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近代日本人口狀況

  日本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曾經有短暫的戶籍與人口統計的歷史，[1]但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瓦解及近七百年中中央政權名存實亡，便不再有全國統一的戶籍與人口統計。從11世紀開始，日本進入闕戶籍時代，數百年內沒有進行全國性的人口調查，使當時的人口狀況處於無從可考的狀態。這種現象直到江戶時代才有改變。德川幕府為了禁止基督教的傳播和加強對民眾的統治，從1671年起要求每年檢查民眾的宗教信仰，並按村登記「宗門改帳」，「宗門改帳」在當時實際上起到了戶籍的作用。1721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為解決財政危機進行「享寶改革」，其內容之一就是要求各藩上報領內的人口。1726年，再次進行了人口調查。1726年是丙午年，此後每六年，即在子年和午年進行人口調查成為定製，故德川幕府的人口調查被稱作「子午改」。從1726年至1846年，共進行了19次全國人口調查，並留下了記錄，成為了解江戶時代人口狀況的寶貴資料。

  根據這些資料，可知進入17世紀（江戶時代前期），由於全國統一後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眾的生活大有改善，出現了人口急速增長。據推算，1600年全國人口在1200萬（歷史人口學者速水融觀點）至1800萬（歷史地理學者吉田東伍觀點）之間，而到120後的1721年，以年平均5‰—10‰速度增加到3100萬人[2]，歷史人口學家鬼頭宏稱江戶時代前期為「人口爆炸」時代。但是，人口高增長的趨勢並沒有持續多久，進入18世紀即江戶時代中期，人口出現了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1756年為3128萬人，1786年人口為3010萬人，1792年人口為2986.9萬人。1846年江戶時代最後一次進行人口調查時，人口約3229萬人，在一百多年時間裡，人口增長極其有限。

  江戶時代中後期為何出現人口停滯的現象？首先是自然災害頻髮帶來人口損耗。據梅森三郎編撰的《凶荒志》記載，從慶長年間（1596—1615）到明治以前，發生了水災、旱災、凍害等各種災荒130次，基本上是兩年一次。[3]據小鹿島果編撰的《日本災異志》記載，1783年，連續發生了淺間山火山爆發、洪水、低溫等災害，關東地區「餓死十萬兩千餘人，疫死三萬餘人，遷往他處二萬餘人，全家死絕致空宅者三萬五千餘家」[4]。其次是在自然災害發生的同時，又有疫病發生，造成人口減少。在既缺乏醫療設施，又沒有科學的健康、衛生觀念的情況下，一旦有疫情發生，立即在一個地區甚至在全國蔓延。富士川游在《日本醫學史》中描述了江戶時代疫病流行情況。如1822年、1858年、1862年，日本爆發三次大規模霍亂，有記載說，1858年第二次霍亂大流行時，僅江戶一地從當年7月27日到9月23日的50多天中，有28萬人到各寺院辦理喪葬（此數字難免有誇張成分，且也包含其他原因的死亡），也有「死亡者120578人」「八、九兩月間死亡31229人」的記載，「因霍亂全家皆亡，絕嗣、死產者數不勝數」。[5]此外，江戶時代還多次發生麻疹、天花、鼠疫、流感、傷寒等傳染病，對人口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損害。造成人口減少的第三個原因，是在貧困及生活壓力下，百姓為生活所迫，人為地進行人口限制。方法為在懷孕後墮胎，或在孩子出生後將其棄於屋外，致其死亡或出生後立即溺死，這種被稱作「間引」[6]的行為在當時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江戶後期經濟學者佐藤信淵曾在《鎔造化育論》中寫道：「百姓困窮，十室之邑年年墮胎陰殺赤子者，不下二三人，或一國及七八萬者往往有之。況於四海之大，可勝算乎？然皆慣習，絕無有咒其國君之不仁者。」[7]貧困是造成墮胎、溺嬰、棄嬰的主要原因，但當一種做法成為習俗，恐怕還有經濟之外的原因。通過一些資料記載可以得知，江戶時代墮胎、溺嬰與棄嬰行為不僅在農民百姓中普遍存在，即使在生活較有保障的武士家庭和較為富裕的町人家庭中也有這種情況。「富家也不過三四子，有生五人以上者，則為世之稀罕，合璧四鄰皆怪而謗之。」[8]據日本法制史專家服藤弘司對《諸士系譜》的考證發現，在近世前期的武士家系圖中，在嫡子以外還有次子、三子的記載並不少見，但在近世中期以後，除了繼承家督的嫡子以外，已經很難看到次子、三子的名字了。根本原因是武家社會也限制生育，即只要有了一個兒子，就不再生育。[9]這就說明，生活貧困只是「經濟上的原因」之一，而「家」的利益的需要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