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女子教育差距原因分析

  以上事實，說明了中日兩國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存在明顯的差距。差距是指事物之間的差別程度，差距的形成常常源於現象背後深層的差異。一般來說，差距是數量上的，而差異才是本質上的。中日兩國在文化傳統、社會背景、教育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是造成女子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女子教育而言，中日兩國女子教育的差距主要因以下差異而生。

  第一，中國儒家傳統的包袱太重，束縛了女子教育的發展。

  儒家女教重女德，中日兩國皆如此。男尊女卑思想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成為社會對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評判尺度，也成為女性的行為規範和自我完善的標準。封建禮教要求女子深居閨閣，足不出戶，她們最重要的本分是服從。仔細回顧一下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推崇的女性榜樣，不是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就是千里尋夫哭倒長城的孟姜女，輿論上褒獎的只是恪守婦道、視貞潔重於生命的良家女性，至於是否有知識並不重要。除了精神上的約束之外，中國女子教育還要面對一個特殊的障礙——纏足。女子纏足的目的如同《女兒經》所說：「為甚事，纏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肉體上的摧殘剝奪了女性的行動自由，使她們幾乎成為半殘廢，根本無法邁向學堂。因此，清末提倡女子教育的開明人士清楚認識到「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所以，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遠比日本要艱難。它既要衝破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還要首先解放女性的雙腳。纏足裹腳這種連作為中國封建王朝最後統治者的滿族人都看不過眼的陋習竟然一直殘存到20世紀中期[24]，中國的女子教育自此才開始逐漸普及。

  日本人雖接受了中國儒家歧視女性的思想，但作為水稻耕種民族，日本女子一直是生產活動中的主力而長期受到尊重，使她們免受了纏足那樣的身體折磨。由於儒家思想直到江戶時代才被作為官學而受到幕府的大力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並沒有像中國那樣深入人心。如前所述，從奈良、平安時代開始，貴族社會內就形成了讓女孩子從小接受教育的傳統，到江戶時代，由於分處於武士、商人及手工業者、農民不同階層的人們家業經營的需要，女子具有一定讀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倡，一些女訓中甚至有提倡女子學習文化的內容。成書於元祿年間（1688—1704）的女訓《唐錦》甚至將「學范」列入首章首條，並且列舉一系列包括中國與日本的女訓與文學典籍在內的女子應學的書目，體現了作者希望女子在知識方面有所長進的願望，因此才有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動力。如前所述，江戶時代的寺子屋作為一種教育機構，已經把女性作為教育對象，在教育機構的準備、教育人才的儲備、入學動員等方面，都為明治以後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日兩國近代社會的不同性質給兩國女性帶來了不同命運，直接影響到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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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走上近代化建設之路，迅速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命運，並躋身於資本主義強國之列，直至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從國內社會環境上看，明治維新後一系列改革帶來的社會動盪到1877年的西南戰爭被平息而趨於穩定，此後社會進入和平發展時期，相對穩定的國內環境是教育事業得以發展的基本前提條件。為了加快近代國家建設，國家與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已經不僅是恪守婦德、踐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親，還要求有知識、有文化，具有作為近代國家國民的自覺。近代著名教育學家、日本女子大學的創始人成瀨仁藏提出，要把「作為人的教育」「作為女人的教育」「作為國民的教育」作為女子教育的目標。因而在整個日本近代史上，不僅有一批有志於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很多女教育家），而且有較為系統的女子教育理論，使女子教育能夠快速普及並發展。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已經淪為半殖民、半封建國家。甲午戰爭之後，更是面臨著亡國的危險。當日本大力發展近代女子教育的時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國社會的首要任務。維新派奮起救國，要發動全民參與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鬥爭。為了動員女性，他們提出不纏足，興女學，爭取女性在身體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見，倡辦女學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救亡圖存，此時人們對女性解放的熱情實際上遠遠超過了對女子教育的關注和投入。對於長期受壓迫的女性來說，爭取個人的生存權利，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女子教育更為迫切和實際。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長期的軍閥混戰，接著又面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內憂外患，戰亂連連，使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始終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廣大女性不可能像日本女性那樣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識的薰陶，國尚且難保，談何有教育的發展？近代中國積貧積弱造成中國教育事業整體的落後，女子教育落後更甚於男子。正因為中國女子教育是在反帝、反封建、反侵略中誕生，並與此相伴而發展，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自產生之日起就被賦予了「革命」的色彩。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湧現出許多女革命家，論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女教育家。缺乏女教育家的參與是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缺陷，直接影響了女子教育的進程。

  第三，「革命」思維與極「左」思潮的影響阻礙了女子學校在中國發展。

  當今世界，女子學校在歐美發達國家非常普遍，日本的女子學校也承擔了女子教育的重要角色。戰前日本除小學外，1879年開始實行男女分校學習制度。由於當時公立女子中高等教育機構尚不發達，官方開設的最高層次的女子學校很少，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私立女子學校便應運而生，填補了由於政府忽視而帶來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及女子中等教育中的薄弱環節，客觀上促進了私立女子學校的發展，使戰前培養高層次女性人才的教育中一直由私立女子學校占據主導地位。在戰後改革過程中，作為教育民主化的重要內容，實行「男女共學」被寫入《教育基本法》，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都實施了男女同校，但在高中階段以上，尤其是在私立學校中，男女分校的情況還普遍存在。儘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子高中、女子大學數量呈減少趨勢，男女共學的學校增加的傾向比較明顯，但到2011年，日本全國除仍然有80所女子大學（73所是私立大學）、112所女子短期大學（109所私立大學）外，還有女子高中334所（國立1所，公立44所，私立289所），約占全國高中總數（5060所）的6.6%，遠遠多於男子高中（130所）[25]。這些數字說明男女分校仍然被普遍認同，並在女子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中國的女子學校則命運多舛。在中國女子教育剛剛起步，女子學校羽翼欠豐的時候，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女子教育產生了直接影響，社會各界對男女同校和大學開放女禁進行大討論，將其作為教育平等的標誌，並把它與婦女解放、社會進步等問題聯繫起來。在這樣的氛圍當中，以1920年北京大學率先招生女學生，和1922年沒有男女學校區別的「壬戌學制」的頒布為契機，中國的學校設置已經明顯體現出男女共學的傾向。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僅大量私立學校被接收，原有的一些女子學校也被作為男女不平等的標誌被逐漸撤銷。「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甚囂塵上，男女平等思想被異化為否認兩性差異的絕對平等，女子學校被視為歧視女性的封建遺物而被全部改制，從此徹底退出中國學校教育的歷史舞台。自此以後，中國的教育——培養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完全都是男女相同的模式，「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只談階級性、政治性，完全忽視了性別教育，使大多數中國人不知女子教育為何物，其直接後果就是導致性別教育的缺失，助長了女性男性化傾向。改革開放以來，有些女子大學、女子中學開始恢復、重建，但是數量少，層次低，人們的認知程度低，在現今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里真正被人們所接受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