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能源產業合理化計劃

  近代工業社會的發展中，煤炭、電力和鋼鐵業一樣，作為傳統的基礎產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戰後日本的相當長一個時期，這三大產業又是限制經濟復興和發展的瓶頸產業，擴大這三大產業的生產，提高其產品質量，是當時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戰後初期，煤炭業作為「唯一能夠開發的」國內資源，在推行傾斜生產方式時期被作為國家政策扶持的頭號產業。傾斜生產雖然取得了煤炭增產的直接效果，但那是建立在高成本、高政府財政補貼和低效率的人海戰術之上的。因此，進入產業合理化時期後，煤炭業仍然被作為政策實施的重點之一。1950年6月24日，產業合理化審議會綜合部會以12家大型煤礦的合理化計劃為基礎，向通產大臣提出《關於鋼鐵業及煤炭業的合理化》報告書，建議以實現井下採掘作業的機械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為煤炭業合理化的基本目標。在同時提出的煤炭業合理化三年計劃方案中，還列出了計劃期內實現產煤成本及煤價降低24%、人均日產煤率提高42%、煤炭月產量提高25%的具體目標。這一建議經政府反覆調整，最後成為正式計劃實施。繼煤炭業合理化三年計劃之後，1952年又開始實施豎井開採五年計劃，在此期間，掀起了豎井開採及相關技術引進的熱潮。

  50年代中期，日本的煤炭總產量達到4000萬噸，1954年因受經濟蕭條的影響，還曾首次出現了產大於銷的情況。儘管如此，由於「數量景氣」的發生，煤價很快又反彈上來。1955年，通產省聯合有關省廳共同制定出綜合能源對策，確定煤炭業下一步合理化的目標是「把煤價降到可與重油及進口煤匹敵的程度」，同時為保證目標的實現，制定了為期五年的《煤炭業合理化臨時措施法》和以1955年為初年度的煤炭業合理化五年計劃。「臨時措施法」規定的內容是，整頓現行煤炭生產體制，實現生產向高效率煤礦集中，嚴格限制新礦開發，推進以豎井開採為重點的井下生產機械化，通產大臣有權制定煤炭價格，並可根據煤炭市場供需狀況的變化，調整煤價、實行生產限量。[11]煤炭業合理化五年計劃的主要內容是：煤產量由1954年度的4300萬噸提高到1960年度的5100萬噸，人均月採煤量由13噸提高到18.4噸，核心目標則是真正把產煤成本及煤炭價格降下來。但是，這一計劃的目標並未完全實現，1955年後的長期景氣局面導致煤炭需求大增，掩蓋了高煤價問題。1957年以經濟企劃廳長官河野一郎名義發表的「構想」，則進一步明確了政府的「煤主油從」政策，煤炭業的合理化再次因增產優先政策受挫。

  但是，此時的煤炭業已屬強弩之末，隨著世界性的石油開採浪潮的掀起，石油這種新能源以其大量、廉價、運輸便捷、用途廣泛等種種優勢，壓倒了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資源日趨枯竭的日本煤炭業。在日本財界的強烈呼籲和60年代初貿易自由化潮流的衝擊下，日本的能源政策不得不由「煤主油從」轉為「油主煤從」，煤炭業作為夕陽產業，真正到了落日黃花的境地。1962年11月，日本政府決定修改和制定包括《煤炭業合理化臨時措施法》在內的11項煤炭業法律，政策目標則轉向如何安全地實現煤炭業的關停並轉。

  煤炭業在戰後一直是重點扶持的產業，從其發展結果看，卻又是個因「費用遞增」而終歸「失敗」[12]的產業。不過，從歷史的觀點看，不能由此否定煤炭業對戰後日本經濟的貢獻，也不能說煤炭業合理化計劃毫無效果，在戰後經濟復興和經濟起飛的重要時期，政府扶持下的煤炭業是最先恢復生產並帶動整個國民經濟走上擴大再生產道路的產業，它像一隻蠟燭，燃盡了自己，但卻照亮了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前途。

  電力是能源供給的又一重要產業部門，在推行產業合理化政策的50年代裡，它和鋼鐵、煤炭、造船一起構成國家重點扶持的四大產業，這種扶持同樣也是在日本政府的精心策劃下有計劃地進行的。

  電力事業的合理化是從整頓發送電體制開始的。1951年，根據《電氣事業改組令》，九大民營電力公司成立。翌年，電力行政由公益事業委員會移交給通產省。1952年11月，通產省批准電源開發調整審議會的建議，實施電源開發長期計劃。其前期的五年計劃重點是增加水力發電，並完全實現了預期目標。即截至1956年的五年間，共向電力事業投資10063億日元，增加發電能力599萬千瓦（其中水力發電343萬千瓦，火力發電256萬千瓦）。後期的五年計劃改變了「水主火從」方針，大力推廣火力發電，計劃期間電力總投資18063億日元，新增發電能力1120萬千瓦（其中水力發電438萬千瓦，火力發電682萬千瓦）。1960年12月，根據日本政府的《收入倍增計劃》，通產省重新對電源開發計劃作了調整，新的電源開發八年計劃除了繼續鼓勵火力發電外，還提出了發展原子能發電的設想，計劃期間的新增發電能力為2722萬千瓦。[13]隨著上述計劃的順利實施，進入60年代後，日本戰後以來電力供給不足的局面得到根本性的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