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曾根內閣與「戰後政治總決算」

  中曾根康弘是自民黨成立以來的第11位首相，也是繼佐藤政權之後所謂「三角大福中」之爭中最後登上首相寶座的一個。中曾根雖然是在田中派支持下上台的，但從自民黨的派系沿革來看，中曾根和田中不是一根藤上的瓜。所以當田中在「洛案」中被判刑後，善於順應形勢變化的中曾根，一方面維繫與田中派的關係，一方面逐漸採取「脫離田中」的行動，樹立自己「獨立自主」的形象，先後提出修改憲法、擴充軍備、增強防務、建立「國際國家」日本、實行「戰後政治總決算」等口號。

  中曾根擔任首相後，他的國家主義思想主張得以貫徹、發展。1978年，中曾根曾出版一本名叫《新的保守理論》的書，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該書中談到，「在國家主義的時代，國家與個人之間並不存在什麼對立，國家就是最終的價值」，但是，「當今的日本是國家觀念最為衰退的時代。現在對日本人來說，如果極而言之，國家觀念已經淡薄到等於國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他呼籲必須為「確立國家和國民之間正常關係」「進行艱苦的努力」。[3]因此，中曾根上台伊始，便提出「政治大國」的口號，並成為其在任期間為之奮鬥的目標。

  中曾根首相以「實幹內閣」為標榜，志在「三項改革」：行政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改革。他推行了「臨調報告」所建議的三公社民營化，編制了一年比一年縮減的緊縮預算。同時，對各項問題分別設立了數量眾多的官方的和民間的審議會或懇談會，並根據它們提出的報告和建議制定法案並予以實施。根據1983年成立的「文化教育懇談會」的最終報告書，於1984年設立了「臨時教育審議會」。「和平問題研究會」提出了建議重新審查防衛費，使其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報告書。1984年，還相繼成立了「高度信息社會懇談會」「中曾根首相經濟政策懇談會」「關於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懇談會」，等等。在黨內外設置官方和民間的諮詢機構，聘請專家為委員，以諮詢報告的形式引起輿論界注意，從而形成政策。這種審議會方式，是中曾根首相獨特的領導方法，但中曾根的這一領導方式與自民黨的事先研究為主的慣用方式不相吻合，所以遭到黨內和在野黨的強烈抵制。儘管如此，中曾根內閣還是得以維持下來。其原因有二：第一，自民黨的新秀們打算在中曾根之後上台，對他給予了支持；第二，保持著穩定的高支持率，首相頗有聲望。

  中曾根首相善於利用大眾傳媒來影響輿論。外交是他提高聲望的最大資本。

  組閣後不久，他便於1983年1月飛往韓國，使惡化了的日韓關係得到修復。1981年，韓國要求日本人提供6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日本予以拒絕，從此關係惡化。這次中曾根以日本首相的身分訪韓，答應給40億美元的援助，並表示「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這實際上就是謀求加強日韓之間的軍事關係。

  繼訪問韓國之後，中曾根立即訪美，與美國總統里根舉行會談，雙方重新確認「同盟關係」，推進兩國間的合作。會談中，中曾根明確表示「兩國是命運共同體」。里根總統要求日本在「防衛」問題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中曾根首相則表示，「將根據日本國情和他本人的判斷，負起比以往更大的責任」。並毫不掩飾地對美國報界說：「整個日本列島或日本本土要像不沉航空母艦一樣，形成對抗（蘇聯）反轉式轟炸機入侵的巨大防衛要塞。」[4]

  中曾根的「日美命運共同體」「不沉航空母艦」「封鎖三個海峽」等鷹派言論以及參拜靖國神社和鼓勵人們議論憲法等活動，使國內外輿論譁然，內閣支持率開始下降。日本政府過去的防衛基本方針是採取「專守防衛」的立場，不進行進攻性的軍備。中曾根的這些言論大大改變了日本政府的一貫立場，因此受到輿論的廣泛關注。他在這方面的言行，還引起了擔心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亞洲各國的擔心和反對。但由於他的「國際國家」「戰後政治總決算」等論調迎合了日本人的大國意識的增長，所以內閣支持率得以維持在40%以上的水平。

  

  觀察一下在野黨的動態，可以發現它們要與自民黨聯合的動向比以前更加明顯了。民社黨在1985年4月的黨大會上，通過了明確表示「不排除同自民黨聯合」的運動方針。12月，公明黨大會的活動方針規定，在聯合的問題上，應「迅速做出反應，與大會響應」。

