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貴族制度的社會史意義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貴族是沒落與反動的代名詞，國人對於貴族（尤其是日本的貴族）這一概念，也有許多誤讀：對貴族的理解發生偏差，把貴族等同於擁有財富的「大款」，即不富不貴；只知歐洲有貴族，而不知亞洲國家日本的貴族在傳承之久遠、文化之厚重方面並不亞於歐洲的貴族；公家貴族在近七百年的幕府統治中瀕於衰落，其作用與影響被軍事貴族——武士遮掩掉了；由於武家是黷武之人，被從貴族隊伍中排除出去了。諸多誤解，歸根結底是在沒有貴族傳統的社會環境裡，人們無法正確認知什麼是貴族。如果對日本歷史進行深入考察，會發現這個重要社會階層的存在對日本歷史發展進程及日本國民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貴族是身份制社會的產物

  嚴格的身份制度的存在，是日本古代史的基本特點之一，而且身份制度是與等級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身份制度是把某些人群置於與生俱來的職業的、社會的地位，並從法律上加以固定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秩序。身份一旦固定，便世襲傳承，無法改變。而身份制社會內的秩序要依靠等級制度來維持，等級制度是對所有人或團體劃分尊卑等差，各個等級權利不平等，下層等級人數眾多，受到人數較少的上層等級的統治和管轄，權力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不平等是身份制度與等級制度的共同之處，而身份制度側重於職業上的地位差別，等級制度則通過政治、經濟上權利與義務的多寡表現出來，這是兩種制度的區別。日本是擁有深厚的身份、等級傳統的國家，且歷史久遠。

  公元2—3世紀邪馬台國即已經存在明顯的身份區別——由大人、下戶構成的自由人身份和由奴婢、生口構成的非自由人身份，而「大人」與「下戶」之分則體現出自由人身份中的尊卑等級。[36]到大和時代，社會的基本身份是由氏上代表的氏人階層與部民階層。在氏人階層，又通過大王（天皇）頒賜的各種「姓」，表示其等級的高低及地位的尊卑。大化改新之際，解放了部民，並模仿唐朝制度，在國家政權的頂點——天皇與皇室之下，把人們的身份分為良民與賤民兩大類，[37]良賤之間不可逾越。良民身份中有若干等級區別，即有位的官人（包括五位以上貴族及六位以下百官）和無位的公民，但隨著五位以上貴族的世襲化，本來在良民身份中五位以上貴族與其他下級官員及普通百姓之間的等級差別也變成了不可改變的身份差別。進入武家社會，隨著武士這一新身份的出現，原本良賤兩大身份發展為公家—武家—平民—賤民這樣的身份序列。德川幕府在建立幕藩體制的同時，將社會整合為士農工商四種身份，這顯然是吸收了中國的制度。但中國歷史上的士農工商只是四種職業，「非無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對立之勢不成，斯不謂之階級社會耳」[38]。「四民」之間不僅沒有階級對立，而且每個「民」都不是鐵板一塊，可以發生流動與互相轉換。日本的「四民」則被從政治制度和法律上加以固定化，形成以職業劃分為表象的身份制度，如儒學者雨森芳洲所言，「人有四等，曰士農工商。士以上勞心，農以下勞力。勞心者在上。勞力者在下。勞心者心廣而志大慮遠，勞力自保而已。顛倒則天下小則不平，大則亂矣」[39]，各種身份世襲傳承，人們的後天努力與地位變遷沒有聯繫。福澤諭吉批判這種社會現狀時說：「不但身份上有士農工商之別，而且在士族中還有世祿世官的，甚至像儒官、醫師等還要世襲其業不得改變，農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業也有固定的股份。這種界限，簡直像銅牆鐵壁，任何力量也無法摧毀。人們縱然才氣十足，但因沒有機會發揮所長，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40]

