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平安時代起向傳統社會秩序的回歸

  人們常說中日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那是指文化層面的交流，這樣的評價用於日本人對中華制度文明的吸收與模仿，則未必準確。從平安時代中期起，日本在文化上從「唐風」轉向「國風」，在制度和基本社會秩序方面，脫離唐制，回歸傳統的傾向日益明顯。雖然與中國在文化上的聯繫仍在繼續，並處於中國文化的強力影響之下，但在社會發展道路上卻與中國漸行漸遠。

  皇權重歸衰落

  毫無疑問，日本皇室是君主制國家中最尷尬的皇室，直到明治維新前，只有極其短暫的天皇親政的歷史。大化改新後，日本開始了模仿唐代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改革的進程，在此後的奈良時代，天皇制進入鼎盛時期。然而，天皇親政並沒有持續多久，從平安時代開始，天皇的地位便隨著中央集權制的衰落而漸趨下降。先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藤原氏貴族集團以外戚身份專擅朝廷、獨攬大權的攝關政治時代，天皇權力被架空；繼而是武家政權建立後鎌倉、室町、江戶三個幕府政權對朝廷日益嚴密的制約，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在給明朝皇帝的國書中可以自稱「日本國王」，德川幕府將軍更是公開使用「日本國大君」作為正式外交稱號，天皇已經徹底失去對國家的控制權。更有甚者，德川幕府竟然頒布「禁中及公家諸法度」，以法令約束天皇、皇室及公家的行動。在幕府時代軍事貴族的強權面前，「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關東而不知有京師」[19]。

  政治上的無權，必然導致經濟上的潦倒。在奈良時代，天皇作為全國的土地所有者君臨天下，不僅控制著國庫，也占有大量皇室領地，其富有如聖武天皇所說，「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20]，只是好景不長。進入幕府時代，皇室領地被幕府、武士、寺社肆意侵吞，到室町時代末期皇室的領地收入只有可憐的三千石左右，生活之窘困往往連天皇的葬禮和即位大典都搞不起。到德川幕府時期，皇室淪為幕府的食客，經濟情況稍有好轉，也只有「禁里御料」區區三萬石，僅相當於一個不起眼的小大名。1868年9月，當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從京都出發到江戶的途中，在濱名湖西的汐見坂（靜岡縣境內）見到大海的巨浪時驚異不已，這是從中世以來，偏居京都、幾乎與世隔絕的天皇第一次見到太平洋。作為島國日本的君主，可憐之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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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族再成歷史主角

  儘管日本文化中存在大量的中國文化因素，但日本與中國在社會發展方面的最大不同，就是從未建立起中國那樣的平民社會。在沒有「革命」傳統的日本，不僅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也曾經有歷史最悠久的貴族。所謂貴族，是指依據血統與門第獲得社會特權的人們及其家族，進而指這種身份。大化改新以後，日本實施了一系列加強以皇室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改革，剝奪豪族對土地和部民的私有權，建立中央及地方的官僚機構，豪族因此失去了基礎，並開始發生分化，從規模上由大變小。如大和時代從事古墳營造和葬送禮儀事務的土師氏到平安時代初期分為大江家、菅原家、秋筱家。然而，舊豪族只是被削弱而沒有被摧毀，且在律令國家的保護下進一步成長。如果說大和時代豪族的存在還限於傳統層面的話，那麼到律令時代，貴族已經成長為制度化的特權階層。律令時代的貴族特指服務於天皇與朝廷的官僚中的五位以上者（三位以上稱「貴」，四位、五位稱「通貴」），他們住在京畿，亦稱「公家」。律令國家的一系列政策，如「蔭位制」、官職家業化及賦予貴族種種經濟特權，使新貴族的勢力迅速膨脹，鋪平了朝廷官僚貴族化、世襲化的道路。在這種制度下，依靠個人努力而升進的可能微乎其微，導致作為中國古代制度基石的科舉制度傳入日本後曇花一現。

