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稅制的變動

  戰敗後的日本稅收，由於戰前體制的破壞，生產急劇滑坡，物質供給絕對不足，通貨膨脹日甚一日，百姓生活難、企業經營難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國家、企業和家庭經濟收支皆為赤字」的狀態下，稅制紊亂，政策屢屢變更，稅收沒有保證。1948至1949年間，NHK幾乎每周日晚上都安排一次《星期日娛樂》專題節目，播放社會諷刺小品，其中就有內閣總理大臣吉田茂親臨稅務署指揮「徵稅大戰」的一幕。這說明稅收已構成當時社會矛盾的一個熱點。

  在推行道奇計劃的1949年，日本的稅收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嚴苛程度。在日本即將戰敗的1944年，軍國主義統治者為了進行垂死掙扎，強征暴斂，國家稅收率一度達到國民收入的24.1%。而1949年的稅收竟占國民收入的28.5%[1]，顯然，日本國民是無法承受如此重荷的。

  同年，美國政府向日本派遣了以夏普為首的稅制使節團，旨在幫助日本政府建立一種「合理的、長久不變的」稅收制度。9月15日，使節團發表了長達四卷的稅制報告書，具體闡述了新稅制的基本設想。即國家稅收以個人及法人的所得稅為核心，儘可能採用直接稅，加強間接稅制的整頓，中央到地方的徵稅機關須協調管理稅收行政，避免重複徵稅等。

  夏普稅制強調的公平原則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其稅收的計算辦法也可稱無懈可擊。但是日本政府卻認為這種稅制「不適合國情」，「實施時有許多難點」，「所得稅負擔過重」[2]，當時的財界也基本持同樣看法。這是因為，日本政府為了實現經濟復興，一直採取扶植重點產業及大企業發展的傾斜政策，而財政扶持和傾斜減稅又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如果按照公平稅收的原則，傾斜政策就難以實施。

  韓戰爆發後，日本經濟因戰爭「特需」的刺激迅速膨脹，恢復進程大大加快，這也為日本政府掙脫夏普稅制的束縛創造了有利時機。1951年4月，大藏省發行了題為《稅金問題的回顧與展望》的小冊子，認為減輕所得稅負擔已是當務之急。與此同時，隨著韓戰期間日本經濟的迅速回升，企業經營狀態明顯改善，所謂「真正意義的合理化」開始展開。為了讓基礎產業、輸出產業部門通過設備更新，加快現代化步伐，政府決意在稅收政策上對有關企業採取特殊優惠措施。在產業合理化審議會同年進行的答詢中，專門就稅制改革問題向政府提出綜合性建議，其中包括減免現代化機械設備進口稅、固定資產稅；引進對先進設備的特別折舊制度；在合理化的名義下減免各種積金的法人稅；實行資產再評估等。[3]

  結果，1949至1950年由夏普使節團一手推行的旨在「長久不變」的稅制改革，未經一年，便在日本政府和財界的彼此配合下，一改再改，某些舊稅制死灰復燃，一大批名目翻新的特別減稅措施連連出台。到1953年前後，夏普稅制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一個具有日本特點的「戰後租稅體系」基本形成。這個租稅體系，除了降低夏普確定的所得稅率並大幅度調整各種間接稅外，最大的特色在於其各種減免稅措施，這些措施大致可劃分為如下幾種類型：即企業資產再評估及折舊；現代化機械設備特別折舊，重要物產免稅；貿易特別減免稅制度；企業準備金與專款制度等。這些特殊稅制，從側面有力地支持了同一時期開展的產業合理化，加速了戰後日本資本積累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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