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國家觀的形成

  家族國家觀是日本近代的一種復古的社會思潮，是力圖使天皇統治永久合法化的政治理念。早在幕末時期，就已出現了家族國家觀的萌芽，一些主張「尊王攘夷」的後期水戶學派學者宣揚「一君萬民」的觀點，提出「夫君臣者，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這一理論不僅對幕末的維新志士產生了很大影響，也為近代以後家族國家觀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經過明治維新，日本雖然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在維新過程中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以天皇制國家對農民進行掠奪為基礎、以保護特權商人和寄生地主的利益為前提的，因而，許多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立，都體現了新與舊、傳統與近代文明的妥協。尤其是在政治結構上，實現了後期水戶學派「一君萬民」的政治構想，建立了「神聖不可侵犯」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專制主義統治。由《大日本帝國憲法》和《明治民法》所構築的日本近代國家，一方面呈現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貌，一方面保留了以家族制度為核心的封建遺制。因此有人稱近代以來的日本是「家制立憲君主國家」[1]。維新後不久，「文明開化」運動使西方近代思想如潮水般湧入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此起彼伏，直接危及天皇的統治，明治政權執政者們為此大傷腦筋。在採取武力鎮壓等種種措施的同時，執政者們逐步認識到，僅僅用露骨的專制主義來強迫人們為國家盡忠和犧牲，未必能使人自發地服從，甚至還會引起反感。因此，在對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進行反思後，經過謹慎的選擇，終於從德國國家主義哲學和日本傳統的儒學道德相結合的角度上，決定了明治政權的思想基調。從此，人們所重視並積極實踐的是以德國的國家主義來糾正明治初年以來盛行一時的英美功利主義思想和法國的民權思想，在此基礎上恢復了曾被啟蒙學者猛烈批判過的儒學。傳統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觀念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藉助空前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威力得到進一步增強，從而形成家族國家觀的。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已經明顯貫穿了家族國家觀的思想，敕語中將以「孝父母」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多條規範作為「皇祖皇宗之遺訓」，要求「子孫臣民俱應遵守」，以達到「義勇奉公，以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最終目的。

  《教育敕語》頒布後，哲學界權威、曾經留學德國的東京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1855—1944）受文部大臣的委託撰寫《敕語衍義》。在這部經過天皇內覽、頗具權威性和正統性的敕語注釋書中，井上哲次郎綜合德國國家主義理論與日本的儒教傳統，對「教育敕語」進行解釋，指出敕語是由「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這兩個要素構成的，「蓋敕語之主意，在於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固國家之基礎，培養共同愛國之心，備不虞之變」[2]。書中明確提出了家族國家觀的思想，「國君之於臣民，猶如父母之於子孫，即一國為一家之擴充，一國之國君指揮命令臣民，無異於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孫，故我天皇陛下對全國呼喚爾臣民，則臣民皆應以子孫對嚴父慈母之心謹聽感佩」[3]。在這裡，井上將天皇與國民的關係比作父母與子孫的關係，將家作為國的基礎，即家是一國之本。1912年，井上哲次郎又出版《國民道德概論》一書，書中將他的家族國家觀進一步系統化，提出「綜合家族制度」和「個別家族制度」。他指出，日本家族制度的特色是「綜合家族制度」（即把國家整體作為一個大家族，天皇是這個大家族的家長）。在「綜合家族制度」下，把出自「個別家族制度」的孝的倫理推而廣之，就成為「綜合家族制度」中忠君的倫理。正因為日本有「綜合家族制度」，才能實現孝與忠的完全統一，才有「通古今而不變的國體」。這就是井上哲次郎的家族國家觀的基本思想，其中融合了日本傳統家族道德、儒家的忠孝之道、天皇萬世一系的神道思想和德國的國家有機體觀念，構成了「忠君愛國」的天皇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和「忠孝一本」的國民道德論。

  在井上哲次郎從道德方面宣揚家族國家觀的同時，另一家族國家觀的代表人物、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穗積八束也在從法律方面為把家庭作為服從意識的培養源，為家族國家體制的確立而努力。穗積八束是一個十足的國體論者和尊皇論者，在明治民法論爭中，用家族國家觀的理論攻擊1890年公布的、稍有個人本位傾向的明治舊民法，提出「家之擴大成國，國之縮小成家」「法制之源在家」的理論，力圖利用日本家族制度中祖先崇拜的傳統，以「祖先的威靈」為媒介，謀求家與國、臣與君之間的整合。不難看出，穗積八束所構築的家族國家的模式是以家為國體和法律的基礎，把在家庭中養成的最原始、最自然的「服從」這一「人道之教」，通過「祖先教」的紐帶，發展成為國民的道德，使個人、家庭、國家融為一體，從而實現從「孝悌的家庭成員」向「有用的自治公民」再向「忠良的國家臣民」的國民道德的自覺升華，其國家理論和法的理論充滿道德倫理的色彩。

  

  自明治末期形成的家族國家觀經過天皇制政權的大力宣傳，尤其是經過中小學修身教育的徹底貫徹，逐漸滲透到日本國民的精神生活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