  在身份制社會內，不僅不同身份的人權利、義務不同，即使在同一身份的人群中間，也存在明顯的尊卑、貧富等差，因此在以身份制度維持社會秩序的同時，也要維持身份制內部的秩序，等級制度由此應運而生。公家貴族內首創標誌貴族等級的家格，從平安時代末期到鎌倉時代固定為攝關家、清華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半家等六個等級，確定家格的依據是血統、家系及與皇室、朝廷的親疏關係。家格是不可改變的，且世襲地存在，由此產生了日本獨具特色的制度——「極位極官」，即某家某人能夠擔任的最高官位和官職。在這種制度的約束下，出生於低級家格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不能妄想得到高位、高官。這種情況曾受到批評，如關白二條良基（1320—1388）在其《百寮訓要抄》中說：「延喜天曆（10世紀前期）以前取賢才登庸，村上円融天皇（10世紀中期）以後，只尊重世系，不看其人才能適否，此乃朝廷之政衰頹之故也。」[41]這種出自公卿的反省很有見地，遺憾已無力改變現實。公家貴族面對窘迫的生活，依然維護森嚴的等級制度，且被武家社會全面採用。德川幕府按照家系及與幕府關係的親疏，把大名分成親藩、譜代、外樣三類，把直屬將軍的武士也分成旗本與御家人。就連各藩的藩士也被分成許多不同的等級，福澤諭吉所在的中津藩是領地10萬石的譜代大名，在規模上是中等偏下的藩，而其1500多名藩士中，竟有100多個等級。[42]在日常生活方面，各種等級規制無所不在，如御目見以上與御目見以下的武士之間不能通婚，藩中的上士與下士間也不能通婚。徒士不能直接應答藩主的問話，足輕在路上見到比自己身份高的武士即使在雨天也要跪坐路旁以示尊敬。不同家格的武士在服裝上有不同的規格，在住房方面，面積、宅門、樣式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不得有絲毫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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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生活在身份等級制度下的日本人在歷史的巨大慣性面前已然形成了對這種秩序的某種認同，把習慣變成本性，以致完全喪失了「敢作敢為的精神」，「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在德川統治二百五十年間極少有人敢於創造偉大事業的根本原因」。[43]福澤諭吉在尖銳批判身份等級制度的同時，也指出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人為製造的制度悲劇，而認為「如天然之定則，沒有提出異議者」[44]，說明長期處於這種制度下的人們對此已經習慣成自然。明治維新後，廢除身份等級制度，建立新型人際關係本應是社會改革的重要任務，但是，在身份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與其說否定以前的身份等級制度，莫如說為了迴避社會矛盾，進行身份關係的重組。其結果，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四種新的身份取代了江戶時代的士農工商，並在「四民平等」的招牌下繼續演繹著新的身份差別。不僅新政府需要身份等級制度維護自身統治，大部分日本人也並不否認身份制本身，只不過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擺脫以前所屬的地位，上升至高一點的地位。[45]真正廢除身份等級制度，是經過二戰後民主改革才完成的，而身份等級意識卻長期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

  2.貴族的根本屬性是血統而不是財富

  由於貴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居於統治地位，這就決定了他們有條件利用手中的權力攫取財富，占據社會資源為自己謀利，甚至要製造一些罪惡。但是，從日本貴族的演變來看，從總體上說，貴族的屬性是血統而不是財富，如同歐洲貴族無論「擁有什麼社會優越的權利，他們都不一定是其所在社會中最富有的人」[46]。日本的貴族也不能完全與財富畫等號。

  一般來講，在等級制社會，包括擔任官職在內的政治資源和包括財富在內的經濟資源都不是人人可占有，而是按社會成員的等級進行分配的。一些社會集團總是通過一些手段，將獲取這些資源的機會和可能性限制在小範圍內，表現為社會上層等級權力大，下層等級權力小，權力與財富統一，且掌握在少部分人手裡，社會矛盾與階級對立由此產生。當這種矛盾與對立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日本歷史上的情況則不盡如此，等級制度雖然存在，卻很難突破身份制度的藩籬，即等級是從屬於身份制度的等級。士農工商既是從高到低排列的階層秩序，又具有一定並列性質。各種身份的人分別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武士用戰鬥守衛農工商，農民為士工商生產糧食，工匠為士農商從事手工業生產，商人為士農工擔當商品流通。[47]幾乎所有的身份（包括「賤民」）當中，都既有支配者，也有被支配者，既有富裕者，也有貧窮者。這種社會結構直接制約著社會資源的占有與分配，使權力與財富不能被某一身份的人或某一等級的人壟斷。

  從公家貴族來看，在度過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平安時代以後，進入幕府時代起便與皇室一起逐漸走向衰落，只不過徒有官位虛名而已。室町戰國時期，公卿貴族生活窘迫不堪，有的甚至瀕於赤貧。到江戶時代，公家貴族的經濟狀況與武家貴族相比有著天壤之別。相對於大名領地動輒數十萬石，甚至超過百萬石，貴族中地位最高的五攝家的所領平均只有2031石（最多是近衛家2860石，最少是鷹司家1500石）。[48]很多名門公卿的所領不過數百石，一般公卿更是少至祿米30石，因而被譏諷為「徒有虛名的公卿」。明治維新元勛岩倉具視的家格屬於羽林家，領地只有區區150石。公家貴族大多數人生活不如下級武士，更不如自給自足的農民。至幕末，包括皇室、公卿貴族、寺社等在內的公家的總收入只有12萬至13萬石，加在一起僅僅相當於一個中等大名。

