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產業結構的調整

  1973年10月6日，為奪回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失去的土地，埃及、敘利亞向以色列發動進攻，隨後約旦、沙烏地阿拉伯也向以色列宣戰，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了使美國改變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石油產量占世界總量60%的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為武器，採取了降低產量、提高油價的聯合行動。10月16日，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中的阿拉伯灣六國決定提高原油價格21%。隨後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APEC）宣布原油產量每月遞減5%。10月18日，沙特國王發表聲明：「美國不改變中東政策，就全部停止對美國的石油出口。」[4]

  為了結束中東危機，美蘇為首的國際社會緊張地開展了各種外交活動，並於1973年12月促成阿以雙方停戰。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雖然同意停止石油生產逐月遞減5%的計劃，但卻繼續堅持原油價格上漲的原則。這樣，到1974年1月，每桶原油的價格已經由戰前的2.65美元漲到10.46美元，上漲了近四倍。

  石油價格的暴漲對日本經濟的打擊相當沉重。1970年，石油在日本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已經由50年代初期的5.3%上升到47.9%，石油的海外依存率是99.7%，而海外石油進口的78.6%來自阿拉伯地區。[5]這三個數字表明，離開石油，日本的重化學工業無法運轉。阿拉伯石油減產、漲價、降低對日出口比例後，打亂了日本國內相關企業的生產計劃，引起石油供給不足、生產減量、化工原材料價格上漲及供給短缺的惡性生產循環，進而生產萎縮的效果又波及到消費領域，引起相關生活物品緊缺和價格上漲，旋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股搶購狂潮。燈油、床墊、膠鞋、皮靴、衛生紙、洗滌劑、砂糖、調味料、食鹽、醬油等普通生活用品紛紛告急，國民風聲鶴唳，小道消息滿天飛，只要有人說某某商品緊張，立刻就被搶購一空。據日本銀行的調查，這場跨年度的搶購風潮，竟使1973、1974兩個年度的批發物價分別上漲了15.8%和31.4%，其通貨膨脹率高於同期歐美各國。[6]

  面對這種突發事態，日本政府採取了三步對應措施。第一步，於1973年11月16日成立以首相為本部長的緊急石油對策推進本部，政府亦制定了《石油緊急對策綱要》，號召國民節省石油和電力消費，並分工把口，由政府主管部門對大型耗能企業和單位進行「行政指導」。第二步，於12月22日頒布《石油供求公正法》和《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兩部臨時法律，同時宣布「緊急事態」，以控制局面的發展。第三步，1974年春中東局勢趨於緩和後，逐步放開法律管制，此後開始大力推廣普及節能技術和石油替代品開發技術，嚴重依賴石油原料的產業結構開始發生轉變。

  第一次石油危機使田中內閣的高速增長幻想徹底破滅，日本經濟進入戰後以來時間最長的結構蕭條期。1974年首創戰後經濟負增長記錄，增長率為-1.3%，1975年恢復到2.5%。股市是反映經濟狀況的晴雨表，到1974年10月，股票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暴跌了45.1%。經濟蕭條期間，電機、造船、汽車、機械、紡織、化學、鋼鐵及建築等主要部門的生產均大幅度下跌，工礦業生產指數在1973年11月後的15個月內下降了21個百分點，其中有色金屬、電氣機械、化纖和造紙工業的降幅達到30%左右。為度過危機，企業普遍採取了減少設備投資、減產和裁員措施。企業設備投資額1975年比上年減少53%，設備開工率1975年比上年下降6個百分點。鋼鐵業普遍採取關閉高爐的臨時措施，致使鋼產量一度減少了30%。完全失業者人數增長一倍，臨時被解僱的人數最高時達到500多萬人。

  石油危機使日本經濟的致命弱點暴露無遺，但也成為促使日本加快轉換經濟結構的直接契機。從結構蕭條期起，日本改變具有「重大長厚」特點的重化學工業結構的步伐加快，開始實行資本密集型產業向「短小輕薄」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戰略轉變，這一轉變的內在動力是市場的壓力，為了度過蕭條期，民間企業必須在經營上通過更加徹底的「合理化」來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同時不得不重新考慮企業發展和投資的方向問題。國家則從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觀點出發，在經濟政策上為產業結構的轉型發揮重要的助推作用。

