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危機時代的計劃經濟論

  日本經過明治40餘年的發展，確立了其東亞唯一資本主義強國的地位。與此同時，儘管其國家的干預性一直很強，畢竟建立了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但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與歐美各國所經歷的巨大社會變動一樣，日本也被逼到重新選擇的十字路口。這種選擇包括對現行市場經濟體制和制度的再審視，以致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昭和維新」「國家改造」運動中，日本朝野圍繞著市場經濟與「計劃」或「統制」經濟問題展開一場討論。其深刻背景是：一戰期間各交戰國普遍實行了有效的戰時經濟統制；1927年金融危機後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劇烈動盪及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所加劇的對自由市場經濟信念的動搖；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蘇聯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的實施及其巨大成功等。

  1932年1月，商工大臣中島久萬吉在《社會政策時報》的顯赫位置發表文章，內稱：「恕我直言，在中外競爭的舞台里，為使我國的經濟地位在將來得以鞏固，必須實現迄今業已實行的經濟國家主義。即必須實現國家一業制度（Single Industry System）。比如，鋼鐵、造船業的目標就是在全國分別形成唯一的企業大聯合，有關的企業金融背景也將由國家控制，並且，此種單一的企業聯合機關須服從根據國家立場制定的年度計劃，在其生產、輸出政策的指導下行事。」[10]

  小島精一在同年出版的《日本經濟計劃論》中則開宗明義地指出：「近二三年間，資本主義備嘗苦惱，現已陷入極端衰弱狀態，到了必須放棄獨自的救濟之策而試投計劃經濟新藥的時刻。」「事態至此，吾等已無需議論計劃經濟的當否，當務之急是更進數步，有組織地提出計劃經濟的具體方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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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當時聲名大噪的山本條太郎鼓吹的計劃經濟論內容更具體。他在《經濟國家的提倡》一書中寫道：「政府的所有機關、所有設施的機能，都應集中在產業國策的建立與伸展上……內閣是推行產業國策的參謀總部，首相的任務是參謀總長、軍令部長。」政府官員「所有人等，其首要資格須是產業官，是產業駕駛員。」[12]

  類似議論不僅限於政府和學界，軍部從未來戰爭必定是總體戰的觀點出發，極力主張實行計劃或統制經濟。關東軍高級參謀石原莞爾與滿鐵經濟顧問宮崎正義策劃的對中國東北的經濟統制便是一例。石原上調陸軍參謀本部後，又與宮崎正義、古賀英正等組織了「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向軍部和政府施壓。

  昭和初期的這場大討論，與同期急劇展開的統制經濟互為表里，彼此策應。結果，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建立起全面的戰時計劃、統制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