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歷史影響與啟示

  針對馬禮遜號事件，渡邊華山、高野長英分別撰寫《慎機論》和《夢物語》，闡述了世界發展大勢，並論證了幕府「異國船驅逐令」的失當。而幕府認為它們是「讚美異國，誹謗我國之邪書」，並因此拘捕了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等多名蠻社成員，史稱蠻社之獄。其時，小關三英曾因華山之請翻譯了幕府嚴禁的基督教類書籍《耶穌傳》，自認難逃大獄而「畏罪自殺」。1840年，幕府以「處士妄評政治、動搖民心」等罪名，判渡邊華山蟄居原籍、高野長英終身監禁。之後，華山於1841年自殺，長英雖曾一度脫獄毀容，但終在與幕府捕吏的搏鬥中悲壯身亡。渡邊華山雖然「遠見於未萌」，然而「天下治平之時，突然言未萌遠大之事，人以為狂為痴。不特為狂痴，且獲罪其身。悲夫」。[53]這段議論充分說明了華山思想得不到主流社會理解的超前性質。

  蠻社之獄雖然使「文明之新論罹入野蠻之法網」[54]，然而個人的悲劇命運並沒能泯沒華山的信念。華山自殺前不久以繪畫作品《千山萬水圖》展現了面對太平洋的日本列島的東岸，預示著列強虎視日本的國際形勢，顯示出華山時刻牽掛著日本列島的危機。[55]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留下的「數年後為之一變」的遺言，則充分顯示了華山對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的超前的洞察力。1840年開始的鴉片戰爭（華山因蟄居不知情）已經使中國遭受「膻腥之徒」的凌辱，日本也成為列強唯一的「途上之遺肉」，而「餓虎渴狼」之列強又豈能棄之不顧？直至伯理叩關，華山的警世之言完全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而日本對待列強的態度也「為之一變」。渡邊華山準確地把握了歷史的節奏。

  

  雖然「就華山一般施政而言，幾乎找不到直接將洋學知識付諸實踐的證跡」[56]，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否定華山蘭學的實學性質以及歷史影響。華山蘭學的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統治者說明世界曠古未有之大變局和隨變局而即將到來的民族危機，並提出了「防微杜漸」「因時變法」的對應原則。可以說，歷史要求渡邊華山以思想家的眼光來分析西洋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根本上為日本應對西洋的衝擊尋求理性的出路。正如《華山全集》發行者所言：「於鎖國苟安時代，審視世界大勢，懷抱開國之大主張，驚醒多年長夢者，實為我渡邊華山先生。其《西洋事情》《舌或問》《慎機論》先於維新更革三十年，且時局之推移無出先生所論之外……其卓見明識超越一世……乃我開國史上之第一人。」[57]此言絕非溢美之詞。

  回溯渡邊華山以前的日本蘭學史，總體看來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西洋的自然科學。其間雖有工藤平助的《赤蝦夷風說考》、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和《海國兵談》、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語》和《經世秘策》等經世蘭學「橫議幕政」，但是這些著述分別局限於開發屬島、海防、殖民、經濟等局部專門領域。與上述論著相比，華山描述的是立體、動態的世界，因而得以從文明發展論的高度把整個日本和世界納入視野，「不斷大膽地探索同時代所有日本人都不曾瞥一眼的未來，即強大的西歐世界將給日本帶來的威脅」[58]。正是這個思想高度形成了渡邊華山濃烈的民族危機意識，並在以蘭學知識批判幕府政治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用西洋社會原理改造日本社會的理論功能，從而勾勒出近代日本的輪廓。渡邊華山將日本的蘭學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層次，代表著當時日本蘭學思想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已經預示了幕末維新時期洋學研究與實踐的發展方向。

  雖然華山生前沒能具體實踐自己變革日本的構想，但我們不能忽視華山變革思想對後來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渡邊華山的弟子、田原藩士村上定平受命華山學習西洋軍事，又遵華山囑託，於1841年赴長崎隨高島秋帆研究西洋炮術卓有成就，在高島秋帆遭陷害入獄、蟄居期間（1842—1853），代替高島秋帆授課，成為當時日本著名的西洋軍事學家。村上定平於1845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順應號，又於1850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軍事改革，吸引了來自日本各地的有識之士到田原藩學習西洋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田原藩還專門為此開設了練兵場和射擊場。由此，彈丸之地的迷你小藩，成為新文明曙光之光源。[59] 1858年下級武士出身的村上定平被破例任命為田原藩家老，開始全方位貫徹華山以學習西洋為目標的變革方針。此外，1857年華山生前委託小關三英翻譯的《拿破崙傳初編》由當時田原藩家老松崗與權（渡邊華山的學生、女婿）支持公開出版，為日本人了解西洋軍事戰略發揮了廣泛的社會作用。[60]