  相比過氣的公家貴族，江戶時代掌權的軍事貴族武士的情況又如何呢？表面上看，武士擁有「苗字帶刀」「斬舍御免」的特權，連「切腹」也成了象徵武士名譽的死法，武士生活在名譽的精神世界中。而在至關重要的經濟領域，卻將武士與生產資料隔離，使他們僅僅依靠俸祿維持生活，很似現代社會的公務員。如出生在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其家俸祿是十三石二人扶持，[49]因常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做些副業換得一些收入買來麥子和粟類，做成粥和糰子來填飽肚子。生活條件的限制使武士不敢多生孩子，墮胎、溺嬰等在農民家庭中的多發現象於武士中也相當普遍。不少人不得不向商人借貸度日，還有人不顧身份和面子，招有錢的町人子弟為養子。儒學者太宰春台在《經濟錄》中曾指出這一現象：「今武家苦於貧困，養他人子必求錢財。故身份卑賤而有錢者乘機出錢讓士大夫養其子，以數百金便可取有田祿之士大夫之家。當初以軍功忠勤而享世祿之家，被身份低賤者所奪幾百上千，數不能詳。」[50]可見武士徒有華麗的榮譽外表，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並不具有經濟實力，其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不相匹配。在武家家訓當中，可以看到很多厲行節儉，禁止奢華的訓誡。如熊本藩藩主細川重賢在家訓中規定家人每日飯菜的標準：「朝夕食素，一湯一菜，午間可用魚等，亦不過一湯二菜。」「朔望佳節，與常日無異。年初儀式，當依家法從儉。不可稍有疏忽。」[51]熊本藩是家領54萬石、屈指可數的大藩，其飲食卻如此簡單。並非武士天生節儉，而是在現實體制下，武士從上到下沒有奢侈的資本。特別是在中下級武士中，微薄的收入及清貧的生活，加上日益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蝕，「奉公」的意志被逐漸瓦解，對幕藩統治的不滿便油然而生，以至於在幕末發起倒幕運動，幕藩體制的堡壘首先從內部被攻破。

  如果說公家貴族與武家貴族是「貴而不富」的話，那麼江戶時代的町人（包括手工業者與商人）就是「富而不貴」了。町人是身份制度及重農抑商政策同無法阻擋的商品經濟發展的矛盾體制的產物。1615年（元和元年），德川幕府頒布「一國一城令」，將武士集中到城下町居住，並把商人和手工業者也集中於此，逐漸形成以大阪、江戶、京都為首的城市消費中心，町人勢力大增。然而，不論他們如何富有，也只能居於士農工商中的末流，沒有當官入仕的預期，只能服從身份制度的安排，在他們專屬的領域尋求自身發展。這種浸透了身份制度的職業體系與日本人的家業觀念及「家」制度結合在一起，刺激了人們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豪商巨賈應運而生，約占總人口5%—6%的町人是近世社會中最具經濟實力的階層。當然，也有不滿「富而不貴」現狀的人，如元祿時代（1688—1704年），有大阪首富之稱的豪商淀屋辰五郎公然違抗幕府發布的儉約令，生活極度奢華，身穿印有醒目家紋標誌的名貴白絹服飾招搖過市。1705年，幕府以「僭越町人身份」「生活過於奢侈」等罪名，沒收淀屋家所有財產。對淀屋家的懲處是對町人的嚴厲警告，促使其牢記自己的身份。久而久之，便習慣了這種身份秩序，如長崎町人學者細川如見在1719年寫的《町人囊》中已經表達了對町人身份的滿足：「町人位於四民之下，而作用於上五等人倫。生逢此世，生於此品，實乃此身之大幸也。」「與武士相比，唯有町人才真正快活。」[52]

  由上可見，身份制度與等級制度相結合，帶給處於不同身份、不同等級的人們不同的權利與義務，使權力與財富產生分離。如公家貴族與武家貴族都是身份上的至尊者，卻不都是經濟上至富者；商人擁有財富，「天下之金銀盡入商人之手」[53]，卻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土豪」而已；占全部人口85%左右的農民是幕府徵收年貢的來源，在完納年貢（年貢率大體為30%—40%，有的地方為10%—20%）後，可以享受比較自由而充裕的生活。[54]這種社會結構打破了特權階層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性占有，「欲富不貴，欲貴不富，貧富貴賤相互平均，既無絕對的得意者，也無絕對的失意者」[55]，從而避免了財富的集中，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使社會秩序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

