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

  一般情況下金融危機是在金融體系發生轉換的過程中發生的，而在金融體系的轉換中，廢除和放寬金融管制導致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現象。因此，圍繞金融危機的起因也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是認為金融危機是金融自由化的產物；二是認為金融危機源於政府實施放寬管制措施的過於遲緩，換句話說，是金融自由化改革進程太慢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無論孰是孰非，金融自由化都是人們在研究東南亞金融危機時考慮的焦點問題。

  南開大學薛敬孝教授探討了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係，認為「8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上半期，東南亞國家經濟雖然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由於它們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沒能夠處理好匯率制度、匯率政策、國際收支調節、貨幣供給量控制，以及它們與產業政策等方面的聯繫，造成了國內宏觀政策的不協調，從而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金融自由化本身無可厚非，但是脫離本國國情以及缺乏相關經濟金融政策配套的金融自由化無疑會損害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東南亞各國金融自由化改革進程中值得借鑑的經驗教訓很多，主要表現為：漸進性問題，即金融自由化進程與金融系統成熟性的不協調。具體表現為金融自由化進程在金融深度的絕對量上、在金融深度的進展與金融系統的成熟程度的關係上都超過了其可能承受的限度，從而危及了金融系統的安全性。—些東南亞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忽略了本國的基本國情，超越了本國金融機構的承受能力，如在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尚未建立、本國商業銀行競爭力還比較薄弱的情況下，匆忙放鬆了對金融機構業務領域等的管制。舉例來說，在東南亞各國實行金融自由化之前，這些國家的銀行由於政府對銀行貸款的分配、數量和對存款利息進行管制，因此銀行的利潤大部分來自傳統的金融中介業務。實行金融自由化之後，雖然放鬆管制擴大了銀行的業務範圍，但其他金融機構對銀行傳統業務領域的侵蝕也迫使銀行不得不尋找新的商業機會來彌補傳統中介業務利潤被擠壓所造成的損失。這種利潤擠壓在許多情況下像多數發達國家一樣，並沒有導致類似其他行業那樣的資產重組或企業兼併，效率不高的銀行並沒有被迫離開中介行業或同其他更有效率的銀行合併。相反，公開的和潛在的政府支持，使得那些在金融自由化之後經營不善的銀行仍然處於運作當中。而且，在嚴格管制環境下發展起來的銀行，並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在新的自由化了的經濟環境中，那些高利潤只能通過承擔高風險以及對風險進行及時準確的度量和管理來獲得，並且需要更加謹慎。而且，金融自由化也沒有伴隨著相關體制的改革，使得一些銀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繁榮局面下逐步積累了大量信用質量較低的貸款組合，這些資產在危機爆發後幾乎都成了銀行的不良債權；多重政策目標的內在矛盾性，即資本項目開放後，利率政策、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的不協調，在資本項目開放期尤其嚴重。具體表現為在經濟增長的初期，外國直接投資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各國資本項目開放之後，較高水平的實際利率逐漸吸引了大量外國資金的流入，尤其是短期流動資金，致使大量短期套利資本活躍於已經開放的資本市場，從而改變了各國外資的結構，使得整體經濟抵禦危機的能力下降。而且，國內匯率制度安排、匯率政策沒有與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相協調也進一步使經濟脆弱。這樣，多重政策目標的內在衝突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條件，而面對投機攻擊的國內、國際政策也不協調。從國內而言，東南亞各國未能正確估量本國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能力，採取了不適當的沖銷政策，使它們失去了控制國內金融市場的主動權。在國際因素方面，由於國際金融機構援助的先決條件與東南亞各國的政策目標存在差異，從而也錯過了減輕危機影響和嚴重程度的良機。

  目前，人們對金融自由化往往談虎色變，東南亞各國在經歷危機之後也對金融市場的大幅度開放有所忌憚，但是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地域經濟特點和各國經濟實際情況來看，金融自由化仍然是一個方向。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東南亞國家在今後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需要解決以下兩個任務，才能在今後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中增強「抗震」的能力。第一，摒棄單純的金融自由化策略，實施全面政策協調下的自由化進程；第二，建立一個休戚與共的東南亞乃至東亞地區的區域性貨幣協調機制，在歐美不會也不可能真正拯救東亞經濟、日本在亞洲發揮作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東南亞國家只有建立一種區域性貨幣協調機制，才能鞏固來之不易的經濟基礎，並在繼續堅持金融自由化的情況下促進本國和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與會專家學者在借鑑東南亞各國金融自由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還對中國金融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議。中國已經推行經常帳戶下的可自由兌換，並已聲明進一步對資本帳戶實行自由化的意圖。在危機爆發後，中國的決策者對於自由化的進程應該更加謹慎，首先應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債進行區別對待，其次對長期和短期的外債也應該區別對待。總的來說，資本帳戶的自由化進程應視國內及國際措施是否能夠有效地削弱外債所可能引起的動盪。以金融自由化涉及的管制與取消管制為例，中國對於實施管制的對象應該衡量其利弊而定，因此管制與取消管制也不應該是原則性的決定。從金融領域來看，需要新的管制的最佳對象是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與此相關的是匯率制度的選擇，或者說，在鄰國發生金融風暴之後中國人民幣的匯率應否以及能否維持？與會各國專家學者首先對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對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給予了肯定，也對今後人民幣匯率的走勢進行了分析，認為維持固定匯率有助於香港的穩定，對東亞鄰國的經濟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維護了世界經濟的穩定；同時提高了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維持固定匯率也是在綜合考慮國內經濟狀況的前提下作出的決策，不貶值有利於中國抓住機遇，進行出口產品結構調整以及相應的經濟調整。反之，貶值會影響消費者的實際收入，還會使需求不足的國內市場雪上加霜。總而言之，中國的金融改革應該從利率和匯率市場入手，把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全和良性發展作為當務之急，堅持走漸進性的金融改革之路，在條件成熟時適度、逐步地開放資本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