  平安時代的貴族政治造就了僅次於皇室的外戚藤原氏專權。與中國不同時代的外戚專權是由皇帝最親近的人濫用和放大了皇權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外戚專權與「攝關政治」卻大大弱化了皇權。「攝關政治」導致天皇與外戚發生衝突，在此過程中，軍事貴族集團——武士乘機崛起，在鎌倉建立了與中國式官僚政府截然不同的武家政權，不僅以太政大臣和「攝關家」面目出現的文官官僚制度被軍事貴族集團摧毀，天皇隨後也被徹底虛位。

  相對於「公家」的「武家」，實質上仍然是貴族集團，源氏與平氏兩大武士集團直接起源於皇室的將皇子賜姓朝臣後降為臣籍的制度。[21]他們能夠得到各地武士的擁躉，就是因為他們既有軍事實力，又有皇室與貴族的地位與聲望。而大多數武士的貴族化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豐臣秀吉在基本結束了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之後，於1591年頒布了「身份統制令」，固定了武士與百姓、町人的身份和職業，明確了士農工商的區別，從而結束了武士的半農半兵的狀態，意味著真正意義的脫離生產的家臣團的出現，武士從此成為地地道道的職業化的軍事貴族。

  考察日本歷史，可以發現一條清晰的軌跡：自日本古代國家形成到明治維新這漫長的歲月里，日本歷史舞台的主角其實並不是天皇與皇族，而是貴族——從大和時代的豪族，到律令時代的公家貴族（亦稱王朝貴族），再到幕府社會的軍事貴族。雖然三個階段的貴族並非一脈相承，但實行強權統治是相同的。相比較而言，幕府軍事貴族與古代豪族更為接近，都是實施以武力為基礎的強權統治。庶幾可以說，大化改新後模仿唐制建立的文官官僚制度實際上偏離了日本歷史本來的軌道。從平安時代開始，貴族再度登場，架空天皇的權力，是社會秩序向固有貴族傳統的第一次回歸；而幕府軍事貴族的產生則是第二次回歸——向武力、強權的貴族統治的回歸，這才是日本歷史的本來面貌。

  社會回歸族制統治

  日本自大和時代就形成了「以族制立國」的傳統。這種傳統在律令官僚制瓦解之後，再度回到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武士自其產生之日起就是作為集團的一員在戰鬥，武士團是以「族」為單位的結合，它既是鎌倉幕府時期的社會組織，也是當時的家族組織。其成員包括具有血緣關係的直系親屬、旁系親屬，還包括姻親，由收養而形成的養父母、養子孫及乾親，進而還有從族外人中挑選出來的有能力的從者。這種武士團與大化改新之前以氏上、氏人秩序為中心的氏的結合很相似，因此有人稱它是「古代氏族制度的復活」[22]。從鎌倉幕府末期開始，由於武士團內部家的利益訴求日益凸顯，加上財產的分割繼承削弱了武士團首領——總領的權力，武士團的族的結合越來越顯現出崩潰的趨勢，原來的一族分裂成勢均力敵的數支力量，社會處於長期混亂與動盪之中。在大名領國形成後，人們隨著新的主從關係的組合開始直接追求家的利益，到江戶時代，「家」制度取代了族的結合，成為幕藩體制的支柱。

  中國古代社會矛盾主要是在皇權—士大夫官僚—農民這樣的結構中展開的，而日本歷史上的政治主體是以族制為中心的貴族集團，社會矛盾基本上是在統治者集團之間展開的。尤其是在幕府時代，家族秩序的混亂是社會動亂的根源。階級矛盾始終被包容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對立中而得不到凸顯，日本歷史上冠以各種「亂」的重大事件，幾乎都因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而發生。階級矛盾不是日本歷史發展的主線，從而減少了暴力對抗對社會生產力與人類文明的破壞，正因如此，在日本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裡，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經濟建設有較為和平的環境，文化傳承不曾出現中斷。

  身份等級制度大行其道

  如前所述，大和時代已經奠定了身份等級制度的基礎。進入律令時代，在天皇與皇室之下，把人們的身份分為兩大類：良民與賤民。良民又分成有位的官人（包括五位以上貴族及六位以下百官）和無位的公民。同是「良民」，五位以上的貴族與其他人的區別是，一位至五位的貴族之子可分別蔭位從五位下至從八位下，一位至三位貴族之孫可蔭位正六位上至正七位上，而根據「選敘令」的規定，貢舉考試取得最好成績的秀才最高敘正八位上。對於沒有貴族家庭背景的下級官僚來說，從最低的少初位下晉升到從八位下，需要32年時間。[23]賤民占當時人口的一成左右，包括陵戶、官戶、家人、官奴婢、私奴婢，統稱「五色之賤」[24]，他們沒有姓氏，不能獨立成戶，官私奴婢還是被買賣的對象。總之，律令時代的等級身份制度比前代明顯趨於複雜，而且更加看重出身、世系。

