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培養良妻賢母的目標使女子教育得以立足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側重對女子的性別教育，「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理念貫穿於女子教育的始終。在明治初期，女子教育的起步是從培養有知識的「良母」做起的。如前所述，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於1875年提出「造就善良的母親，要在教女子」，另一位啟蒙思想家森有禮也認為，「女子教育比之男子教育更重要」。1887年，他作為文部大臣在視察地方的教育情況並發表演說時明確指出：「女子教育的重點在於培養女子為人之良妻，為人之賢母，管理家庭、薰陶子女所必須之氣質才能。國家富強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發達與否與國家安危有直接關係。」[23]森有禮從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角度認識女子教育，突出了女子教育的社會作用。

  在明治初期大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所謂歐化時代，啟蒙思想家心目中的良妻賢母是像西歐社會，尤其是基督徒那樣的與丈夫有平等人格的妻子、具備足以教育子女之教養的母親。為了培養這樣的良妻賢母，當時的女子教育頗具歐化色彩。學校教育實行男女共學，教科、教材也完全相同，甚至使用翻譯教材。然而，從明治中期開始，日本放棄了文明開化政策，國家大力宣揚的國家主義與儒家倫理相結合的主流意識形態也反映在女子教育政策上。19世紀晚期，明治政府一方面努力提高女子小學入學率，另一方面通過辦高等女學校發展女子中等教育。在戰前日本社會，女子大都在十六七歲結婚，而結婚之前在高等女學校的學習階段被認為是培養良妻賢母的最佳教育時期。1899年2月頒布《高等女學校令》後，當時的文部大臣樺山資紀這樣闡述辦高等女子學校的目的：

  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達到健全的中流社會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賢母良妻，才能增進社會的福利……高等女學校的教育在於培養學生於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後成為賢母良妻的素養，故而在涵養優美高尚的氣質和溫良貞淑的性情的同時，要令其通曉中流以上生活所必需的學術技藝。[24]

  繼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將推進女子中等教育作為重要任務，1902年，他在高等女學校校長會議上的演講中指出：「良妻賢母是女子的天職……高等女學校是為了實現這種天職而進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機關。」[25]樺山資紀和菊池大麓兩位文部大臣的公開講話將高等女學校的辦學思想和教育目標說得非常明確，僅僅有男子是不能實現國家的發展的（即所謂「中流社會」），必須培養與之相適應的良妻賢母。《高等女學校令》的頒布，標誌著培養「良妻賢母」已經成為國家公認的教育理念。這種教育觀念一經提出，便左右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發展方向。不僅在各高等女學校得到貫徹，各私立女學校也積極響應。對女子的性別教育被固定化，家務、裁縫、手工藝授課內容增加，教學內容注重家庭實用技術的培養，而外語、數學、理科的內容相應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