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資本自由化
2024-10-13 10:16:25
作者： 吳廷璆
經過50年代的發展，日本經濟已打下較為雄厚的基礎，鋼鐵、造船、發電、化學等若干生產部門已具備了相當的國際競爭能力。1960年，對外貿易自由化率達到40%，貿易黑字2.68億美元，外匯儲備18.24美元[19]，戰後以來最令日本頭痛的經常性貿易赤字問題有了根本性轉機。也就是從這時起，日本與歐美之間的貿易摩擦開始加劇。在歐美國家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於同年6月發表《貿易匯兌自由化計劃大綱》，並於四年後的1964年，使進口貿易自由化率達到93%，基本實現貿易自由化目標。同年，日本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並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16條成員國轉為第8條成員國。
貿易自由化告一階段後，資本自由化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這是因為，一方面，業已跨入發達國行列的日本，其經濟的開放程度依然明顯比其他發達國家低，這不僅有損於日本的國際形象，而且也越來越難以為其他發達國家所忍受，歐美各國要求日本開放資本市場的壓力空前加大。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已具備了一定的承受外資衝擊的能力，並且其自身向海外輸出資本的要求也與日俱增。也就是說，即使從向海外輸出資本的角度考慮，也有必要進一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對此，當時的經團聯外資委員會委員長奧村綱雄吐露過如下一番清澈見底的真言。他說：從國際動向看，「最近不願出賣技術。想要技術，就得允許我投資」。「對於只帶著頭腦和勤奮來到世上的日本人來說，無論如何都必須走向海外。……那時，不能講只許我出、不許你進的話，還得是雙向交通。」[20]
但是，與貿易自由化相比，資本自由化進程緩慢。這是因為，貿易自由化可能帶來的進口過度雖然會影響到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但國家尚可通過外匯管理措施控制進口，並且，旨在減少外貿赤字的干預行為也不至引起國際社會的過分非難。資本自由化則不然，一旦放開外國直接投資限制，就有可能造成外資直接控制乃至壟斷日本某些重要產行業的局面，並且很難扭轉這種局面，這是日本絕對不能容忍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前者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即便出現某種偏差，也許只會傷及「表」，而後者的資本自由化政策若出現失誤，則可能會損及「里」。事實上，在貿易自由化問題上曾基本顯示出一致態度的政官財界，到了探討資本自由化時，就出現了贊否兩立的嚴重分歧，以致資本自由化就使「第二次黑船到來」的恐懼論盛極一時。[21]
有鑑於此，日本政府在推行資本自由化政策時格外謹慎。1966年6月，通產省經反覆研究，擬定出一份題為《關於資本自由化的考慮》的文件。文中寫道：「資本交易的自由化與商品自由化不同，應該在充分認識我國的資本力尚不及先進諸國的前提下制定對策。……即第一，要儘量避免外資對業界的過度支配；第二，自由化要根據業界體質改善的實情漸進地、有計劃地進行；第三，今後要以自由化為前提並根據業種的實際情況，制定目標年度，積極促進業界整備體制，改善體質，推進自由化。」[22]按照上述設想，日本政府從1967年起實行第一次資本自由化。其基本方法是，逐步減少限制業種，擴大非限制業種，並將非限制業種分為新設企業外資50%持股自動批准（第一類自由化業種）和100%持股自動批准（第二類自由化業種）兩類，從而突破了外資持股不超過50%的限制。到1973年實行第五次資本自由化時，日本尚有農林水產、礦業、石油、皮革與皮革製造、零售五大業種為限制業種。此外，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信息處理等17大業種暫緩執行100%資本自由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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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資本自由化的進程
資料來源：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143頁。
如此長時期、分階段推進的資本自由化，一方面對日本經濟加速實現現代化構成一種壓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外資對日本經濟的突發性衝擊和控制。道理很簡單，用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隅谷三喜男的話說，就是一經放開的自由化業種，「對外資來說，已經不那麼具有魅力了」。例如，到允許外資自由進入時，「日本的小汽車產業基礎已經鞏固，外資已沒有能夠真正打入的餘地」。[23]
注釋
[1]壟斷分析研究會：《戰後日本的鋼鐵工業》（中譯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頁。
[2]大島清、榎本正敏：《戰後日本的經濟過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第20頁。
[3]經濟企劃廳編：《資料·經濟白皮書25年》，日本經濟新聞社，1972年，第20頁。
[4]詳見拙文《道奇計劃與日本經濟》，《南開學報》，1995年4期。
[5]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產業合理化·戰後編），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72年，第238頁。
[6]鶴田俊正：《戰後日本的產業政策》，日本經濟新聞社，1984年，第120頁。
[7]中村靜治：《戰後日本的技術革新》，大月書店，1985年，第129—130頁。
[8]安場保吉、豬木武德編：《日本經濟史》8〈高速增長〉，岩波書店，1989年，第270頁。
[9]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72年，第240頁。
[10]吉海政憲：《日本的產業技術政策》，東洋經濟新報社，1985年，第95頁。
[11]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142頁。
[12]井村喜代子：《現代日本經濟論》，有斐閣，1994年，第174頁。
[13]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第246—247頁表。
[14]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第257頁。
[15]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第259頁。
[16]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第259—260頁。
[17]安場保吉、豬木武德編：《日本經濟史》8（高速增長），岩波書店1989年，第238頁。
[18]根據前引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第244頁第56表和第57表的統計數字算出。
[19]通產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1卷，通商產業調查會，1994年，第404—405頁表。
[20]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編：《現代日本的經濟政策》上，大月書店，1982年，第171—172頁。
[21]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編：《現代日本的經濟政策》上，大月書店，1982年，第435頁。
[22]通產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8卷，通商產業調查會，1989年，第384頁。
[23]通產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1卷，通商產業調查會，1994年，第75頁。原文刊於《世界經濟》1997年第12期，此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