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明觀與變革論

  在渡邊華山有關西洋的論著中，除《慎機論》秘而不宣之外，諸如：《諸國建地草圖》《初稿西洋事情書》《再稿西洋事情書》《外國事情書》等都是應幕府官吏江川英龍之約而作[32]。華山意識到這些著述實際是在為幕府提供諮詢，因而傾其所學闡述了自己對世界發展大勢的判斷，並提出了日本的應對之策，這就決定了華山蘭學的宏觀性和實用性。

  面對以馬禮遜號事件為象徵的民族危機，渡邊華山通過分析當時國際形勢，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內除亞細亞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領地。於亞洲之內，亦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穢。」[33]對日本來說，「英吉利（華山誤認為馬禮遜號是由駐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指揮的英國商船）求之於我者，如蠅逐膻，驅之而必復來」。[34]針對內外形勢和力量對比的現實，華山認為：「古來唐土御戎之論、我邦神風之說皆不足恃」，並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見」，主張取消「異國船驅逐令」，並提出「因時變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義」[35]的應對原則。這便引出了華山蘭學中，通過分析西洋及內外形勢而得出的「變」的主題。

  統觀渡邊華山有關西洋的論著，是站在歷史哲學或稱人類文明發達史的高度來考查世界歷史並把握當時世界現狀的，因而頗具冷靜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脈絡。梳理出這些論述中「變」的主線，即可進一步深入理解華山蘭學的歷史地位。華山的此類著作雖不為多，但扼要精當地勾畫出了人類文明發達史上「變」的歷程。

  

  「一地球因諸國變革而生生不已」[36]，「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遂變，又由政度釀出英傑，以至學風政事一變，實乃千變萬化」。[37]先是「亞細亞四十度以南之地，自遠古教化開、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後來南方之教化次第擴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詭黠之俗一變為強勇深智之國」，而南方「高明文華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風……唯今歐羅巴諸國於海外無不到之隅，以統領四大洲諸國。」[38]此「實天地古今為之一變……其間物極則衰，衰極則又盛，理勢乘除無所不至。」[39]

  可見，華山將不同文明的盛衰興亡看作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接下來的問題是，19世紀西洋變強的原因何在，或者說西洋是靠什麼來「統領」

  四大洲的呢？對此，渡邊華山精闢地指出：西方社會的優越性在於「物理之精確」，而且「不惟於萬物以圖窮理，且於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40]，「故而，審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天下，因之頗具廣張規模之風氣。」[41]簡而言之，西洋諸國的優越之處即在於「窮理精神」和「世界視野」。這就是西洋變強的原因，同時也是世界格局急劇變化的源點。基於這種判斷，華山清醒地認識到自古以來傳統的華夷之辨已然過時，即「古之夷狄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為今之夷狄」[42]，「時勢既今非古，故以古論今者，如膠柱鼓琴，何待解釋。」[43]渡邊華山強烈的危機意識即由此而生。

  那麼日本如何度過民族危機，即在劇烈變動的世界中該如何應對？華山的答案是學習西洋，以適應世界大勢之劇變。他明確提出：「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鎧，波斯之草可以活人……若夫當路重任讀之，審其俗而知其變，防其微而杜其漸……余望外之幸也。」[44]總之，華山認為西洋在變，世界在變，日本也必須要變。

  通讀渡邊華山的蘭學論著可以發現，他是通過與西洋對比來描述日本社會的。比如，華山非常重視西方教育制度的社會功能，他記曰：「西洋諸國皆有學校，積日新之功。有道者任輔佐帝王經濟之職，物學精博者任學校之學頭，工術精絕者可得利祿……此皆養才之政……（書籍）經大學校定論而發行，或有創造則及於一地球中之諸國。是故，無獨尊外卑、閉己耳目、井蛙管見之弊風。學者規模廣大，能容能辨，由此實學盛行，向學者日多。」[45]華山基於對西洋尊重實學、量才錄用社會原理的憧憬，將當時日本的封建等級制度比作「天下（指將軍）為一大箱，諸侯為小箱，士閉其內，制活物世界於死地」[46]的社會棺裹。這種鮮明的對照，精確地反映出充滿朝氣的動的西方和因循垂暮的靜的日本兩個社會的根本差異，也反映出華山敏銳的社會洞察力。我們還可以梳理出華山試圖以西洋為榜樣而改變日本現狀的一系列願望：

  古來華夷之辯的「井蛙之見」要變為「以天下為天下」[47]；「高明空虛之學」[48]要變為「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面對西洋向東亞的攻勢，「唐山御戎之論、我邦神風之說皆不足恃」，因之「專於內患、不慮外患」[49]的海防體制也要變；「不痛不癢的世界」[50]要變為「憂勤國政、內外慎密」[51]之局面。上述擴展國際視野、提倡實學、加強海防、喚起社會活力等目標正是華山的苦心所在。總之，渡邊華山始終抱定一個「變」的信念，以至於臨終前致好友的遺書中，仍堅信「數年之後為之一變」[52]。這裡雖然沒有更具體地說明變什麼、如何變，但如果通讀上述議論，似乎已無須再做解釋了。

  上述的思想脈絡，可映照出渡邊華山研究西洋的特點，即視野寬闊、自成系統，通過自他認識，在比較中指出日本社會的弊端，並開出了救世處方。渡邊華山對西洋的認識沒有停留在表面的現象，而是從原理上認識西洋社會的，並認為「萬事窮理」是西洋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觀其文脈，有理由認為渡邊華山是站在新舊社會對比的高度，來看待西洋社會與日本社會的。也正因如此，在渡邊華山那裡才出現了「變」的思想，即西洋社會變了，創造了新的社會原理，日本也要學習西洋，以變應變，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戰的總原則。渡邊華山的政治實踐使他認識到必須要通過學習西洋才能渡過日本的內外危機，從而將蘭學推向更高的層次。華山蘭學真正的價值在於科學地分析西洋狀況而形成的具體世界認識，並引照歐洲的經驗來變革日本社會的思想。可以說，渡邊華山在日本開國以前，已提前邁入近代思想的門坎，雖然生前沒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卻給予後世不容忽視的影響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