  3.貴族傳統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兩重性

  在世界範圍內，沒有哪個國家與民族像日本人那樣充滿矛盾了：就個體而言，日本人溫文爾雅，嚴於自律，井然有序，在國際社會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就群體而言，日本人在戰前發動的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中極其殘忍和野蠻，並製造了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慘案。這種矛盾性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追溯其根源，當與公家貴族與武家貴族並存於歷史，對民眾產生廣泛影響不無關係。儘管武家人口大約只江戶時代人口的6%，貴族的人口更少，[56]但他們既是統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百姓的楷模。如1871年10月，明治天皇對華族發布敕旨，號召華族「廣聞見，研智識，為國家之御用而奮發勉勵」，並指出「華族立於四民之上，應為眾人之標的」。[57]標的者，榜樣也。加上日本人向來就有貴血統、重家系和崇尚權威的傳統，貴族的存在對民眾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拜中國文化所賜，公家貴族從奈良時代起就逐漸養成了重教育、重教養的傳統，貴族及其子弟要掌握知識和文化，更強調出言進退、行為舉止、衣著打扮等方面都必須符合貴族的禮儀和規範。經過數百年的陶冶，形成以知性、高雅為特徵的貴族教養。儘管在幕府時代公家貴族遠離政治與權力核心，但始終保持著學問及文化上的優勢，在傳承傳統文化方面功不可沒。武士掌握政權後，不僅沒有摧毀公家貴族的肉體，也沒有摧毀其文化，並注意到自身在處理政務及社會交往中加強文化修養的必要。於是，武家子弟被送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著名的五山十剎成為學問中心，一般的寺院也都成為武士子弟的文化殿堂。到江戶時代，武士已經成為與公家貴族共享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士」的知識分子色彩越來越濃，許多武士潛心研究學問，成為儒學、國學、蘭學、西學的學問家。武士的貴族化說明一個道理，即貴族的精神是可以培養的。在貴族文化的影響下，不管是武士還是普通民眾，都形成重教育的傳統，到江戶時代末期，通過平民教育機構「寺子屋」的教育，識字率已達男子40%、女子10%。[58]在這樣的平民教育基礎上，明治維新後近代教育迅速發展，到1910年，日本的小學、初中、高中的在學人口指數已經超過了美國。[59]進步的社會是由許多受教育的人組成的，文明的社會是由許多有教養的人組成的，良好的教育是形成良好的教養的開端。

  與重文化、教養、講求優雅的公家貴族相比，對於武士來說，「在關鍵時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馬前戰死是武士的第一職分，也是最高榮譽」[60]。武士鄙視公家貴族的優柔文弱，武士精神——武士道的核心價值是忠誠與尚武。忠誠就是要有獻身於主人的犧牲精神，這種獻身要達到為主君犧牲生命的程度。尚武是以戰爭為業的武士必備的品格，它要求武士精於武藝，崇尚殺伐，重名輕死，對庶民階層深有影響。近代以後，通過國家政權以《軍人敕諭》和《軍人訓誡》、「教育敕語」等形式的大力渲染，過去僅作為武士階級特殊行為規範的武士道成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體系，使武士階級已經不復存在的近代日本成為瀰漫著武士道精神的兵營國家，尚武精神被全社會高度認同。忠誠與尚武雖有積極的一面，而發展到極端就表現出不尊重人的生命——不僅是別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這種道德觀念一旦被誤導或失控，就會給人類的和平帶來巨大災難，這一點已經在日本發動的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中得到證明。

  在社會環境相對寬鬆的日本歷史上，不同時期的不同貴族都形成不同的貴族精神，公家貴族的文化與教養和武家貴族的尚武與忠誠，造就了日本國民性中的雙重性格，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表現各有不同，既有正能量，也有負能量。了解日本貴族制度的歷史，或許會有助於我們認識日本人在集團內部彬彬有禮，在集團外部冷酷無情；時而恭敬服從，時而桀驁不馴；強調內斂、自律，卻在對外侵略戰爭中製造了數不清的慘案。公家與武家這兩大風格完全不同的貴族的長期存在及其影響，正是日本人矛盾性雙重人格產生的社會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