  度過7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後，日本在產業政策上主要採取了以下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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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力開發新能源，改變現有的能源供給結構，降低能源消費中對石油的依賴率。1975年，綜合能源調查會在提交給通產大臣的《關於昭和50年代的能源安定化政策》諮詢報告中建議，加強水利發電能力，實現年均3.4%的增長；開發地熱，年增長速度達到39.7%；提高原子能發電能力，實現年均增長32.3%；以提高處理公害的技術為前提保證，增加煤炭等非石油能源進口，其年均增長率為27.1%。[7]

  第二，通過產業立法和行政指導，敦促結構性蕭條產業控制設備投資並實行結構轉型。福田（糾夫）內閣時期的1978年5月，公布實施《特定蕭條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簡稱「特安法」），其中規定：主管大臣須制定特定蕭條產行業「安定計劃」，明確以處理過剩設備為核心的行業標準；主管大臣可以在行業自主實施基本安定計劃時，就共同行為發出指示；設立特定蕭條產業信用基金，為處理過剩設備提供必要的融資。[8]「特安法」明確規定，平電爐、鋁煉製、合成纖維製造、船舶製造四種行業屬於蕭條產業，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制定「基本安定計劃」，並對過剩設備進行處理。此後，政府連續通過政令，於1978年7月增加氨、尿素、濕式磷酸、紡織四種製造業，8月增加鐵合金製造業，1979年3月增加紙板製造業，使「特安法」指定的結構調整行業達到了10個。

  第三，通過產業立法和行政指導，加快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大力提倡IC（集成電路）關聯技術的引進與開發，台式電子計算機、彩色電視機、錄像機、錄音機、計算機等電子產品以及由電子技術裝備的汽車、數控機械等是政策上的扶持發展對象，除此之外，航空製造業、原子能產業、海洋開發器械、軟體開發業、信息服務業、大型工程安裝業等被列入新的政策扶持重點對象。為推進上述產業的發展，日本政府於1978年7月頒布《特定機械情報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簡稱「機情法」）。這部時效期為七年的臨時法律，將機械、電子、軟體開發三大行業列為政策扶持重點，指定應用型電測器、電子醫療器械、集成電路、高性能傳真裝置、數控工具機、工業機器人等88種設備或機種為法律適用對象，明確規定在融資、稅收政策上實行傾斜性支持。[9]

  第四，繼續實施和調整田中內閣時期制定、因石油危機及其後的經濟蕭條而停滯的產業布局政策，1977年公布工廠再配置促進計劃，1978年指定北海道、山陰、南九州、沖繩等12個道縣為工業誘導地區。1978年12月大平內閣成立後，又開始研究如何建設城市與農村一體化的30萬人「田園城市」建設問題。

  第五，支持企業海外投資，通過ODA援助，擴大政府間經濟合作。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變，使日本經濟很快恢復了活力。儘管1979年發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再次造成負面影響，但是相比其他歐美國家來說，日本是輕災戶。1976至1979年，日本經濟增長率連續四年超過5%，年均增長率高出美國一個百分點、英法德兩個百分點，進入所謂「中度增長期」[10]。

  70年代後期，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相關產業實現了飛躍性的大發展。70年代末，工業機器人、數控車床、數顯計算機、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發展極為顯著，與10年前相比，電子計算機末端裝置產量增長30倍，數控車床和半導體集成電路產量增長20倍。其中台式電子計算機性能大為改善，實現了輕薄且多功能化，產量由1971年的204萬台增加到1980年6000萬台；彩電生產實現了全自動化；攝像機和錄音機產量由1975年的12萬台增加到1980年的444萬台，產品壟斷了世界市場；汽車製造業因採用省油技術並在車內安裝了半導體接受設備而受到歐美市場青睞，從1977年起取代鋼鐵成為第一出口創匯產業。在其他高端技術領域，1978年，三菱重工等日本三家企業負責機身和主翼的研製，與美國波音公司合作開發波音767飛機，並於1981年完成試飛。1977年，日本與美國聯合研製的「菊花2號」靜止衛星和「向日葵」氣象衛星升空，兩顆衛星中使用的日本產零部件分別達到41%和15%。在原子能技術方面，1979年日本的原子能發電設備能力已達到1267萬千瓦，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原子能發電大國。

  70年代後期，以電子技術為依託的日本商品實現了「疾風暴雨般的出口」，日本成為最大的長期性貿易順差國，由此再次激化了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同期，由於美國的強烈抗議，日本不得不在對美鋼鐵、彩電出口上實行自主性數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