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開國與幕末洋學風潮 1.洋學突起

  列強不斷叩關和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消息傳來，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精通西洋軍事科學的兵學家高島秋帆立即作出反應，他在給幕府的上書中強調指出：「清國失敗皆因炮術未熟，故需強化採用西洋炮術之武備。」[67]面對「西力東漸」困擾的幕府起用高島秋帆，著手研究西式軍事改革，並向諸藩發布強化海防令，獎勵採用西洋炮術。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伯里以軍艦為後盾前來叩關，使幕府親身領教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敵「蠻夷」。在日本面臨重大民族危機的關頭，作為幕府官學象徵的大學頭林煒在對美談判中無所適從，最終暴露了儒學的不合時宜。由此促使幕府下決心全力扶植以西方近代軍事科學及相關學科為主要內容的洋學。諸藩也紛紛招聘蘭學家從事蘭書翻譯及兵制、裝備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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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形勢的需要，蘭學熱潮迅速升溫，並過渡到研究西方軍事科學、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的幕末洋學階段。從幕末洋學知識的來源上說，也逐漸由荷蘭語書籍擴及到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的著述。重視社會實踐是幕末洋學的重要特徵。如果說此前的蘭學是通過荷蘭語學習西方學問的活動，那麼幕末洋學則是將西方科學、學術廣泛地應用於實踐的社會運動。

  國門前游弋的「黑船」迫使幕府首先要謀求軍事的現代化。1855年，幕府邀請以佩爾斯為首的荷蘭官兵來日本開辦海軍講習所，學員由幕府和各藩指派，總計129人。講習內容包括：數學、測量學、機械學、造船航海技術、炮術、地理、歷史以及實際應用演習，一直延續到1859年。以勝海舟為首的幕府海軍中堅集團以及後來仕於明治政府的榎本武揚等眾多海軍軍人，都是該講習所的畢業生。通過學習，學員們掌握了當時最新的海軍知識和技術，開始了建立於基礎科學之上的近代軍事理論和應用技術的研究工作。一時間，軍事科學成為洋學中的主流。1854—1868年，僅有關軍事科學的譯著，即達262種[68]，為日本建立西式海軍奠定了基礎。

  1857年9月，幕府通過荷蘭政府聘請荷蘭軍醫鮑姆培（Pompe）來日本開辦西方醫學講習班，至1862年共培養了來自日本各地的學員130餘人。鮑姆培講習班開設了包括物理、化學、解剖、人體組織、生理、病理、內科、外科、眼科、藥劑等基礎課程，並自成體系。在鮑姆培的建議下，幕府於1861年在長崎建立了日本第一所西式近代醫院。不久，又設立了西洋醫學所，在講授醫學基礎理論的同時，進行詳細的臨床指導，使西洋醫學在日本真正進入了正規的臨床實用階段。1862年，作為一代名醫的鮑杜因（Bauduin）接替鮑姆培，深受日本醫學界崇敬，「海內學者千里負笈受教其門，學以成名者甚多，邦內洋方為之一新」。[69]日本陸軍軍醫部門創始人松本良順、橋本綱常、東京大學醫學家司馬凌海、明治政府首任衛生局局長長與專齋等明治醫學界的著名人物皆曾在此就學，講習班及長崎醫院的作用似無需再做說明了。

  幕府出於軍事、外交上的需要，聘用箕作阮甫等著名蘭學家於1857年建立了綜合系統研習洋學的機構「蕃書調所」[70]。蕃書調所開設的科目有地理學、天文學、究理學（物理學）、數學、物產學、器械學、畫學（測量學）等。蕃書調所開設之初，即招收學員350名，至1866年在開成所擔任教授的一流蘭學家計有31人[71]，後來的明六社成員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皆在其中。改稱開成所後，又設荷蘭學、英吉利學、法蘭西學、德意志學、魯西亞學（上述以國名命名的學科實際上是學習這些國家的語言）等。對各國語言的學習，使日本掌握了求知識於世界的工具。自蕃書調所成立以來，培養出大批實用人才，擺脫了長期以來蘭學以翻譯為主的局面。西周和津田真道等人留學歸國後，又開設了社會人文各科。開成所還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洋書收藏中心，僅1953年在東京上野圖書館發現的蓋有蕃書調所——開成所等印記的洋書即達3500冊[72]，在當時可謂洋洋大觀。由上述可見，蕃書調所——開成所已經具備了近代綜合學府的雛形，成為近代日本的人才搖籃。

  幕府在啟用國內洋學家創立洋學基地的同時，還直接請進大批歐美專家，以滿足各技術領域的實際需求。自1855年開辦海軍講習所到明治政府誕生的1868年，包括各藩延聘的外國專家在內共達212人，涉及軍事、外交、語言、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幕府還積極將日本人送到歐美，實地考察並攝取西方文明成果（詳見後述）。幕府通過上述知識、技術、人才的積累，於1853—1867年陸續興建了擁有近代設備的江戶大筒鑄立場（鑄炮場）、浦賀造船所、石川島造船所、關口大炮製作所和江戶瀧野川火藥製造所等重工業基地[73]。

  在幕府扶植、利用洋學政策的刺激下，不少強藩也紛紛效法幕府，作為藩政改革的重要一環而普遍致力於整備洋學設施。他們招聘洋學家開辦洋學教育機構，並著手創辦近代工業，其中薩摩藩表現得尤為突出。薩摩藩在「蘭癖」藩主島津重豪（1745—1833）時代就十分重視蘭學，到天保改革（1830—1843）時期開始採用西式兵學，製造大炮和火藥，設置炮台，使西洋軍事技術得到應用。島津齊彬（1809—1858）繼任藩主後，更熱心於搜集洋書，並先後聘用伊東玄朴、坪井信道、箕作阮甫等當時一流洋學家翻譯西方書籍，甚至庇護被幕府通緝的超一流蘭學家高野長英，使其完成了《三兵答古知幾》的翻譯。1853年，薩摩藩建成反射爐，並興建了西式的刀劍、農具、砂糖、制陶工廠，於1855年製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同時還從外國購入許多船隻，用於軍事或貿易，使自己的船舶保有量居群藩之首。1857年，將藩內所有西式設施總稱為「集成館」，開始研製瓦斯燈、電機電信等近代工業製品，更於1867年建成日本第一家洋式紡織廠——鹿兒島紡織所。該藩還指派一批藩士赴長崎海軍傳習所學習，並於1864年創辦了傳授陸海軍各科技術的藩立開成所，藩內洋學家輩出。從上述舉措可見，薩摩藩已經在實行「富國強兵」和「殖產興業」的政策。

  其他各雄藩的具體發展情況雖不盡相同，但大抵貫徹了同一宗旨。從洋學教育看，日本全國共有77所藩校開設了洋學課程。從工業設施看，各藩建造反射爐總數達28座，鑄炮約360餘門[74]。由此也可窺見明治維新前日本引進西方近代工業規模之一斑。幕府和各藩依靠洋學家開辦的洋學教育機構和近代工業，在人才和物質上為明治維新後大規模移植資本主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個比較強調科學技術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正在急劇變化的社會，這種變化無疑對社會所有的建制都有影響。」[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