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集團主義

  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團性特徵，這是人們隨著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及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所達成的共識。當一個使用同一語言的人群身居異鄉，面臨生存競爭的時候團結一致，這種集團主義是很好理解的。而在不受外人排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從未有外族以戰爭形式登陸的島國日本，人們仍然習慣於以集團的原則行事，這就是國民性使然。

  日本人的集團主義特徵如同思想家加藤周一所說，在日本，「超越集體的價值決不會占統治地位」[3]。在思維方式上，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人們時時意識到自己屬於集團的一員，「自我」是以社會群體方式體現的。個人應該屬於某一集團，集團成員由一種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聯繫在一起。這種集團的概念，對於現代日本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自己所供職、求學的企業、機關、學校，乃至於整個國家。個人價值的實現途徑主要是服從集團，集團內部反對個人競爭，人們崇尚「出頭的釘子要先遭到敲」的處世哲學。在行為方式上，日本人與中國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莫過於喜歡合群和重視集團的共同行動，人們總是自覺地把自己納入集體之中。一位西方評論家表達過這樣的看法：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魚，秩序井然地朝著一個方向遊動，直到一塊石子投入水中，攪亂了這個隊列，它們就轉變方向朝相反的方向游去，但仍然隊列整齊，成群遊動。在價值觀念上，中國人與西方人都重視個人的天賦，強調個人的作用，而日本人更多的是重視集團的作用。有人曾將日本人與美國人做比較：美國人奉行的原則是，我只要做別人尚未做的事，發揮出個人的能力就會成功；日本人奉行的原則剛好相反，只要我認準社會的主流，堅定不移地把自己匯入社會的洪流中去，就一定會成功。美國人總是極力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日本人則千方百計地證明自己與大家一樣。[4]日本的集團內部反對個人競爭，不認可以英雄模範人物的先進事跡帶動大家的做法，他們認為鼓舞大家工作熱情的動力不是英雄人物的先進事跡，而是集團主義精神。合作精神、通情達理、體諒別人是最值得稱道的品德，而個人奮鬥、剛直不阿、堅持自己的權利卻往往不受人們喜歡。久而久之，形成了日本人自發的合作意識和自我犧牲精神，對集團的依賴心理和追求「和」的集團氛圍，使他們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在集團和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並心甘情願地在這一位置上扮演相應的角色，而不是設法表現自我，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總之，高度的集團主義精神，確保了集團秩序的穩定性。

  日本人的集團主義並不是靠一時的宣傳或因某人（如天皇或政府）的提倡在短時間內迅速產生的，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悠久傳統。追根溯源，集團主義是在日本特有的自然、地理和社會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和確立起來的。自然、地理環境對日本人的影響反映在兩個方面。第一，在航海極不發達的古代，島國的地理環境成為日本的天然屏障，很難成為外族征服的對象。絕大多數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人都是使用同一語言的大和民族。這種語言、種族上的高度同質性，產生了日本人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歷史回憶，這是集團主義產生的基本的現實基礎。第二，從自然條件方面看，日本四面環海，可耕地少，地震、海嘯、颱風等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這種自然環境自日本的早期歷史上就孕育了比其他民族更加強烈的危機意識，加上人們賴以生存的農業生產長期是以水稻耕種為主，在建造引水灌溉系統、組織生產的過程中，僅憑個人的力量難以完成，由此產生了樸素的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觀念。除了這些客觀原因外，日本人集團主義的形成，還有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在日本人的人格形成過程中，從小就受到家的影響，非常重視家族整體的利益。處處在行動上與其他成員保持統一，如果破壞了這種統一，就要受到「勘當」與「義絕」——與其斷絕家族關係的制裁。在村落共同體內，也流行著「村八分」的制度，即所有村民與破壞村內秩序者斷絕一切往來，逼得他難以生存，所以要想避免出局，就得與大家保持一致。可見「和」是貫穿於家和社會集團的基本理念，培養了日本人的協調精神。長期的家族生活的薰陶，使日本人習慣於以家族社會的價值觀念處理社會事物。人們在家族內部必須奉行的準則，也成為在家族以外的社會集團中奉行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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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主義在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觀念中深深紮根，形成一種普遍的國民性格，直接影響到日本歷史發展進程。自古代大和國家統一日本以來直到今天，大概只有在武家秉政時期有過為爭奪勢力範圍而互相攻伐的歷史，除此之外，在日本歷史上恐怕難以找出足以導致改朝換代的階級對抗，更少有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內部不同派別的殊死拼殺。因此，儘管日本是個「開化」甚遲的國家，但是，較強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得以實現社會經濟的相對穩定的發展，從而做到「後來居上」。集團主義無處不在，使日本人極易發動整個民族的一致行動，在需要整體動員時形成高度的團結，而一旦國家與民族受到外來威脅（如元朝曾對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關）或需要一致對外（近代以來發動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時，全體國民就表現出高度的團結與統一，自覺做出獻身式的奉獻。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利用這種民族凝聚力，發動了侵略戰爭，二戰後，仍然是依靠這種集團主義精神，在戰敗的廢墟上迅速重新崛起。

  早在戰後初期，日本學者川島武宜就指出了日本集團主義社會結構的特徵：由權威進行統治和對權威的無條件追隨；缺乏個人行動以及缺乏由此而來的個人的責任感；不允許進行任何自主地批判與反省，不允許發展個性；對內的親子式家族氛圍與對外的敵對意識對立存在。[5]進入21世紀，這種集團主義傳統雖有褪色，但並未消失。2004年，曾發生了數起日本人質在伊拉克被綁架乃至被殺害的事件。西方人認為「日本該為他們感到自豪」，因為這些人質是為施行人道主義救援而到伊拉克的。而在日本國內，獲救人質被官方民間齊聲斥為「國家的罪人」，不得不公開道歉。一位被殺害的人質不僅沒有得到同情，相反有許多人認為他的行為是對國家不負責任，還有不少人不滿政府為了營救他們花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錢。在日本人眼中，這幾位人質是為了自己的個人追求而讓國家惹上麻煩，所以不值得讚賞與同情。如果個人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讓國家蒙受損害，那在日本是不可原諒的行為。對自己同胞的生命表現得如此冷漠，正反映出日本人集團觀念的根深蒂固，是日本人國民性的真實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