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教訓

  關於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國內外眾說紛紜，討論方興未艾。觀點之一是從金融領域中尋找危機爆發的原因；觀點之二是從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探究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觀點之三是從經濟結構上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觀點之四是從發展模式和體制方面研究金融及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河合正弘教授，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小川英治教授等從危機當事國匯率制度的安排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東南亞各國採用的「事實上」（defacto）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雖然這種匯率制度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大約15年時間裡對新興市場國家、東協各國，甚至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具體體現為在日元對美元迅速升值的情況下，日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也迅速升值。這一方面提高了東南亞國家在與日本進行貿易時的貨幣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使這些國家轉變成為日本企業的海外生產基地，間接地吸引了大量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促進了製造業部門勞動的分工和工業化的進程，並帶動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但是，1995年春以來，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貶值，使得這些國家開始逐步喪失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推動經濟增長的日本直接投資也失去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動力。因此，宏觀經濟運行前景轉而黯淡，積累的債務無法獲得展期，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因此金融危機給世人的—個重要教訓是，在金融資產形式和金融交易手段空前多樣化、便捷化的當今社會，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展和國際流動資本規模的急劇膨脹，繼續採用單一的釘住美元制度意味著風險的增加，而採用貨幣籃子制度當為一種切實安全且有效的方法。與會的多數學者認為，當前比較可行的選擇是，各國應在貨幣籃子中依照美元、歐元和日元的順序，按不同比率安排國家儲備，如此則可以有效地抵禦世界經濟突然變動及國際流動資本的衝擊。

  國際資本流動也是一些學者探究金融危機根源得出的結論，他們認為90年代以來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維持雙低使得全球流動性顯著增強，這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遊資的大量流入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外部融資結構，外國直接投資量下降，而整個經濟對國際銀行貸款和債券融資的依賴程度則提高了。這說明東南亞各國的國內經濟已經開始更多的依賴於債務，而非直接投資，並且這還意味著流入的資金更加以短期化為主，並越來越多地以外幣計值。這些特徵使得國家整體經濟對抗國外流動資本風險的能力變得越發脆弱。舉例來說，在1993年底左右，當許多亞洲國家的股票市場上價格收益比率達到了最高值以後，許多發達國家股票市場上的價格收益比率開始明顯上升，但是這些跡象未能進一步推動亞洲股市的上漲，相反，這些亞洲國家股票市場上的價格收益比率增長潛力顯得相對微弱。由於股票價格對利潤率預期變化的反映程度顯然要快於債券或銀行貸款，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投資者從1993年底已經開始對亞洲企業未來的預期盈利能力產生了懷疑，這也許是反映亞洲經濟潛在弱勢的一個早期徵兆。

  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學者從日本經濟、金融的不同角度分析了日本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所起的作用。近年來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日本政府為解決困境而採取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日元匯率的大幅度波動都對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的形成和加重有重要影響，具體表現為：第一，9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國內市場的需求不振使得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第二，日元對美元匯率的劇烈波動是促使亞洲貨幣、金融危機形成和加重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對東亞地區的巨額直接投資加劇了該地區資產價格的急速攀升，尤其是在日元匯率大幅度上揚之後，日本企業在日本銀行的支持下，紛紛到東南亞各國投資建廠，從而加劇了東南亞諸國經濟的泡沫化程度。此外，日本金融體系的動盪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震源之一。在日本泡沫經濟過程當中，日本金融機構冒險經營的擴張行為，實際上已經擴展到了亞洲地區。1995年到1997年日元疲軟期間，日本銀行資金向外匯市場的大規模轉移，對於亞洲國家的資產膨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就在這些國家經常項目收支急速惡化的形勢下，日本的銀行資金又迅速撤離，造成這些國家的證券市場急劇動盪，股票價格暴跌以及外匯匯率大幅下滑，最終導致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

  應當強調，此次東南亞國家深刻的金融、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是上述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分強調其中的部分原因，都不足以全面闡明東南亞危機的形成、發展和爆發的整個過程及其根源。但是，危機的複雜性又使得人們不得不從更多的層面來探詢危機形成、發展和爆發的內部機制和外部根源，通過對危機爆發原因的深入研究來幫助世界各國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並在今後的經濟發展當中制定相應的對策以提高防禦危機的能力，保障國內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經濟的健康發展。

  亞洲金融危機，如同80年代初爆發的拉美危機一樣，再次提醒人們注意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之間的互補性。也就是說，只有其中一種穩定是不夠的，而且無論犧牲哪一種穩定都會極大地削弱甚至破壞另一種穩定的可能性，並可能導致潛在的級數破壞效應。不可否認，財政緊縮和價格穩定的經濟政策在過去的20年裡逐步贏得了支持，這些目標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準則，而且漸漸被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所接受。然而在另一方面，對於改革銀行業和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則認識得相對較晚，一些國家由於民族情緒等因素的影響，使得這種改革如今依然受到強大的政治阻力。但是，在國際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的今天，如果亞洲金融危機能夠促使人們更多地研究度量和管理信用風險的方法和技術，建立全球範圍的信用風險標準，並能促發全球範圍內的金融改革，那麼危機的巨大代價至少可以得到部分彌補。由於金融業的顯著特徵就是不穩定性和風險性，並且這一特徵廣泛存在於金融體系的諸環節和金融活動的全過程。因此，為了維護東亞乃至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各國應該首先在經濟政策方面積極謀求建立金融風險防範和化解機制，這是防範金融風險演變成為國內乃至國際性金融危機，從而保證國際金融秩序穩定的基礎。這一機制應包括宏觀管理（政策部門）、中觀管理（管理部門）和微觀管理（操作人員）相結合的三個層次的所謂「健全經營管制」措施；其次，各國要在全面增強自身實力的基礎之上有—個合理的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匯率政策、利率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制定不僅需要符合市場競爭規律和依據本國經濟實力等具體國情，而且需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及其變化，以維護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為原則；最後，需要建立國際協調合作機制。從總體上講，需要建立東亞經濟新秩序，即在經濟交往中平等互利、公正競爭、協調合作、共同發展的「橫向秩序」。基於金融風險的擴散性特點，「一損俱損，一榮皆榮」的東亞各國應有波及效應意識和國際責任意識，並共同致力於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