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栽培」論到「殖產」說

  斯密在其經濟學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中寫道：「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2]「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3]斯密的說教是，個人無論出於何種動機，其追求私利的行為必然會產生有利於社會的客觀效果。

  因此，斯密痛斥壟斷，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他說：「任何一種學說，如果特別鼓勵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把社會上過大一部分的資本投入這種產業或要限制特別產業，違反自然趨勢，強迫一部分原來要投入在這種產業上的資本離去這種產業，即實際上都和它所要促進的大目標背道而馳。」[4]「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是再危險也沒有了。」[5]

  在早期資本主義時代，斯密等創立的自由經濟學說堪稱經典，但這種學說本身具有二重意義。它既是衝破封建制度和思想束縛的藩籬、為新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進步學說，也是在自由的幌子下讓弱者撤除防禦的強者經濟學。而對後者的本質進行無情揭露並予以猛烈反擊的是德國學者李斯特。

  1841年，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問世。這是一部在國際自由貿易論及政府干預論等問題上公然與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唱對台戲的巨著。

  李斯特認為，在英國工業力量已獨占世界鰲頭的現實情況下，像德國這樣工業明顯落後的國家，若按斯密的說教敞開國門開展所謂自由國際貿易，無異於少年與壯漢角力，結果不言自明。他堅決反對德國跟在英國人後面吟唱自由貿易之歌，並警告說：「事實上最大限度的國際貿易自由，它的結果甚至使國家淪於奴隸的地位。」[6]

  關於如何實現一國的工業化，李斯特反對放任及政府無為。他有如下一句名言：「固然，經驗告訴我們，風力會把種子從這個地方帶到那個地方，因此，荒蕪原野會變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靜等風力作用，讓它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來完成這樣的轉變，世上豈有這樣愚蠢的辦法？如果一個植林者選擇樹秧，主動栽培，在幾十年內達到了同樣目的，這倒不算是一個可取的辦法嗎？」[7]李斯特的觀點是，比之於財富的積累，生產能力的培植更為重要，這就如同一棵結果之樹比其生產的果子更重要一樣。在德國，這棵工業之樹的成長已不能靜待自然的衍生，而要通過人工培植，這個植樹人就是國家。「作為政治家，此外還首先應當並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激發、增長並保護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他須還懂得這種生產力在怎樣的情況下會趨於衰退，處於睡眠狀態或被完全摧毀；怎樣依靠了國家的生產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利用國家資源從而爭取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權力、文化與遠大的前途。」[8]

  顯然，李斯特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在以敏銳的洞察力觀察了歐洲的政治經濟形勢後，作出上述闡釋的。比之於亞當·斯密，他的經濟理論對落後的德國來說，少了幾分理想化，多了幾分現實指導意義。

  日本發生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派出高級使節團，歷訪歐美12國，找到了興邦治國的途徑。使節團副使、享有「日本的俾斯麥」之名的大久保利通回國後即向政府提出了著名的《殖產興業建議書》，內稱：「大凡國之強弱，繫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繫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則在於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歸根結底，未嘗不在於政府官員之誘導與獎勵……宜按國之風土習俗，民之性情知識，制定其方法，以此為今日行政之根本，保持其已開成者，誘導其未就緒者。」[9]大久保是否知道李斯特的理論無從考證，但他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耳聞目睹的歐美實地考察中，同樣領悟到事物的真諦，即經濟上落後的日本要想奮起直追，國家不僅要「誘導」和「獎勵」工業，還必須「制定其方法」，做「工業之樹」的植樹人。由此可以窺知，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起步階段，明治政府就不是放任無為的態度。明治初期大辦官營企業，自上而下地推行、扶植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便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