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貴族制度的影響——強權架空皇權

  由於不同時期貴族的強力存在，在日本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天皇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中被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如前所述，在大和時代，倭王家原本也是列島內眾多豪族中的一員，隨著其勢力的增強而成為日本列島的霸主，建立了大和政權。但是大和政權的權力並沒有確立其神聖性與權威性，它一直面臨著豪族的挑戰。發生於7世紀中期的大化改新猶如一劑強心劑，使皇權在短時間內得到鞏固。然而，天皇親政的鼎盛時期僅僅局限在奈良時代，進入平安時代，伴隨中央集權制的衰落，天皇與皇室的權威也漸趨下降。貴族藤原氏在聖武天皇時期突破皇后必須從內親王中產生的傳統與法律後，通過嫁女於天皇，自幼養育天皇成長等手段控制天皇，並作為人臣，逐漸壟斷了太政大臣和攝政、關白職位，成為天皇的代理人，在長達近三個世紀的「藤原時代」獨攬朝廷大權。在武家政權建立後，皇室、朝廷、公家面臨著幕府的日益嚴重的挑戰，天皇被徹底虛位。在「公武水火之世」的鎌倉幕府時代，發動「承久之亂」（1221年）與「建武中興」（1333—1336）的天皇與皇室似還有一些與幕府抗爭的實力，但其結果是兩次旨在恢復皇權的抗爭均歸於失敗，皇室都受到了嚴厲的懲罰，勢力進一步受到削弱。不僅幕府將軍藐視天皇與皇室，連一般的武將也明目張胆地譏諷天皇，如南北朝時期有一名叫高師直的武將就講：「京城有個王，雖有若干領地，在內里院有御所，其實不過是馬下的從者。如果非有王不可的話，莫如以木頭雕一個，或以金屬鑄一個，至於活著的王還是將他流放到遠方去吧！」[28]戰國時代，武士稱雄，大名爭霸，以武力決定勝負，天皇和皇室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關東而不知有京師」[29]。室町幕府將軍自稱「日本國王」，德川幕府將軍以「日本國大君」作為正式外交稱號就是其凌駕於天皇之上的最好詮釋。

  儘管天皇與皇室已經被排斥在權力中心之外，幕府仍然對皇室保持足夠的戒心與監視，將其置於嚴格的控制之中。早在鎌倉時期，幕府就在京都設立監視皇室與貴族的六波羅府。到德川時代，幕府對皇室的控制變本加厲，並將自室町時代以來就有的「武家傳奏」[30]官職定製化，負責向幕府通報朝廷事務，實際是監控朝廷的手段。1615年，德川幕府面向天皇、皇室及公家頒布「禁中及公家諸法度」，把干涉皇室、公家事務推向極致。其中明確規定「天子以藝能之事為第一學問」（第1條），將天皇權力降至最小限度；還規定武家官位的任命權在幕府不在天皇（第7條），把天皇在名義上的官吏任命權也沒收了；干涉朝廷官吏任免，「雖為攝家，但無器用者，不得任三公攝關」（第4條），「有器用者，雖年老，不得辭三公攝關」（第5條）；連天皇及朝廷官員的服飾都做了詳細的規定（第9條）；僅僅保留了天皇更改年號的權利，「改元取漢朝年號之好例定之」（第8條）；在各項規定之外，還有一條具有威懾性，「關白、傳奏、奉行職等宣告之事，堂上堂下之輩，若有相背者，處流刑」（第11條），即如有違反幕府規定者，要予以處罰。[31]理論上說，幕府本來是朝廷政權的一部分，只有專司軍事的機能，而沒有立法權。不論是鎌倉幕府的《貞永式目》，還是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都不過是用於武家社會內的約束，不是國家的法律，國家法律只能由朝廷來制定。德川將軍以法令的形式來限制天皇的權力是史無前例的犯上行為，令皇室威信盡失。天皇和皇室的生活也受到幕府的嚴格限制，被禁錮在京都的深宮中長期與世隔絕。德川幕府時期西國大名在參覲交代之際路過京都時，不許進入京都市內，只能從伏見經山科、大津繞道而行。以至於在「王政復古」後的1868年9月，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東幸」江戶途中，因初次見到大海的巨浪而驚異不已。