  進入武家社會後，身份區分衍化為公家—武家—平民—賤民這樣的身份序列。在公家這一身份序列中，儘管在幕府時代逐漸喪失實際權力，但在等級制度方面依然領天下先，上至攝關大臣，下至普通史官之類的低級官員，都按照家格[25]（門第）來任用。武士是新出現的身份，他們從原來作為律令時代軍事職能的承擔者轉變成政治機能的承擔者。但直到豐臣秀吉實行兵農分離政策，脫離生產的、純粹的、以軍事為業的真正意義的武士身份才得以確立。德川幕府將整個社會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身份，「四民」屬於兩大階級，以將軍、大名、武士構成的士階層是統治階級，農、工、商被統稱為「庶民」，庶民之下還有被稱作「穢多」「非人」的賤民，他們是被統治階級。各種身份的人必須嚴守在衣食住行、姓名、婚姻等方面的規範，世襲地從事固定的職業。幕府法律規定，「即使是足輕（下級武士），遇到輕賤的町人百姓之粗魯的辱罵，不得已將其斬殺，經查可以證明其無錯，可不予處罰」[26]，此即所謂「斬舍御免」，反映出幕府維護以武士為頂端的社會秩序及武士權威的基本立場。在德川時代近270年裡，不到人口一成的武士作為「三民之長」，實施了嚴格的身份統制。在各種身份內部，還存在等級差別，在武家社會最為典型，如大名有親藩、譜代、外樣之分，直屬將軍的武士有旗本與御家人之別，各藩的藩士也被分成許多不同的等級，且一成不變，江戶時代被稱為實施了「世界上最嚴格並切實得到加強的世襲制度」[27]。

  日本的「士農工商」身份劃分，顯然是吸收了中國的制度。然而古代中國的士農工商職業區別在日本被徹底顛覆，形成身份制度，並與等級制度結合在一起，在江戶時代達到頂峰。福澤諭吉批判這種社會現狀：「就好像日本全國幾千萬人民，被分別關閉在幾千萬個籠子裡，或被幾千萬道牆壁隔絕開一樣，簡直是寸步難移」，這種制度「簡直像銅牆鐵壁，任何力量也無法摧毀」。[28]不平等是身份等級制度的核心，但其客觀上的歷史作用則不容忽視，主要表現在：首先，身份壁壘把士農工商封閉在不可逾越的職業領域，最先受到損害的是武士本身，因為把武士與生產資料隔離，其僅僅依靠有限的俸祿生活，政治地位與經濟力量並不相稱，武士「僅僅是機構性的精英，是制度上的精英，卻是不具經濟實力的特殊的精英」[29]。久而久之，造成主從關係體系的坍塌。在下級武士走向貧困的同時，町人及商業資本成為身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某種意義上說，身份制度培養了幕府統治的掘墓人。其次，社會資源的非壟斷性保障了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身份制度帶給人們不同的權利與義務，其客觀效果是權利與財富並不具有一致性，至尊不等於至強，至強不等於至富，至富不等於至尊，正如福澤諭吉所說：「日本社會貧者身份高，富者身份低，欲富不貴，欲貴不富，貧富貴賤相互平均，既無絕對的得意者，也無絕對的失意者。」[30]身份制度既維護了幕府的統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財富的集中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從而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幕府統治滅亡的根本原因是統治階層內部矛盾的結果，而非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最後，促生社會多元化發展。由於「士農工商」既是統治秩序，又是職業體系，每個身份的人都不能「見異思遷」，只得專注於自己所屬的領域，社會得以多元化發展。不僅有精通文武之道的武士迅速成長，一大批豪農、豪商也脫穎而出，精英人才在存在於各個領域。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出現時，既準備了資本，也準備了人才，能夠較為順利地實現向近代社會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