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產業合理化的效果
2024-10-13 10:15:01
作者： 吳廷璆
戰後的產業合理化帶來了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也引起了產業結構的變化。據測算，與開展合理化前的40年代末相比，50年代中期，鋼鐵、棉紡、水泥等行業的單位生產耗時率平均下降了45%左右[53]，人均月採煤量由8.7噸增加到12噸。[54]鋼鐵業薄鋼板生產因裝備了帶鋼軋機，效率竟一下子提高了1000倍。[55]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繼1951年恢復到戰前水平後，1954年突破戰時最高生產規模[56]，從而完成了戰後經濟復興的任務。
產業結構的變化表現在，鋼鐵、造船等基礎產業部門基本完成設備更新換代，實現勞動密集型生產向資本密集型生產轉變。這些傳統產業已通過技術更新和先進管理方式而面貌一新，成為50年代後半期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支柱產業。
產業組織結構方面也有不小變動，特別是第二次修改《禁止私人壟斷法》後的1954年，企業合併、資本集中傾向加劇。以新三菱商事的成立為代表，被分割的舊財閥所屬子公司重新組合，企業重新向大型化、跨業經營方向發展。據調查，1950年，日本全國擁有1000萬日元以上資本的大企業144家，其中1億至5億日元的大企業7家。到1955年，1000萬日元以上資本的大企業增至173家，並出現了擁有5至50億日元資本的12家特大型企業。[57]產業組織結構這一變化，對於更大規模地開展技術革新，提高日本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不過，正如日本學者指出的，以基礎產業為重點的產業合理化政策，雖然在鋼鐵、造船等扶植費用遞減產業上取得了「成功」，但在「保護費用遞增產業」的煤炭業上卻歸於「失敗」。[58]這是因為，日本煤炭資源本來不富，長期採掘和戰時濫采，許多礦井已無煤可采，加之石油這一廉價的「液體能源」已在世界悄然興起，作為夕陽產業的煤炭業，雖經政府大力扶持，也無法擺脫「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命運。在這點上，也反映出政府在政策上依然存在缺乏前瞻性。
最後從戰後產業政策史和戰後經濟發展史的視角出發，探討一下產業合理化政策的位置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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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傾斜生產方式與產業合理化相比較。傾斜生產方式作為日本政府於1947至1948年推行的戰後最初的產業政策，在重點產業的選擇（煤炭、鋼鐵等）、扶植保護的方法（物資與資金上的政策傾斜）等方面，與產業合理化政策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但是兩種政策卻有本質區別。傾斜生產方式極力限制技術設備的更新和改造，主要以增加勞動投入方式來提高生產量，可稱為「人海戰術」或「數量第一主義」。[59]當時國家對重點產業的扶植，大量地採用了直接支付補貼金的方法，並且只要是屬於重點產業的企業，便不問其經營效益如何，一視同仁。因此，傾斜生產方式只能是一個特殊時期的、臨時性的、非現代化的產業政策。相反，產業合理化政策特別強調生產技術和設備的現代化，主張通過增加資本投入來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進而擴大生產規模。政策的扶植對象，不但看其是否屬於重點產業，還要視其實際效益和經營狀態，擇優選取[60]；並且取消了直接財政補貼，採用了優惠稅制等間接方式。因此，從本質上說，產業合理化是一項現代化的產業政策。
二是產業合理化與高速增長時期產業政策的關係。按照日本戰後經濟發展階段論，產業合理化作為經濟復興時期的產業政策，與其後高速增長時期的產業政策屬於兩個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但是兩者間只有規模和深度的差異。這是因為，產業合理化時期確立的經濟體制，產業扶植保護的政策思想、政策手段和方法等等，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沒有根本改變，而是得到了繼承和不斷的調整完善。不過，產業合理化畢竟是在低發展階段展開的，資本不足、市場狹窄的制約，決定它即便是現代化的政策，也只能停留在「點」與「線」的水平上[61]；並且沒有超出鋼鐵、電力、造船等基礎或傳統的產業部門。半導體、電視機、汽車、電子計算機等後來成為日本重要創匯產品的新興產業，尚處於剛剛起步階段。因此，產業合理化屬於戰後日本工業（產業）現代化的初期階段。但是，正因為產業合理化具有與傾斜生產方式不同的現代化性質，是以「點」與「線」的現代化為前提完成經濟復興任務的，所以才有可能在經濟自然恢復的動力「基本耗盡」的時候，又為日本經濟的「起飛」儲備了新的更大的能源，使1956年《經濟白皮書》的作者後藤譽之助的焦慮變成了「杞人之憂」[62]，從而揭開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合理化正是高速增長政策的原型和出發點。[63]
注釋
[1]加藤尚文編：《日本經營史料大系》3（組織·合理化），三大書房，1989年，第98—99頁。
[2]參見安藤良雄編《日本經濟政策史論》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第306頁圖。
[3]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第129頁。
[4]吉野信次：《日本工業政策》，日本評論社，1935年，第313頁。
[5]經企廳戰後經濟史編纂室編：《戰後經濟史》（經濟政策編），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版，第161—162頁。
[6]高瀨莊太郎編：《產業合理化與經營政策》，森由書店，1950年版，第320—323頁。
[7]工業技術廳：《技術白皮書》，工業新聞社，1949年版，第179頁。
[8]有澤廣已、稻葉秀三：《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版，第183頁。嚴格說來，真正的產業合理化是從1951年下半年出現經濟蕭條後大規模展開的。戰爭初期，企業為高額利潤所刺激，普遍追求擴大生產而忽視增加投資。經濟轉入蕭條後，才明顯出現了加強內部整頓，利用特需所得進行技術改造更新和增加資本投入的傾向。
[9]經濟企劃廳：《戰後經濟史》（經濟政策編），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263頁。
[10]香西泰：《高速增長的時代》，日本評論社，1989年，第95頁。
