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間辦學是官辦女校的重要補充

  在政府大力推動女子教育發展的同時，民間人士也致力於辦女子學，創建了一大批私立近代女子學校，論數量遠遠超過了官立女校，其中許多女子學校延續至今，在日本女子教育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民間辦女子學校之所以發達，一是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二是得益於人們對發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較為明確的認識。

  公私並舉的雙軌制教育體系與男女雙軌制學校體系促進了民間辦學

  如前所述，江戶時代的平民教育機構寺子屋是近代教育的基礎，在近代日本教育體系中，私立學校始終有著合法地位，這是私立女校得以發展的制度保證。1872年頒布《學制》的時候，就將「持有小學教科之許可者在私宅教學的」「小學私塾」列入學制規範下的小學之列。在這一點上，倒是體現了新政府對當時教育現狀的準確把握。由於設立新學校需要大量資金，中央及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只能利用和改造江戶時代的寺子屋，直到1875年，小學校中仍有40%借用寺院，30%借用民家[19]，有些以江戶時代寺子屋基礎的私立學校得以發展起來。《學制》將「私塾小學」納入近代學校體系，表明政府承認和鼓勵民間私人辦學。1879年廢除《學制》，頒布《教育令》時，明確提出了「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的概念，賦予私立學校的合法地位。1899年8月，出台《私立學校令》，是第一個以私立學校為對象的教育法令，該法律的意義在於把私立學校與官、公立學校同樣納入以「教育敕語」為中心的教育體系中，同時也說明了私學在近代教育中的合法性。此後，儘管不斷修改相關教育法令，但公立、私立並舉的雙軌制教育體系一直延續至今。

  除了民間辦學具有制度保障以外，男女別學制度的存在也為私立女子學校提供了發展空間。1879年頒布的《教育令》改變了1872年《學制》規定的男女共學制度，要求除小學之外，「凡於學校之內，男女不得處於相同教場」，《教育令》開創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男女別學體制，此後又多次強調在中等教育中實行男女別學，並通過高等女子學校對女學生進行中等教育。當時官立、公立女子教育機構尚不發達，官方開設的最高層次的學校只有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很難滿足社會需求，而私立女子學校填補了由於政府忽視而帶來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客觀上刺激了私立女子學校的發展，使私立女子學校一直占據培養高層次女性人才中的主導地位。

  民間辦學熱情是近代女子學校發展的動力

  發展女子教育，除了政府的政策與制度支持，更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支持。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始終有一批有識之士積極主張發展女子教育，在近代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有不少教育家提出各自的女子教育理念，有的還親力親為辦女校。如在文明開化浪潮中，啟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一夫一妻制之下與男子具有同等權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頗有見識的西歐女性作為理想的母親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與丈夫平等、具備足夠的教育子女的教養與知性的母親是社會的重要任務。福澤諭吉不僅批判男尊女卑的觀念和女子無學的落後狀況，倡導男女同權，還在委託其學生建立的慶應義塾幼稚舎（私立小學，1874年成立）中實行男女共學（但後來因受到反對而放棄）。另一位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於1875年在《明六雜誌》上發表了題為《造就善良的母親說》的文章，文中指出「子女的精神心術大體與其母親相似，連後來的嗜好癖習也多似母親。人民改變情態風俗進入開明之域必須造就善良的母親，只有絕好的母親，才有絕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的母親要在教女子」。中村正直還提出，為了實現「造就善良的母親」的目標，要男女受到一樣的教育，實現共同進步。[20]中村正直在東京創辦同人社女子學校（1874年），親自實施女子教育的實踐。1885年，留美13年的牧師木村熊二聯合《橫濱每日新聞》主筆島田三郎、歷史學家田口卯吉、評論家岩本善治等人共同創辦了明治女子學校，意在通過實施新式教育提高女性的地位，詩人北村透谷、馬場孤蝶、作家島崎藤村等人都曾在此執教，在此畢業的有實業家相馬黑光（麵包店新宿中村屋創始人），日本第一個女記者、女子學校自由學園的創立者羽仁元（音）子，作家野上彌生子等傑出的女性。

  近代日本官辦女學基本上止於高等女子學校即女子中等教育，而沒有在中等教育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繼續發展女子高等教育，到20世紀初期，輿論的主流依然認為辦女子大學為時過早。在政府不認可官辦女子高等教育的情況下，民間的有識之士開始自發創辦女子高等教育，出現了在女子高等教育中私立女校獨樹一幟的現象，可以說，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首先是從私立女校開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女子教育家成瀨仁藏及其創辦的日本女子大學。身為男性的成瀨仁藏畢生從事女子教育，它曾長期到美國考察女子教育，在闡述其女子教育思想的《女子教育論》（1896年出版）中提出要把「婦女作為人來教育，作為女人來教育，作為國民來教育」[21]作為教育方針，並於1904年創建了日本女子大學，被譽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一人。該校秉承「信念徹底」「自發創生」「共同奉仕」綱領，培養了集結於女性雜誌《青鞜》周圍的近代日本第一個婦女運動團體，該雜誌創始人平塚雷鳥正是由於讀了成瀨仁藏的《女子教育論》才選擇進入日本女子大學學習，而在《青鞜》雜誌的五位發起人中，有四位是日本女子大學的畢業生。成瀨仁藏的《女子教育論》及日本女子大學的成立在全國影響深遠，此後一批從事女子高等教育的私立學校相繼成立，但是文部省對此只作為專門學校加以認定，升格為女子大學還是戰後的事情。

  辦教育離不開教育者，得益於前近代女子教育的積累和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日本女性已經不僅僅是被動的受教育者，許多人成為教育家，開辦女子學校，從事女子教育事業。女性辦女校是近代女子教育的突出特色。由女性辦女學，更能準確掌握女性的心理與生理特點，實施適合女性特點的教育。

  在上流社會人士積極辦女校的同時，普通民眾中也有不少人熱心女子教育事業。從1872年制定《學制》起，女孩子就有了就學的權利，其父母亦有送孩子上學的義務。但是現實中不少貧困家庭的女孩子要麼幫助父母帶孩子，要麼很小就給別人家幫工帶孩子，因此無法到學校上學，這是明治前期女子入學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解決這部分女孩子的上學問題，民間開辦了一些讓女孩子能背著弟弟妹妹或幫工的主人家的孩子到校上課的學校——「子守學校」（日語詞，中文沒有相應的詞彙）。最早開辦「子守學校」的是茨城縣青年教師渡邊嘉重於1883年在其家鄉開辦的「小山村子守學校」，受到當時的文部大臣井上毅的表揚。這種學校兼具女子初等教育與幼兒保育機能，上課時間及上課形式也比較靈活，學習年限不固定，只要考試及平時成績達到尋常小學的水準便允許畢業，且大多不付學費，因此很受下層社會歡迎，並在全國得到推廣，據長田三男的《子守學校的實證研究》可知，這種學校一直存在到昭和初期，共有318所「子守學校」分布於全國36個都道府縣。[22]從事這種教育的多是深知下層社會疾苦的基層人士，他們為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所做的貢獻是最直接、最現實的。今天，我們偶然可以從一些日本影視作品中看到女孩子在教室中背著幼兒認真聽課的場景，那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時代的事情，從這道難得一見的風景線中，既看到近代日本女性求知的渴望，也展現出民間教育者的辦學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