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鋼鐵業合理化計劃

  鋼鐵向來被稱為工業的食糧，其作為基礎資料在工業生產及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戰前日本的鋼鐵業生產已經有相當基礎，1937年粗鋼和生鐵的生產能力已達到650萬噸和300萬噸，到1945年戰敗時，如果僅就設備生產能力來說，它進一步提高到770萬噸和560萬噸。[4]但是，由於戰爭的破壞和戰後初期的經濟混亂、貿易限制所導致的原材料絕對不足等原因，鋼鐵生產直線下滑，戰敗一年後的1946年8月，實際產量還只相當於設備生產能力的8%。[5]1947至1948年推行傾斜生產方式期間，鋼鐵業和煤炭業一起被作為超重點產業扶持，產量有所回升。40年代末產業合理化政策出台後，鋼鐵業仍然是政策扶持的重點。當時的鋼鐵業除了亟待提高總產量的任務外，重點是解決同國外市場比十分明顯的低質量、高成本問題，辦法是改進設備，增加投資，力求在短時期內使鋼鐵業不僅滿足國內需求，而且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支柱產業。根據這一戰略設想，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通產省的主持下，先後制定推行了三次以現代化設備投資為中心的鋼鐵業合理化計劃。

  表6-1 鋼鐵業合理化計劃投資統計表（單位：億日元）

  資料來源：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第256頁。

  第一次鋼鐵業合理化計劃最初是作為三年期的計劃於1951年起實施的，原計劃投資額為888億日元，其後又追加兩年，變成五年期計劃，投資額亦增至1282億日元。此次計劃從制定到實施始終是在政府的操作下進行的，具有「很強的國家計劃色彩」[6]，其出台的過程是：通產大臣向其屬下的產業合理化審議會提出諮詢——「產合審」就鋼鐵業合理化問題作出答詢（即1950年6月24日「產合審」綜合部會的《關於鋼鐵業及煤炭業的合理化》）——通產省決議（即1950年7月29日通產省的《鋼鐵及煤炭業合理化施策要綱》）——內閣決議（1950年8月18日）——公布合理化計劃（1952年2月）。第一次合理化計劃的實施重點是軋鋼部門的設備改造，五年中軋鋼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50%，設備現代化的主要途徑就是依賴進口，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購入一批世界上最先進的帶鋼軋機。第一次計劃的實施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據統計，與三年前相比，1955年高爐煉鐵的單位耗炭率降低23%，平爐煉鋼的單位耗能率降低39%（熟鐵）和21%（生鐵）。[7]這種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在軋鋼部門表現尤為突出，以薄板鋼材的生產為例，在計劃完成期的1955年，新設備較舊的軋鋼設備，單位耗能減少74%，優質品率提高24%，單位時間產量提高66倍。[8]如果說戰後日本的工業現代化是從鋼鐵業等少數部門率先展開的，則軋鋼部門生產設備的現代化便成了鋼鐵業實現合理化、現代化的突破口。

  第二次鋼鐵業合理化計劃原定1956年起五年間鋼鐵業設備現代化投資1780億日元，由於「神武景氣」的發生，鋼鐵業發展異常迅速，實施計劃才兩年，實際投資額已突破五年計劃的總額，中途不得不一再修改計劃，追加投資。結果，五年間實投資金達5459億日元。在第二次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作為行業主管部門的通產省依然掌握著主導權，同時開始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儘量淡化計劃的強制性色彩，這也反映出統制廢除後政府部門的政策運營必須尊重民間自主選擇、儘量迴避直接干預市場的時代變化。儘管如此，由於通產省掌握著長期融資的推薦權和外匯配給、技術引進的審批權，仍可通過各種手段，有效地「誘導」各鋼鐵企業按國家計劃行事。特別是大型鋼鐵企業，都必須事先向通產省提出企業投資計劃，並且只有獲得批准後才能付諸實施。從第二次計劃的投資領域看，軋鋼部門繼續遙遙領先，占投資總額的一半左右，所不同的是，與第一次計劃相比，生鐵製造部門對高爐的投資顯著增加，由第一次計劃的162億日元增加到973億日元，新增高爐也由前期的1座增加到11座。與此同時，傳統的平爐煉鋼也隨著新設備的引進，逐漸被先進的純氧頂吹轉爐所取代。在鋼鐵業的生產設備和技術急速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川崎、富士等超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接連問世，戰後日本的鋼鐵業開始向大型化、系列化邁進。第二次鋼鐵業合理化計劃的實施，進一步帶來了鋼鐵業的技術進步和高速發展，1955至1960年，鋼鐵生產的年均增長率高達18%，到1960年前後，日本的鋼鐵業作為支柱產業之一，其設備水平和生產成本均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標準，年鋼鐵產量僅次於美國和蘇聯，居世界第三位，出口量則已躍居世界第一。[9]再從鋼鐵製造的單位成本看，如果與美國相比較（指數為100），則1960年日本的各項指數是，普通鋼材71，熱軋薄鋼板86，冷軋鋼板82[10]，在鋼鐵行業方面具備了絕對壓倒美國的競爭力。

  第三次鋼鐵業合理化計劃的實際投資額高達8592億日元，其直接效果是帶來了煉鋼、制鐵和軋鋼三大生產部門產量的成倍增長。不過，與日本政府「直接規制」下實施的第一次計劃和在「通產省長期設備計劃的匯集、誘導、調整」下實施的第二次計劃相區別，第三次鋼鐵業合理化計劃主要是以各鋼鐵企業的企業發展計劃為基礎，進而通過企業間的自主調整，最後在通產省的總體協調下確定計劃並付諸實施。

  

  上述事實表明，戰後日本鋼鐵業的恢復和發展是在國家的計劃扶植下實現的，這種計劃是國家中長期經濟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體實現措施。在推行傾斜生產方式和實施產業合理化政策的前期，鋼鐵業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具有強制性的特點，它是戰後日本政府在實行經濟統制時期及廢除統制的過渡期里，直接干預國民經濟的代表性例證。即使在1955至1965年的高速增長時期，雖然在制定推行鋼鐵業合理化計劃的手法上有所改變，通產省卻依然可以通過財政、稅收、金融及所謂行政指導等間接性措施，「誘導」鋼鐵業的發展按照政府設想的方向和目標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