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維新後從多生多死向多生少死的轉變

  明治以後，民眾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從19世紀後期起，出現了繼17世紀以來又一次人口增長高峰。1872年，日本始建近代戶籍制度，據此得知當時有戶籍人口3481萬人，此後人口逐年增加，到1900年，達到4385萬人，到明治末年，超過5000萬人。根據1920年第一次近代人口普查的結果，得知當時人口為5596萬人。進入昭和時代，人口增加勢頭更猛，至1936年，人口數字已經超過7000萬。從人口增長率來看，明治初年在5‰左右，從1897年起超過10‰。明治維新之後僅僅70年時間，日本人口就增加了一倍。

  就人口狀況的特徵而言，江戶時代是「多生多死」（高出生、高死亡）的時代。進入明治時代，這一特徵發生了變化，即由「多生多死」向「多生少死」轉變，從而帶來人口增加。「多生少死」是在民眾生活水平提高，文明開化帶來社會生活改變這樣的大氣候下實現的，而破除墮胎、「間引」陋習、近代「衛生」觀念的導入、近代醫療制度的建立等諸多因素尤其重要。

  破除「間引」舊習與墮胎罪的設立 如前所述，江戶時代的墮胎、溺嬰、棄嬰等人為的限制人口做法，阻礙了18世紀以來人口的增長。明治維新後，為根除這一「弊風」「惡習」，明治政府在1880年頒布《刑法》和1907年修改《刑法》時，都規定了「墮胎罪」：對妊娠中的女子服藥或通過其他方法墮胎及受人委託幫助其墮胎者，都要處以徒刑。在這一背景下，一切對墮胎罪的反對呼聲都受到壓制。如1915年，女權組織「青鞜社」成員原田皋月在《青鞜》第五卷第六號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獄中女寫給愛人的信》的小說，採用書信的形式，描寫由於墮胎罪而入獄的女人與法官之間的對話，強調女性有生與不生的自我決定權，主張廢除墮胎罪，由此而引發了一場「墮胎論爭」，刊載原田皋月這篇小說的《青鞜》第五卷第六號被禁止出版。此後不久的1922年，美國節制生育活動家瑪格麗特·山額夫人（Margaret Sanger1883—1966）到日本宣傳節制生育，受到了日本政府方面的阻撓，甚至一度拒絕其登陸，她攜帶的宣傳品大部分在橫濱港口碼頭被沒收，撰寫的《避孕方法》也被禁止在日本出版。在日本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中，為確保人力資源，進一步嚴格禁止終止妊娠。戰後，日本政府制定了《優生保護法》，放寬對人工流產的限制。但刑法上的「墮胎罪」一直保留至今。

  除了在法律上嚴格禁止墮胎之外，中央與地方政府亦出台各種政策鼓勵生育，保護兒童。1871年，發布第300號太政官布告「棄兒養育米給予方」，作為政府的救助事業，對0歲—15歲棄兒發放救助米年七斗。1873年，又對生第三個孩子的家庭發放5日元的一次性補助金。這些政策對人口的增長無疑是有推動作用的。

  近代「衛生」觀念的導入 在文明開化及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近代意義的「衛生」概念被引入日本。1871年，肥前國大村藩（於長崎縣）藩醫出身的蘭醫長與專齋（1838—1902）作為文部省官員隨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諸國考察醫學教育及衛生行政制度。在考察中，歐美國家「預防重於治療」的衛生理念令長與專齋深有感觸。結束考察回國後，長與專齋於1874年就任新設的文部省醫務局局長，次年醫務局從文部省改隸於內務省。長與專齋認為醫務局這一名稱與該局的職能不盡相符，在翻譯德文的醫療衛生資料時，對德語中具有「保護生命與生活」概念的「Hygiene」一詞，選用了《莊子·庚桑楚》篇中「衛生之徑」中的「衛生」作為和譯，醫務局也隨之改名「衛生局」。衛生局成立後，著實推進垃圾處理、市街道路清掃等公共衛生事業，開展傳染病的預防。隨後，近代「衛生」概念與這一詞彙在日本被廣泛接受，衛生和健康問題也從關乎個人生理機能的私事，轉而成為政府施政的要務，近代衛生事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清末駐日外交官黃遵憲曾據其親身觀察，在《日本國志》中記載了衛生局的職能[10]：

