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族國家觀的極端發展

  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顯現了家族國家觀的巨大威力。進入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法西斯勢力日益猖獗，為了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實現長期以來對外擴張的夢想，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從1931年到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在蹂躪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的同時，也將日本國民拖上戰車。在戰爭體制下，國家要求國民徹底拋棄個人的自由，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天皇制統治。為了使這種體制正當化，法西斯軍國主義政權對家族國家觀的宣傳和鼓吹愈演愈烈。

  1937年，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文部省思想局為強化國民思想統制，進行戰爭動員，發布了《國體之本義》；1941年，文部省教育局廣泛發行了堪稱《國體之本義》之姊妹篇的小冊子《臣民之道》；1942年，文部省社會教育局又發表了《戰時家庭教育指導要項》。在這些出版物當中，極力鼓吹家族國家是國體的精華，「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永遠進行統治，此乃我萬古不易之國體。基於此大義，以一大家族國家億兆一心奉體聖旨，發揮克忠克孝之美德，是我國體之精華，此國體是我國永遠不變之大本」[4]；宣揚「所謂日本是家族國家，並非把家集中起來形成國家，而是國就是家，各個家族作為國之本而存在」[5]；強調天皇與國民是本家與分家的關係和家族父子關係，「我國是奉皇室為宗家，古往今來以天皇為中心的君臣一體的大家族國家」，「皇室是臣民的宗家，是國民生活的中心。臣民以對祖先之敬慕之情崇奉祖先之皇室」，「義為君臣，情為父子」。[6]法西斯軍國主義者進行這些宣傳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國民恪守「臣民之道」，就是要忠君愛國，舍我去私。這樣，國民生活皆被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並服務於戰爭。《國體之本義》《臣民之道》《戰時家庭教育指導要項》被作為家族國家觀的經典。如果說在此之前家族國家觀是由官僚、學者積極提倡，並適應了天皇制統治，從而成為國民道德教育基本理念的話，那麼，這三種出版物所反映出的家庭國家觀則完全是國家戰時國民動員政策的集中體現，是戰時國民思想統治的工具。經過國家輿論的廣泛宣傳，比過去井上哲次郎、穗積八束等人的鼓吹更直接、更露骨，影響也更廣。這些出版物的發行表明，家族國家觀已經從意識形態領域教化國民的需要發展為國家政治統治的需要，並被置於國家意識形態中樞的位置。

  自此以後，為了控制國民和進行戰爭動員，軍國主義政權又接二連三地發布「家庭戰陣訓」「母親戰陣訓」等各種訓令，令國民反覆誦讀，嚴格遵守，使全社會都瀰漫著家族國家的氣氛，家族國家觀被發展到極致。在對外侵略戰爭中，人們將天皇奉為神和父親，只要是天皇的詔敕和來自軍國主義政權的聲音，人們都毫無疑問的支持與盲從。當無數青年男子懷著忠君愛國的狂熱在戰場上虐殺、殘害他國人民的時候，法西斯婦女團體「大日本婦人會」動員了全國2000萬婦女及其家庭參加「大政翼贊」運動，支援戰爭，承擔後方生產的重擔，連結婚、生育都被賦予「報國」的使命。這就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政權在戰敗前提出「一億總動員」「一億總玉碎」口號的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家族國家觀把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的功能運用於國家政治，將家族道德作為促進國民認同國家權力的媒介和手段，使家族不僅僅作為血緣的關係而存在，還作為具有國家的政治關係、國家的倫理道德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法律關係而存在，位於這種種關係之頂端的就是集父權、君權、神權於一身的天皇。雖然家族國家觀的論點未明文寫進近代法律條文之中，但卻以倫理道德的體系確立了天皇的權威，使法律成為道德的一部分。家族國家觀不過是天皇萬世一系之國體觀與儒家倫理道德的大雜燴，其核心是忠君愛國，其實質是為維護天皇制統治和推行對外侵略政策的輿論工具。本來，隨著近代化的發展，家庭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傳統家族的本來面貌在迅速消失，在這種形勢下，家族國家觀反而甚囂塵上，極大地毒害了日本人的思想，造成幾代日本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