  與政治上的無權俱來的是經濟上的潦倒。在中央集權制強大的奈良時代，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威，天皇掌握著大量皇室領地及財富。隨著皇權衰落，皇室的經濟地位也開始下降，不過，直到南北朝之前，皇室還有各種名目的領地，生活尚有保證。從南北朝時期起，幕府、大名、武士愈加不把天皇放在眼裡，並肆意侵吞皇室的領地。例如皇室領地中著名的「長講堂領」（為後白河天皇在居所六條殿內建立的讀經堂，為此給予龐大的莊園及領地）在鎌倉時代初期還有200多處，到室町時代就剩下20處了，而且能夠確保的年貢很少。[32]到室町時代末期，皇室的領地收入只剩下3000石左右。戰國時代，天下大亂，諸國疲憊，天皇與皇室更是無人問津，皇室經濟處於前所未有的窘困之中。1500年9月28日，后土御門天皇去世，因無錢舉行葬禮，其屍體一直放置到11月11日才草草下葬。後繼的後柏原天皇（1500—1526年在位）的即位大典也因經濟拮据，一直拖到21年後的1521年才舉行。後柏原天皇的皇子知仁親王踐祚，為舉行即位大典不得不向全國大名募捐，最後還是後北條、大內、今川等幾位大名出了錢，直到十年後才得以正式即位為後奈良天皇（1526—1557年在位）。這位後奈良天皇生活貧困到賣字畫補貼生活。他去世後，其子方仁親王踐祚為正親町天皇（1557—1586年在位），拖了三年未舉行即位禮。戰國大名毛利元就撥了一筆款子，才讓正親町天皇的即位禮得以舉行。作為回報，正親町天皇特授毛利元就從五位下的位階和右馬頭的官職，並允許毛利家使用皇室的菊花章做家紋。由於皇室經濟拮据，與天皇即位不可分割的大嘗會[33]也從后土御門天皇（1464—1500年在位）起到東山天皇（在位1687—1709）這近兩個半世紀裡不得不中止，天皇立後儀式也從南北朝時期不再舉行。[34]

  到豐臣秀吉時期，為樹立自己在諸大名中的威望，有了一些對天皇與皇室示好的舉動，如恢復一些因經費問題停止已久的儀式，劃撥7000石領地歸皇室等等，讓皇室生活有所好轉。德川家康在取得關原之戰勝利後，立即於1601年將1萬石領地作為「禁里御料」進獻給當時的後陽成天皇，這一舉動或許是為自己建立幕府做準備，以保證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隨著幕藩體制的穩固，幕府對公家與皇室實施了有效的控制，偶爾也有將軍對皇室有所「奉獻」。1623年，借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女兒和子成為後水尾天皇的女御（後晉升為中宮即皇后），又向朝廷進獻1萬石。此後，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再向朝廷進獻1萬石，皇室的生活稍有改善。儘管如此，直到幕末，皇室只有「禁里御料」3萬石，加上上皇的「仙洞御料」1萬石，僅相當於一個不起眼的小大名，而且皇室的「禁里御料」要由幕府的代官支配。堂堂一國之君，竟淪落成幕府的食客。

  在日本古代史上，天皇親政的歷史不過200年。尤其在幕府時代，天皇已經失去對國家的控制權，政治上無權，經濟上窘困，任何一代幕府將軍若取代天皇乃易如反掌。但是他們卻並未觸動過天皇「萬世一系」的根基，相反，卻無一例外藉助天皇的權威以證實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在戰亂橫生的時代，某種精神權威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古老而神秘外衣的天皇便成為幕府將軍權威的源泉。不僅歷代幕府將軍都要從天皇那裡得到「征夷大將軍」的任命，地方大名也非常渴望獲得朝廷的官位，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在權威和權力隔離的同時，兩者還保持著政治上的關聯。所以，天皇即使是虛君，也一直作為最高家長居於日本社會的頂端。在日本歷史的絕大多數場合下，天皇不是作為權力的代表，而是作為最高權威的象徵性存在。直到幕末「大政奉還」，天皇才從「雲上」走向民間，重新回歸政治中心。

  綜上所述，天皇制的興衰與貴族勢力的消長相輔相成，是日本古代史的基本特點之一。自日本古代國家形成到明治維新，不同歷史階段的貴族——大和時代的豪族、律令時代的公家貴族、武家社會的軍事貴族居於政權的核心，使天皇制自古就具有了「象徵」意義。並非一脈相承的三個階段的貴族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實行強權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幕府時代以武力為基礎的軍事貴族更接近於古代的豪族，而在律令官僚制度下成長起來的文官貴族受中國文化的薰陶趨於文弱，這並非日本貴族的本來面貌。平安時代後期律令貴族的衰落及幕府軍事貴族的崛起乃是貴族向武力、強權統治的回歸，因此日本學者稱以武藝和戰爭為職業的武士的出現是氏族社會尚武精神的「復活」與「古代氏族制度的復活」。[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