[11]通產省：《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72年，第259—260頁。
[12]參見富永健一《現代的社會科學家》，講談社，1984年，第411—413頁。
[13]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三聯書店，1987年，第15頁。
[14]參見藤岡貞彥《戰後日本教育史——現代化的再探討》（手稿），第18頁。
[15]通產省：《商工政策史》第9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61年，第4—8頁。
[16]轉引自中村靜治《日本提高生產率運動史》，勁草書房，1958年，第30頁。
[17]通產省：《產業合理化白皮書》，日刊工業新聞社，1957年，第3—5頁。
[18]通產省：《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72年，第37頁。
[19]J·迪古拉斯編：《共產國際文件》Ⅱ（日譯本），現代思潮社，1970年，第298頁。
[20]有澤廣已、阿部勇：《產業合理化》，改造社，1930年，第19頁。
[21]有澤廣已、阿部勇：《產業合理化》，改造社，1930年，第20頁。
[22]戶木田嘉久：《合理化問題入門》，勞動旬報社，1969年，第51頁。
[23]《列寧全集》第18卷，第594頁。
[24]《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1頁。
[25]加藤尚文編：《日本經營史料大系》第3卷（組織·合理化），三一書房，1989年，第117頁。
[26]原文刊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研究論集》1，1996年，此處有刪節。
[27]經企廳戰後經濟史編纂室編：《戰後經濟史》（經濟安定總部史），大藏省印刷局，1964年版，第196—197頁。
[28]經濟企劃廳：《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版，第74頁。
[29]朝倉孝吉：《新編日本金融史》，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年版，第245頁。
[30]有澤廣已、稻葉秀三：《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版，第183、171頁。
[31]有澤廣已主編：《昭和經濟史》（中譯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頁。
[32]中村隆英：《占領期日本的經濟與政治》，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版，第20頁。
[33]⑤井村喜代子：《1949年秋至韓戰與「合理化投資」》上，三田學會雜誌，80卷4，第50頁。
[34]經企廳調查課：《戰後日本的資本積累與企業經營》，至誠堂，1957年版，第42頁。
[35]大島清、榎本正敏：《戰後日本的經濟過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版，第58頁。
[36]小宮隆太郎等：《現代日本經濟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版，第78頁。
[37]井村喜代子：《1949年秋至韓戰與「合理化投資」》上，三田學會雜誌，80卷4，第48頁。
[38]朝倉孝吉：《新編日本金融史》，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年版，第257頁。
[39]鶴田俊正：《戰後日本的產業政策》，日本經濟新聞社，1984年版，第49—50頁。
[40]井村喜代子：《1949年秋至韓戰與「合理化投資」》上，三田學會雜誌，80卷4，第42頁。
[41]井村喜代子：《1949年秋至韓戰與「合理化投資」》上，三田學會雜誌，80卷4，第46頁。
[42]經濟審議廳：《經濟白皮書》1953年版，經濟統計協會，第141頁。《經濟白皮書》1955年版，至誠堂，第167頁。
[43]安藤良雄編：《日本經濟政策史論》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版，第348頁。
[44]經企廳調查課：《戰後日本的資本積累與企業經營》，至誠堂，1957年版，第105頁。
[45]大島清、榎本正敏：《戰後日本的經濟過程》，第61頁。
[46]安藤良雄編：《日本經濟政策史論》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版，第327頁。
[47]日本開發銀行：《日本開發銀行十年史》，1963年版，第59頁。
[48]安藤良雄編：《日本經濟政策史論》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版，第348頁。
[49]大島清、榎本正敏：《戰後日本的經濟過程》，第20頁。
[50]通產省編：《產業合理化白皮書》，日刊工業新聞社，1957年版，第129頁。
[51]大島清、榎本正敏：《戰後日本的經濟過程》，第87頁。
[52]內野達郎：《戰後日本經濟史》（中譯本），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頁。
[53]勞動省勞動調查統計部：《技術革新與勞動生產率的實態》，勞動法令協會，1960年版，第15頁。
[54]大島清、榎本正敏：《戰後日本的經濟過程》，第91頁。
[55]內野達郎：《戰後日本經濟史》（中譯本），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頁。
[56]中村隆英：《昭和經濟史》，岩波書店，1989年版，第212頁。
[57]公正交易委員會：《1963年度公正交易委員會年度報告》，大藏省印刷局，1965年版，第23頁。
[58]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版，第37—38頁。
[59]參考中村文隆《道奇計劃至韓戰爆發時期工業化政策的展開》，明治大學《政經論叢》53卷2、3號。
[60]經企廳戰後經濟史編纂室編：《戰後經濟史》（經濟政策編），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版，第175頁。
[61]香西泰：《高速增長的時代》，日本評論社，1989年版，第95頁。
[62]後藤在白皮書中指出，依靠自然恢復的增長已經結束，以後的發展必須依靠技術革新和現代化，但一般認為，這一論斷本自也包含一種今後經濟發展速度可能會減慢的悲觀情緒。見經濟企劃廳《經濟白皮書》，至誠堂，1956年版，第2—4、42頁。
[63]清山卓郎：《日本的經濟政策》（1），大分大學《經濟論集》，第40卷2號。原文刊於《日本學刊》1993年第3期，此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