  華山對國際形勢的敏銳見識，還不斷吸引了當時如江川英龍、川路聖謨、羽倉外記等幕府中的開明官吏。渡邊華山「因時變法」和「審敵情而立策謀」的訴求，在很大程度上通過這些開明官吏得以實現。1841年，江川英龍開始教授西洋軍事，其門人來自30餘藩，其中有佐久間象山、川路聖謨、橋本左內、木戶孝允等幕末維新時期的風雲人物。1842年幕府撤銷了「異國船驅逐令」，並起用江川英龍推進軍事改革。1849年江川又著手鑄造反射爐。為應對伯理叩關，1853年江川英龍被任命為「勘定吟味役」[61]並負責鑄造品川炮台，後被任命為勘定奉行。不難發現，江川英龍的諸多作為基本上貫穿了渡邊華山以西洋方式改造日本的構想，而幕府重用江川英龍似乎也預示著接納了華山的訴求。

  再來看看華山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日本學者認為：19世紀30年代沒有哪一位思想家能與華山的思想高度相比。[62]筆者以為，不僅是在開國以前，即使是開國後的一些面向西方的著名前衛思想家們也並沒能超越華山思想的境界。如佐久間象山雖然極力主張學習西方，但仍保留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63]的觀念；而橫井小楠之所以讚美歐美政治體制，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上古的「三代之教」。可見，上述二人的主張與華山的因時而變的文明論相比，除對某些具體問題更加細密化之外，就思想高度而言並無超越。直到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出現才全方位地展開了渡邊華山的近代文明觀。換言之，到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出現為止，渡邊華山對西洋的理解以及對文明論的闡述，在日本始終居於最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渡邊華山在開國以前的封建時代已進入近代思想階段，實為獨具慧眼的先覺思想家。

  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頗值得注意。華山的西洋認識和文明論與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有許多相似之處或者說是共性，二人都在尖銳批判儒學中「尚古空虛」學問的同時推崇西洋實學。然而，華山對儒學的態度是一種揚棄，在他的思想中保留了以「聖人之道」為基點的和平主義的國家發展觀。華山在積極呼籲學習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對西洋殖民主義者「以功利為本……喜則為人，怒則為獸」[64]的侵略本質的尖銳批判。華山的原則是：「講武敷德，以獨立於天地之間……無德則危矣。」[65]就是說，日本要以武德保國，但絕不能像西方殖民主義者那樣肆意侵奪他國。可見這是一種自強自衛策略，是一種世界人類和平共生的思想，可稱為健康的愛國主義。而在與儒學訣別的福澤諭吉那裡，卻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宿命地丟棄了和平，公開主張為在弱肉強食的國際強權政治當中生存下去，就必須訴諸武力，他露骨地提出：「可依賴者惟兵力之強弱，百卷萬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各國交際中只有滅亡他國和被他國滅亡之兩途。」[66]福澤諭吉依循這種軍國主義的邏輯，其後又提出了「脫亞入歐論」，繼而不遺餘力地為發動甲午戰爭製造輿論，完全失去了國際公正理念，墮落為以侵略戰爭來實現其國權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亦步亦趨模仿歐美列強的強權主義者，其文明論也異化為反文明的侵略理論。作為一位思想家，這可謂是最可悲的結局。

  其實，類似福澤渝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日本不乏其人，如江戶時代的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幕末的吉田松陰、橋本作內等，以至於後來的德富蘇峰。他們雖然主張各異，但都曾在提倡學習西方的同時，提出為日本的生存就必需對外擴張，甚至直接制定對外侵略的具體方案。這種「學問傳統」一直延續到日本戰敗，幾乎成了一些日本思想家的固化模式。受此影響，明治維新以來，整個日本在為追求一國之利的富國強兵口號的煽惑下，不斷瘋狂地發動侵略戰爭，完全忘記了渡邊華山提出的人類共生原則和在國際關係中「無德則危」的警告。近代以來的日本如能遵行渡邊華山的告誡，或可避免無數悲劇的發生。這也正是筆者挖掘渡邊華山思想的又一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