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發展「東亞模式」的再探討

  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程度地觸及到了世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嚴重影響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危機爆發的突然性、危機在國家之間蔓延的速度和規模以及資產價格和匯率下跌的幅度都出乎人們的預料。危機本身及其衝擊的最大震撼，也許是人們對「東亞模式」這一曾被認為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信念產生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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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模式」是在「日本模式」的基礎之上發展形成的。所謂「日本模式」是作為資本主義後進國的日本，在冷戰格局和東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後發效益」的基礎上，以首先實現重化工業化為目標，以「市場失效論」作為理論基礎，加強政府干預經濟的職能，以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金融體制為主要手段，以出口為導向，促進經濟增長的「追趕型現代化」的成功模式。所謂「東亞模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東亞，結合本國（地區）的特點，主要學習日本的「追趕型」經濟模式的成功經驗而形成的經濟模式，其基本內容與日本的經濟模式是相通的，但是也存在著許多重要的差別。即同是追趕型經濟，但東亞是在發展中國家基礎上的追趕型經濟，其最初的目標是實現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化；技術水平遠比日本落後，對外國技術的依賴性更強；資金積累能力弱，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經濟增長更加有賴於國外市場，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廉價的勞動力是東亞惟一的比較優勢。

  綜上所述，「東亞模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東亞各國（地區），在冷戰格局和東方背景下，學習「日本模式」，以「後發效益」為基礎，以加強政府干預為手段，依靠外國資金、外國技術、外國市場，憑藉廉價的勞動力，以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為開端的「追趕型」現代化的經濟模式。90年代初期，由於日本政府沒有及時對其經濟模式進行必要的改革，使得「日本模式」轉而成為經濟金融改革的阻力，導致嚴重的泡沫經濟，最終出現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和持續的經濟衰退，標誌著「追趕型日本模式」的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經濟競爭的激化、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等都對東亞各國（地區）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反觀東亞各國和地區，為了維持高速增長，不合時宜地開放了本國的金融市場，大量短期外國資金的流入，加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的乘機發難，導致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孔凡靜研究員在其論文《「日本模式」與東亞金融危機》中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東亞模式的危機，但不是東亞模式的終結。主要根據是其追趕使命還未完成，後發效益仍然存在。只要國際風雲不致危及亞洲的和平，追趕先進的浪潮還會持續，而且會在總結經驗、鞏固基礎的條件下，發展得更好……日本模式的終結和東亞模式的危機，給中國上了最好的一課。作為追趕型現代化的大國，而且是社會主義的追趕型大國，會有更長的路要走，會有更多的難題……學習經驗，更要吸取教訓，減少盲目性，警惕慣性，在成功當中尋找缺陷，不斷改革，走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王念祖教授在其論文《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的啟示》中，也深入探討了經濟發展的「東亞模式」及其對中國的影響，認為從政策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將危機的殷鑑轉化為力量，則中國乃至全球將反禍為福。首先，中國對「當今的世紀是亞洲世紀」的結論必須重新估計。東亞奇蹟搖身一變竟然淪為泡影，「東亞超人」復轉為「東亞病夫」，其後果不免會從自大自滿墮入自暴自棄。對於中國而言，必須認識到經濟的健康發展只能依靠正確的政策和辛勤的努力。其次，經濟的發展並不意味著中國應該保有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說明經濟過熱會導致膨脹和蕭條的惡性循環，而且，從長期來看，其現在的增長或許會妨礙未來的增長，諸如由此引起的土壤流失、酸雨、森林等自然資源的損害、沙漠化等環境污染等問題。再次，亞洲危機中增加的共識莫過於「東亞模式」必須增加透明度，這對中國特別適用。因此，必須致力於增加經濟活動中各個領域的透明度，尤其在金融方面需要增強外匯儲備和銀行壞帳具體數額等信息的公開，否則保密或模糊不清的數據只會導致未能及時採取必要的政策以及加劇最終解決方案的難度；最後，金融危機導致的對於「東亞模式」的爭論可以歸結為對亞洲價值觀的探討。應該說，沒有一種單純的價值觀可以強加給全球的所有人類。換句話說，世界上既可有全人類共同信奉的價值觀，也可以因地制宜。一味強調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價值觀或各個地區特有的價值觀同樣是危險的。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墨守成規。前者只不過是自卑自謙時的幼稚反映，後者屬於沾沾自喜，但是忽視了現實，阻滯了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