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差距繼續擴大

  明治維新後，在千頭萬緒的改革事業中，新政府把教育擺在重要位置。1869年（明治2年）1月，時任兵庫縣知事、後來的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議書《國是綱目》中，提出要讓全國人民通曉世界各國的學問，在東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學，在郡與村建立小學，不論都城還是偏僻之域，要讓人人「智識明亮」。新政府於1871年7月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機構文部省，並開始關注女子教育問題。10月，明治天皇發布《獎勵華族海外留學之敕諭》，其中提道：「我國女學之制未立，婦女多不解事理，母氏之教導之於幼童之成立實為切緊之事。今赴海外者，可攜妻女或姐妹同行，曉外國所在女教之狀，知育兒之法。倘人人注意於此，致勤勉之力，則不難進開化之域，立富強之基，與列國並馳。」[4]在文部省的積極推動下，三所官立女子學校——東京女學校、京都府立新英學校及女紅場（後改稱京都府女子學校）、開拓使女學校在1872年內相繼成立，從此拉開近代女子教育事業的序幕。1872年8月，日本近代史第一個教育法令——《學制》正式頒布，其中強調「興小學之教，洗從來女子不學之弊，期興女學之事與男子並行也」[5]，體現了男女平等實施初等教育的原則。此後，明治政府對教育政策不斷進行調整，1900年，開始實施四年制免費義務教育，1907年，又將義務教育時間延長到六年，當年女子的小學入學率就達到96.14%（男子為98.53%），幾乎達到適齡女童全部入學的程度。同時，「高等女學校」（即女子中學）也有了較快發展，1910年（明治43年），全國已有高等女學校193所，學生56239人[6]。到1925年，高等女學校（其中包括以家政教育為中心的實科高等女子學校）達到301447人，超過了普通中學的男學生人數（296791人）[7]。

  女子初等教育的快速普及以及中等教育的發展，為日本社會注入了活力，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和國民的知識素養，培養出大批近代化國家建設需要的有用人才，女性成為產業工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12年，在工廠就業的人群中，女工已達到五成左右，[8]女醫生、女教師、女記者、女事務員等職業女性大量出現，至1930年，職業女性已達到874154人[9]，幾乎所有行業中都有了女性的身影。

  同時期中國女子教育與日本相比，既有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首先，從近代女子學校教育的起步來看。19世紀70至80年代，當日本已經建立近代教育體系，中村正直、森有禮等啟蒙思想家提出「造就善良的母親，要在教女子」，「國家富強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教育思想，積極開辦女校的時候，中國僅有少量的西方傳教士創建的女子學校（一般認為1844年英國女傳教士愛爾德賽創辦的寧波女學是中國第一所教會女校，早於日本1870年在橫濱設立的菲利斯和英女學校），不僅沒有中國人自己辦的女子學校，就連提倡女子教育的人也幾乎不存在。甲午戰爭後，以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認識到中國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落後，呼籲創辦女學。1898年，上海著名商人經元善開辦了經正女學，從此陸續出現了一些私立的女子教育機構。而此時，日本文部省已發布《高等女學校令》，開始大張旗鼓地發展中等女子教育了。

  其次，從女子教育被納入近代學制體系的時間來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女子教育受到政府的重視，從1872年頒布《學制》起，女子學校教育就被納入近代學制體系，並通過法律、政令敦促各級政府辦學和女子入學，這無疑為女子教育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保障。隨著小學入學率的提高，在1891年，日本政府頒布《中學校令》，開始發展女子中等教育。在中國，梁啓超等人提出振興中國女子教育的主張儘管已經比日本晚了20多年，卻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19世紀末期雖出現了創辦女學的熱潮，但僅僅是民間和個人的行為。在清政府於1903（光緒二十九年）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並沒有承認女子學校教育的地位，只是提到「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學」。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學制》制定的時間比中國本土第一所教會女子學校出現的時間晚近60年，比中國第一所私立女子學校經正女學的建立時間也晚5年。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官方所制定的學制只在家庭教育中為女學留下一容身之所，其守舊與落後由此可見一斑。1905年，清政府設立學部，仍將女學歸入家庭教育範疇，直到1906年才將女學列入學部職掌，1907年，始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女子教育自此才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學入學率已達到96.1%。

  最後，從舊中國女子教育發展速度來看。日本的女子小學入學率在普及六年義務教育的1907年達到96.14%，1921年超過99%。[10]許多女性從事女子教育事業，以小學女教師為例，1898年，全國已經有女教師9901人，占11.8%；到1923年，已達65350人，占32.7%；到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人數增至151079人，比例為49.9%[11]，幾乎與男教員持平。清末很多到日本考察、訪學的官員與知識分子，見到在船上、旅店做工的勤雜人員（包括女性）閒暇時間讀書、看報，雖然語言不通，卻能夠與他們進行筆談，無不驚詫不已。相比之下，中國的女子教育情況與日本形成較大反差。根據民國時期教育部頒布的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的統計（見表6-1）所見，當時4萬萬人之泱泱大國，只有區區18萬女子入學，不足女性人口的0.1%。何況其中高等教育，「女子竟無一校無一人」！

  

  表6-1 各項女學生數字統計表（1915年8月—1916年7月）[12]

  有統計說，在1931—1945年，只有780多萬的女性受過初等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僅占女性總人口的0.46%，當時的女性文盲比例超過90%。[13]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絕大多數勞動女性處於「無學」狀態，女童的入學率不足15%，[14]而在日本，早在1873年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水平（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