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危機對策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東南亞各國在危機當中吸取教訓，採取了擺脫危機、重振經濟的各種措施，其中包括：積極提高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本國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加強對出口型企業的扶持，鼓勵以出口為目的的產品生產。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的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也促進了這些國家出口的增長和經濟復甦。與此同時，這些國家開始考慮如何有效地吸引外資，把吸引外資與提高本國商品競爭力結合起來；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整頓國內金融秩序，加強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經濟體制；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探索共同防止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方法；加強金融領域的風險防範機制，調整匯率政策，實現貨幣金融的多樣化，試圖建立獨立的浮動匯率制。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由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安排轉變而來的浮動匯率制度僅僅是一種暫時現象，還是東亞各國匯率制度的結構性的、持久的轉變。從國際貨幣的角度來看，儘管在危機爆發之後美元的作用相對降低，而日元和歐元作為國際貨幣在東亞地區的地位得到了相對提高，但美元仍將在這一地區維持其主導地位。當然，統計數據也顯示出在東亞地區進一步使用日元還存在著很大的空間。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雖然日前判定東亞各國最終將選擇何種匯率制度還為時過早，但不可否認的是各國將不大可能返回到管制相對較為嚴格的固定匯率制。最終的制度安排仍將致力於維持匯率的穩定，這不僅要求東亞各國採取措施，努力恢復本國經濟，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更需要以美國、歐洲和日本為首的國際社會採取積極的國際貨幣和金融合作來確保國際間匯率的穩定。

  國際經濟機構，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介入了金融危機後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重建。眾所周知，IMF對陷於貨幣金融危機的國家所採取的經濟處理方法是提高利率、採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如結構調整改革、市場開放等。這種簡單劃一的處理方法，目的在於通過恢復市場信用來恢復經濟，這些措施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如果因為國內經濟存在著某種困難而產生資本外逃的話，那麼為了使國際資本重新流入，就必須首先解決阻礙資本回流的問題。高利率政策導致國內外利差增大，外國資本為了獲得高收益率就比較容易流入；財政緊縮政策是通過調整國內需求，從而作用於國際收支，結果導致國際收支改善，物價穩定。以韓國為例，在1997年12月接受救濟融通資金時，IMF要求將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提高到30%以上，並且警告不要產生財政赤字。此外還要求金融機構實施改革以使資本比率符合《巴賽爾協議》規定的8%，以及資本市場的完全開放。但是，IMF開出的重振東南亞各國經濟的藥方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仍以韓國為例，在接受IMF的處方一年之後（也就是到1998年底），給韓國經濟帶來的影響首先是壞帳積累的惡性循環。首先，儘管企業破產是壞帳急劇增加的一個原因，但是IMF強制要求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急進的經濟改革處方，引起了企業和金融機構心理上的恐慌，產生了信用危機，市場進一步縮小，這更加促進了企業的倒閉；其次，由於與企業有關的商業票據被頻頻拒付，吸引外資也沒有預想的那樣順利，因此依靠國際資本回流重振經濟的目的也沒有完全實現；再次，高利率進一步增加了韓國企業的債務，引發了企業信用危機，使經濟危機更加惡化；最後，市場開放使很多經營業績、發展前景較好的韓國企業的股權被外國資本購買，經營管理權旁落外國企業。如果目前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韓國企業家們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努力建成的企業，將在一夜之間落入外國資本的手裡。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的郭洋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一年後的韓國——冷戰之後和國際化》一文中指出，這些事實表明：「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一個國際機構，與其說是幫助救濟韓國的經濟危機，還不如說是為了削弱與美國產業有競爭關係的韓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注意，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美國作為霸權者並不會直接出面，而讓被認為是中立的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救濟資金的提供者。也就是說，IMF的牽頭掩蓋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從IMF根據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不同而賦予不同的表決權這一事實，就可以認為IMF並不是一個中立的國際經濟機構。因此，對接受援助的國家提出經濟結構調整和市場全面開放的要求，並不是無視危機國的國情，而是作為統一世界市場的基礎而提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