有77所藩校開設了天文、地理、化學、物理、數學等蘭學課程。[6]由這些數字可知，蘭學學者不僅人數眾多，而且還造就了一個以蘭學為專門職業的社會群體，並形成了普及蘭學的網絡。蘭學通過蘭學家之間跨地區的交流和蘭學教育活動，廣泛地輻射到日本各地，傳遞給日本社會最基層。由於西洋文化的傳入，迄今為止的日本傳統與中國文化的二元文化遞進到日、中、西三元文化階段。近代日本文化所面臨的課題只是沿著哪條文化路徑發展和拓展的問題了。

  第三，外來文化的日本化。關於這一點從已經講述過的內容可以得到證實。在野儒家各派將朱子學的「理」變為事物原理的「理為器用」的改造，《大日本史》將中國的大義名分改造為對日本天皇權威的文化認同等等。再看虔誠的朱子學家山崎暗齋的一番「孔孟論」尤其彰顯出儒家文化日本化的實用主義。山崎「曾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我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若逢此厄，則我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7]上述江戶儒學的狀況，明確地告訴人們日本的儒學不等同中國儒學，日本的儒學家更不同於中國的儒學家。再有「翻案小說」的「華為和用」，甚至國學的發生也是受到了古學派復古思想的啟示。國學還直接抄襲中國的華夷之辯，生成日本型的華夷秩序觀，即由日本統治東亞以至於世界，這種理論就像「翻案小說」，可謂「華夷翻案」。總之，各種類型的通過改造外來文化而為日本所用的史例俯拾皆是，此不贅述。但有一點應該引起重視，那就是日本人不僅止於將中國文化日本化的作業，而是在實際運用中顯示出明顯的「去中國文化」的趨向，國學家的復古神道理論可謂典型，這種趨向為明治時代攝取文化方向的轉換埋下了伏筆。

  第四，三元思想體系的形成。與上述三元文化並存相聯繫，形成了三大學問板塊，即作為中國文化代表的儒學、反映日本民族意識的國學、研究西洋事物的蘭學。這種三學並立的局面也是江戶時代形成的，它們在闡釋著各自的文化內涵，為明治維新後提供了備選的文化甚至是意識形態。三元文化因素，或單一或組合到諸多日本文化現象之中，這實在是唯獨日本文化才具有的奇異現象。正如日本學者所言：「我國的近世歷史具有一大特色，即消化古代以來從外國吸收的各種文化為己物，從而創造出日本獨自的文化。這個特色在學問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8]通過對三元文化線索的分析，可以有助於深入解構諸多日本文化現象。

  江戶時代文化發展變化之突出、文化因素之豐富且複雜，超出了此前日本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通觀江戶文化史，呈現出豐富多彩而又多元的趨勢：文化的更新與復古同在、文化的融合與純化並存，官學與私學的爭鋒、精英文化與庶民文化的同行等等，是為日本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文化大洗牌。而這許多因素作為雙刃劍被帶入了明治時代，發揮著重要的歷史作用。諸如：具有「脫封建文化」因素的蘭學和由國學衍生而來的復古神道都在為明治文化導航，前者把日本帶入當時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行列，而後者唯我獨尊的狹隘又將日本拋入戰爭的深淵。毋庸贅言，江戶文化的餘韻在正負兩個方向上都是通向近代日本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化橋段。江戶文化是名副其實的日本近代文化前史，其意義絕不可小覷。

  （本篇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參閱尾藤正英：《江戶時代是什麼》，岩波書店1997年，第13—17頁。

  [2] 參閱高柳光壽、竹內理三編：《日本史辭典》第二版，角川書店1989年，第656頁。

  [3] 即興福寺（南京寺）、福濟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

  [4] 詳見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中日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83—708頁。

  [5] 詳見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中日文化交流史》，第698—701頁。

  [6] 參閱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綜合研究》，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274—291頁。

  [7] 《先哲叢談》卷之3，山崎暗齋十三條（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

  [8] 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與史學》，至文堂1978年，第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