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涉政洋學

  幕末洋學思想家們主張仿效西方政治的思想，對開國維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果說蘭學使日本人朦朧地認識到西方國家社會原理之先進，那麼幕末洋學則逐漸萌生出通過學習這些原理把日本改造成為世界強國的信念。在幕末洋學思想家中，佐久間象山和橫井小楠堪稱雙璧。

  佐久間象山（1811—1864）認為，僅依靠和、漢兩家傳統學問，已經不能適應時事的變化，因而極力推崇西洋學術。他指出：「全世界之形勢，自哥倫布以窮理之力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提出地動說，牛頓闡明重力引力之實理等三大發現以來，萬般學術皆得其根底，毫無虛誕之處，盡皆踏踏實實。」因而「方今之世，僅以和漢之學識，遠為不足，非有總括五大洲之經綸不可。」[76]佐久間象山還注意到俄國通過彼得大帝的改革，將「愚頑之貧國」建設成為「不在他國之下」之強國的楷模，同時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蔑視「夷狄蠻貊」，「不知通達時變」[77]。這正反兩個例子正是佐久間象山積極開國論的依據，並把「東洋道德，西洋藝術」[78]融合東西文化的原則作為開國指導思想。佐久間象山試圖將日本的道德倫理與「古聖賢未識」之「西洋藝術」融於一體，用西洋之長，補東洋之短，並以此來回應來自西方的歷史性挑戰。佐久間象山雖仍視朱子學為「聖學」，但他又把西方人的窮理之術與朱子學的「格物致知」等同看待[79]，並進一步認為西方科學的「詳證術，萬學之基本也」[80]。換言之，他是從朱子學中「理」的高度承認了西方科學的先進性。

  橫井小楠（1809—1869）也是一位學貫東西的幕末社會政治活動家，主張採用西方文明和開國主義，肯定歐美國家的社會政治原理。橫井小楠已經認識到：「美利堅華盛頓以來立三大規模，一曰因天地間慘毒莫過於殺戮，固順天意以息宇內戰爭為務；一曰取智識於世界各國，以裨益政教為務；一曰全國大總統之權柄讓賢不傳子，廢君臣之義，盡以公共和平為務。」[81]他還大膽地褒揚英國的議會制度說：「在英吉利，政體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無論大小，必悉議於民，隨其所便，不強其不悅。」[82]橫井小楠是通過「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等儒家思想來解釋西歐各國政治制度的。他之所以崇仰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因為它們符合古代中國的「三代之教」。但是，這絕不意味復古，而是在儒家的社會思想中注入了西洋近代社會政治理念。橫井小楠不僅極力讚美歐美的政治制度，而且力圖在日本付諸實踐，提出了「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的「日本國中共和一致」的設想。

  在力圖通過對儒學進行再解釋而使西方文化日本化這一點上，橫井與佐久間作了同樣的嘗試，但佐久間是取儒學中「格物致知」之「理」，稱道西洋技術，而橫井則是以儒家政教之「道」為媒介讚譽西方政治。顯然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層次上，橫井比佐久間前進了一大步。學者們可以羅列出佐久間和橫井思想中的諸多局限，但他們使西方文化日本化的努力，已將洋學升華為改造日本的指導思想。尤其是橫井開始承認西方政治制度的優越，不但加強了洋學對封建幕府的衝擊力，也遠遠進步於明治維新後建立的近代天皇專制政權。橫井小楠不愧為近代日本的先覺之士，其政治思想已經延伸到對近代天皇專制的批判。

  加藤弘之（1836—1916）依據西方政治理念撰著《鄰草》，更加系統地介紹了當時世界上的四種政體，即君主握權（君主專制）、上下分權（君主立憲）、貴族專權（貴族政治）、萬民同權（共和制），並認為，萬民同權和上下分權為「公明正大」。加藤弘之將政體看作是國家之「大本」：「船炮之製造，武技之操練等，僅為武備之外形」，「若不先求其精神，則外形一無益處」，並明確主張「於今速速改行上下分權之政體，以興善政。」[83]加藤弘之完全衝破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框架，擺脫了佐久間象山和橫井小楠以儒入洋的思考方法。

  西周、津田真道對西方法學等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是日本人理解西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環節。他們在蕃書調所涉獵了西方有關哲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書籍，對西方的「公明正大之論」頗為欽佩。在荷蘭留學的3年中，他們苦心研習了法理、國際公法、經濟、統計等諸學科，歸國後開設了社會科學課程，使開成所成為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西周又於京都開辦私塾「育英社」，講授西方哲學，並譯定了許多術語，「哲學」一詞就是他首先使用的。西周給哲學的定位是：「因為哲學乃是科學的科學，所以哲學應該是諸學之上之學，故哲學乃統轄諸學之學。」[84]西周從哲學的高度承認了西方文化總體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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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社會對洋學的需求也刺激了民間洋學教育的擴展，在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民間洋學塾當屬伊東玄朴和緒方洪庵分別於江戶和大坂開設的象先堂和適塾，前者有塾生403名，後者則為636名[85]。兩學塾在學人數最多的年份是1853—1855年間，即因伯理叩關而使日本民族危機到達頂點的時期。由此也可以察知塾生們的應時傾向。兩大學塾培養出諸多具有西方科學和思想素養的醫學家、軍事家、自然科學家和啟蒙思想家以及社會實踐家，從中湧現出大批幕末維新時期的風雲人物。其中象先堂出身的有日本近代法學創始人津田真道，明治政府外務卿寺島宗則，日本海軍創始人之一的肥田濱五郎，明六社成員神田孝平，歷任明治政府大藏卿、樞密院顧問官、農商大臣的佐野常民（先後學於適塾和象先堂）等。適塾則造就了幕末志士橋本左內，長崎醫學校校長、明治政府衛生局局長長與專齋，日本陸軍創始人、明治政府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陸軍西化指導者大鳥圭介，明六社成員福澤諭吉、杉亨二、箕作秋坪等。[86]再如福澤諭吉於1858年創辦蘭學所，學習方式仿照象先堂，翌年開始向英學教育轉變，1868年（慶應四年）仿照歐美私立自治體制，改蘭學所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日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崇尚歐美大學的教育理念，倡導科學主義和獨立自尊原則，也為日本社會各界輸送了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各類人才。上述之外，尚有大批蘭學家成為幕府洋學機構蕃書調所和各藩洋學設施中的教授和主導人物，江戶時代培養的逾萬人[87]的蘭學人才是明治時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