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華山蘭學的成因

  蘭學不僅是研究西方近代學術的學問，也是當時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與正統蘭學家相比，渡邊華山的蘭學研究起步較晚，且不諳荷蘭語，但卻達到了當時蘭學思想領域研究的最高水平。那麼，華山何以能獨占蘭學研究之鰲頭？為更深刻地理解華山蘭學，有必要對其形成原因作一扼要分析。

  渡邊華山於1832年被任命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職）。面對1833年開始延續四年的全國性大饑饉，華山推行過諸多財政改革和殖產興業等措施，為「刷新藩政」幾乎耗盡了心力[22]，但多以失敗告終。尤其是大鹽平八郎領導的武裝起義所引起的全國性的武裝暴動，更使渡邊華山逐漸認識到封建幕府政治經濟的全面危機，並意識到這場危機很難靠日本的「內力」自行解決，於是將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據高野長英回憶：「近歲凶欠延綿，人心慌亂不安，富者益富，貧者愈貧，窮民處處騷擾，頗感世間動盪，故以慷慨之心，於蘭書之中抄出萬國之國體、政務、人情、世態等。」[23]

  再從外部世界看，進入19世紀以來日本沿海頻繁遭受俄、英、美等西方列強的侵擾，俄國使節列扎諾夫武裝襲擊北海道，由本國政府支持的英美兩國艦船也紛紛以通商和為其船隻補給淡水、煤炭和糧食等要求為由來日本交涉，日本已經成為歐洲列強覬覦的對象。到渡邊華山活躍的19世紀30年代，西方殖民勢力的攻勢已由「西力東漸」急速發展為「西潮東涌」的態勢。1837年美國商船馬禮遜號為送還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締結通商條約駛來日本，先後試圖在浦賀和鹿兒島上陸，但浦賀奉行和薩摩藩依照幕府1825年公布的「異國船驅逐令」而對馬禮遜號採取了炮擊驅逐的對策。[24]這一事件更劇烈地衝擊著渡邊華山的杞憂之情。他認為，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四周渺然」環海而又無海防的日本，輕率地炮擊為送還漂流民而來的西洋船隻，其結果只能是為「西洋膻腥之徒」製造侵略日本的藉口。換言之，日本傳統的對外觀念以及對外交涉原則已無用武之地，從而如何迎接來自西方的挑戰，便成為亟待解決的歷史性課題。渡邊華山處於這一激盪的時代，並擔當海防系要職，深感責任重大[25]，因而，對本國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環境極為敏感。面對歐美列強的強烈衝擊，華山意識到日本文明與西洋諸國文明之間的差距，並敏銳地察覺到這種差距將給日本帶來嚴重的民族危機。渡邊華山一系列有關西洋的著述，即為此而作。

  華山蘭學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擁有豐富的西洋知識資源。如前所述，江戶時代流入日本的漢譯西書就達170種，而由日本人譯述的蘭學書籍，僅收入《西洋學家譯述目錄》的就有480種。渡邊華山還極力鼓動藩主的同父異母兄弟三宅友信購買了大量的荷蘭語書籍。據三宅友信所記：「予所藏之荷蘭書典，亦得於先生（指渡邊華山）之勸薦……予傾資購買，以至一室蘭書充棟。」[26]僅據三宅友信所藏蘭書之兵書目錄記載，「總計二百十九冊三圖面，總價金百七十八兩三分一朱銀四匁六分余。」[27]三宅友信在江戶巢鴨的住宅成為華山的蘭學資料館。此外，渡邊華山搜集到1666—1826年度《荷蘭風說書》的全部內容[28]，而一般的蘭學家是見不到這些「內部資料」的。上述資料、信息成為華山研究西洋的堅實基礎，僅渡邊華山所著萬餘言的《外國事情書》直接引用包括《荷蘭風說書》在內的上述資料就達10餘種[29]。

  簡而言之，渡邊華山所處的時代以及所擔當的角色，將其造就成為冷靜環視周圍世界的民族先覺者，而豐富的資料信息又促使華山將蘭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