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級秩序

  在集團主義的日本社會內，靠什麼維持社會秩序？日本的答案是，除了法律法規制度規範這些硬體，等級秩序是不可缺少的軟體。日本是個等級觀念極強的國家，這一點與其民主政體及經濟大國的地位形成強烈的反差。在現代日本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是一個從上到下的等級序列，每個人都處於一定的等級秩序位置上。判別人的社會地位，衡量人的社會價值的尺度不是以能力，而是以公認的等級秩序。日本的人事制度採取的就是資歷制，尤其是在高層次的政治活動中，更多地體現出「任資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賢」。在政界，代代從政就是一種資歷。在議會選舉中，政治家的後代大都能穩操勝券。於是，在日本國會內，就有了「二世議員」「三世議員」。在其他集團中，資歷中的重要的內容是一個人在集團中服務的年限。一般說來，在集團內工作時間的長短與他的地位高低成正比，日本企業內部的年功序列工資制就是一個典型。在人際關係中，從家庭中的父子、夫妻、長幼，到企業、單位中的上下級，等級秩序時時都在制約著日本人的生活。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必須熟練掌握語言藝術——在社交場合要恰如其分地使用敬語和謙語，一個人如果不能對談話對象高於自己的人使用相應的敬語、敬體，就會被視為缺乏教養。日本人還要通過肢體動作表達對彼此地位高下的認同，從鞠躬到跪拜都很有講究，甚至要經過專門的訓練。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在哪種場合行哪種禮，是每個日本人的人生必修課，這些都表現出對等級秩序的認同感。日本的等級秩序如同日本人的自我評價，「脫離了等級觀念，日本社會生活便會無章可循，因為等級就是日本社會生活的規範」[6]。

  日本的等級秩序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日本古代社會，不僅存在貴族階層，而且有著嚴格的身份制度，這是日本與中國在社會結構方面的主要區別之一。早在大和時代，日本就實行等級分明的貴族政治，由大王（天皇）分別給貴族頒賜「臣」「連」「造」「君」「直」「史」等數十種「姓」，這些「姓」是根據各個氏的出身世系、與朝廷關係的親疏而決定的，用以區分貴族地位的尊卑、等級的高低。在這種制度下，血統、出身、世系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根本。人們注意到，日本在大化改新後吸收中國文化的時候，並沒有真正接受中國的科舉制度。這並不是一個疏忽或偶然現象，而是因為科舉制與貴族世系決定一切的傳統相距太遠，能力主義與血統主義相背離。因此，在模仿隋唐制度建立的中央集權體制下，仍然是只有貴族才能躋身公卿之列，即使是在武將秉政時代的幕府更替之中，同樣是只有顯貴才能染指將軍之位。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這種世襲傳統逐漸滲透到全社會所有人的生活當中。自武家社會形成起，武士階級就成為統治階級。然而，中世的武士處於半農半兵的狀態，一些上層農民也有可能上升為武士。武士對土地的擁有常常影響對主君盡忠的程度，因此，豐臣秀吉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實行兵農分離、農商分離。德川幕府繼承了這一政策，在長達二百六十多年的統治中，實行了嚴格的身份制。在中國用以區分職業的士農工商「四民」制度在日本被從政治制度上加以固定化，「四民有業」變成了「人有四等」，它不僅是職業劃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區別。儘管這種身份與他們的財產多少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四民」實際屬於兩大階級，武士是統治階級，農工商為庶民，是被統治階級，在四民之外還有地位更為低下的賤民。武士握有對平民的生殺大權，幕府法律規定，如果平民對武士「不禮貌」，武士就可以將其殺死而不負責任。各種身份世襲傳承，永遠不可僭越，力圖靠才能和努力去改變這種現狀是不可能的。

  明治維新之後，新政權對身份關係進行了重組，由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序列構成的新的「四民」取代了舊有的士、農、工、商等級制度，並標榜「四民平等」，為許多沒有家系背景的人通過接受正規教育或辦實業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提供了可能。不過，在重家系門第的傳統觀念面前，要使這種可能完全變為現實是相當困難的，必須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明治維新後官吏的登用，表面上是依據學問才識，不分出身貴賤，實際上明治初年的官吏多是過去的封建家臣。通過華族制度的制定，舊貴族、藩主階層又獲得了新的特權與榮譽，而且不斷有維新功臣、高級官僚、大資本家、軍人等成為華族新成員，按其功勳可得到爵位，並可世襲，從而賦予門第、出身以新的內涵。因此，家系和門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擁有不凡的家系照樣是高人一等的資本，從過去的世襲制度到靠受教育來決定等級地位的過渡經歷了很長時間。日本人真正實現不靠繼承、家族背景，而是靠個人的努力和接受正規教育獲得在社會上完全平等的地位，還是在戰後的事情。

  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等級秩序，但中國人或者西方人很難賦予這種秩序以合理性，日本的特點則在於人們對等級秩序的認同。在日本人看來，只要自覺地遵守和維護等級秩序，日本社會的穩定就有了保證。西方學者評價日本人「各安其分」，對秩序和等級制充滿信賴。而這種「各安其分」的表現就是「安分守己」，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認真做好自己的分內工作，這就是日本社會所提倡的「分限」意識。「分限」意識的形成，首先來源於日本人的家庭。在傳統家族中，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尊卑差序，家業繼承人的地位比其他兄弟姐妹高，本家比分家地位高，每個人都要充分認識到自己在家中的位置，並嚴格按此行事，從而養成服從的習慣。「分限」意識無疑也是身份制社會的產物。「士農工商」的始作俑者——戰國時代齊國宰相管仲提出「四民分業」的目的之一是讓從事各業之人「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兩千年後，這一思想被江戶時代日本人利用，並加以改造和發揮，「四民有業」變成了「人有四等」，既是統治秩序，又是職業體系。武士階級壟斷了權利，不事生產，權力和財富的關係被削弱；農工商各階層被剝奪了步入仕途、參與政治的權利，只得在屬於自己的領域專事生產，使江戶時代農業發展，商業繁榮，豪農、豪商脫穎而出。伴隨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多元文化價值觀及用於自律的「武士道」「町人道」等道德觀念隨之產生。由於士農工商各有自己專屬的活動空間，「各安其分」的思想也就有了存在的基礎，所以，明治維新後，很多日本人並不否定身份制本身，不過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脫離以前的地位，上升至更高的地位而已。[7]由於人們普遍習慣於按照自己所屬身份序列行事，在各自的職業中勤奮工作，社會秩序得以保持穩定，整個社會保持著較高的工作效率，日本的近代化與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都離不開這種各安其分的精神。

  注釋

  [1]暖簾：商家店鋪入口處懸掛的半截布簾，印有商家的商號，本用於遮光、防塵，後來逐漸被商人作為家業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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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笠谷和比古：《士の思想》，日本経済新聞社，1993年，第53-57頁。

  [3]加藤周一等：《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書店，1984年，第32頁。

  [4]王文元：《櫻花與祭——日本經濟奇蹟之根源》，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66頁。

  [5]川島武宜：《日本社會の家族的構成》，岩波書店，1957年，第18-22頁。

  [6]中根千枝著、陳真譯：《日本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頁。

  [7]矢木明夫：《身分の社會史》，評論社，1969年，第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