  衛生局，以大書記官為局長，其職在保護人民使無疾病。凡糞除街衢、疏通瀦郾、潔淨井灶，皆督飭府縣官及警察官使地方人民掃除污穢，以防疾病。凡醫生必經試驗給予文憑，方許行醫。凡通都大邑必有病院以收養病民，院長時察其病況，上之本局。凡有以丹膏丸散營業者，必以化學剖驗無有毒害方許發賣。凡人民獸畜有傳染時疫者，必速由地方警察所電報於本局，而設法以預防焉。

  通過對霍亂的防治可以說明近代日本「衛生」觀念的傳播及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明治時代，霍亂是最為兇猛的傳染病，1877年、1879年和1886年曾發生霍亂大流行。霍亂的流行多是由於病人的排泄物污染水源。為防止霍亂流行，長與專齋及衛生局從1877年即致力於推動鋪設近代上下水道建設[11]，1882年，主持了第一條歐式下水道——神田下水道的修建，1883年，又從水道技術發達的英國聘請技術專家亨利·斯賓塞·帕拉瑪（Henry Spencer Palmer 1838—1893）指導修建了橫濱上水道的建設。防止霍亂流行成為推動近代供水系統和排污系統建設的主要原因，也在防病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到20世紀20年代日本上水道系統完備後，基本上制止了霍亂的流行。在「防重於治」的觀念下，對於霍亂等傳染病開展積極的預防工作及宣傳教育。如1879年，頒布了日本防病史上第一個統一的預防規則《虎列刺病預防臨時規則》，1880年，又頒布了《傳染病預防規則》，是為日本第一個傳染病預防規則。衛生行政部門還及時發布預防霍亂的辦法，消除居民的恐慌心理。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使霍亂在大正年間得到有效遏制。

  近代醫療制度的建立 在明治時代以前，日本的醫學一直以漢方醫學為主，遇到霍亂、天花、痢疾等傳染病大流行時，治療效果並不明顯。在幕末時期，以蘭學為代表的近代西洋醫學對日本產生了重大影響，長崎養生所、順天堂醫院等近代醫院已經開始出現。明治維新以後，西方近代醫學隨著文明開化的潮流傳入日本，1868年，以設在橫濱的「軍陣病院」（治療鳥羽、伏見之戰中的傷員）為基礎，與原幕府的醫學所合併，建立了「東京大病院」（1886年改為東京大學醫學部），並聘請德國人擔任教師，從此，日本有了近代醫院及醫學教育機構。1874年，為發展近代醫學，明治政府頒布了《醫制》，確定了近代醫療制度的目標：建立衛生行政制度；實施以西醫為基礎的醫學教育；建立以西醫教育為前提的醫生開業許可制度；建立近代製藥業和培養藥劑師，以醫藥分業為目標。《醫制》的頒布是日本正式導入西洋醫制的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據1875年的統計，當時有醫師27650人。儘管在當時仍然是以漢方醫師為主且平均1000人才有1個醫生，但畢竟在及時救治民眾疾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到1880年，註冊醫生數量增至36000人，1898年達到43000人。在婦產科方面，明治以前產婦難產時多母子雙亡，而接生婆則束手無策。1874年的《醫制》中，明確規定了助產婦的資格取得、業務規範，1875年，各地開始興辦助產婦養成所，向助產婦進行近代接生方法的教育。1889年，取得正式官方許可的助產婦有619人，加上舊有的接生婆，東京的助產婦超過3000人。[12]1899年，又公布了《助產婦規則》，規定助產婦女必須是年滿20歲以上、經助產婦考試合格者，必須在地方長官管理的助產婦名簿上登記，否則不得營業；未經一年以上的助產術專業學習，不得參加助產婦考試等。1914年，全國的助產婦增加到31000人，其中23000人畢業於正規學校。[13]對助產婦要求的提高及嚴格管理，同時近代婦產科學技術的進步（如日本於1852年進行了第一例剖宮產手術），與過去相比，母嬰安全有了進一步保證，從而使「多生少死」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