  被公、民兩黨置於運動之外的社會黨，也在石橋政嗣委員長的領導下，打出「新社會黨」的旗號，開始了由「抵抗政黨」向「政權政黨」轉變的脫胎換骨活動。這實際上就是江田的結構改革路線。隨著電信電話公社的民營化和國鐵的分批民營化而發生的全電通工會和國鐵工會的改組，「總評」的力量削弱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黨也不得不轉而採取現實主義路線。1985年1月的社會黨大會通過了把黨的基本理念轉變為西歐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方針，決定擬出作為新綱領的《新宣言》。這一《新宣言》，總結了建黨以來關於黨是階級政黨還是國民政黨的爭論，把黨定義為「向所有人敞開大門的國民的黨」，聲稱只要政策一致，就不排除同保守黨聯合。這一《新宣言》在1986年1月召開的黨大會上全體一致表決通過。[5]

  中曾根內閣時期是戰後日本政治的重大轉折時期，這一轉折的重要標誌是中曾根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和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的國家發展目標。

  1982年12月21日，上任不久的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選舉對策本部講話時，首先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他說：「我覺得戰後37年，終於迎來了總決算的一年……明年將嚴肅決定國家的方向。」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時，又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發言。他說：「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處於戰後史的重大轉折點上。」因此，「對過去的基本規定和結構，應該毫無禁忌地重新認識」。[6]這就是中曾根所倡導的「戰後政治總決算」論。

  「戰後政治總決算」的目的就是決定國家的方向，而這個方向就是政治大國。因此可以說，「戰後政治總決算」就是為日本成為政治大國掃清道路和創造條件。

  「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對象範圍很廣，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和軍事。大體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進行國內改革；二是向戰後「禁區」挑戰。國內改革即指以行政、財政、教育三大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大規模改革運動」[7]；所謂向「禁區」挑戰，就是改變日本「純」經濟大國的形象，增加防衛經費，修改憲法，實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總決算」路線的這兩個方面，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

  「戰後政治總決算」實際上就是政治的右傾化。1982年以來「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等團體編寫的歷史教科書，肆意歪曲歷史事實，公開為過去的侵略戰爭粉飾、翻案，並得到文部省的審查通過。為此，引起亞洲各國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批判。1983年4月12日和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的身份參拜供有戰犯靈牌的靖國神社，自民黨內設置的「靖國問題小委員會」還於1983年11月發表了「首相和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合憲」的見解。早在1975年，三木首相為了迎合黨內右派，曾以私人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1982年，鈴木首相也參拜過，但身份「是公職還是私人未置可否」。因此，中曾根以「首相」身份的參拜，顯然又向前邁出一大步，是對「戰後重新評價」的重要一環。

  中曾根上任後不久，便公然申明自己是「改憲論者」。因此，修改憲法顯然是「戰後政治總決算」的一大目標之一。關於改憲，他公然聲稱：「民主政治下無禁忌。正確的態度是，一切規定均可研究和重新評價，憲法也不例外。國民和政黨討論憲法，從民主角度講應予獎勵。」

  中曾根上台伊始，在國際、國內兩方面提出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肩負起以「維護緊密的日美關係」為中心的「自由世界一員」的責任；第二個目標是建設「強有力的文化和福利國家」。更具體地講，前者是日本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員」，要負起維持其秩序的責任，成為與日本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為此就要增強防衛力量，擴大對外援助；後者則是通過「行政改革」，在對外援助和交流方面增加必要的預算，「以便對國際社會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正如中曾根在1983年9月9日國會演說中所說：如果我們「只停留在經濟國際化，而不在文化、政治方面為世界做出貢獻，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國際國家」。

  中曾根內閣為了實現「國際國家」的目標，在各方面都做了切實的努力。在經濟方面，為了緩和日益激化的對外經濟貿易摩擦，中曾根內閣把「外需主導型」經濟政策改為「內需主導型」（又叫「國際協調型」）經濟政策，並進一步採取經濟自由化路線，降低關稅、改善進口制度，開放國內市場。在防衛、外交和文化方面，則擺出主動出擊的態勢。「防衛費」突破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制，發展日美軍事同盟關係，開展「首腦外交」，樹立日本的「大國」形象，主張向世界各國輸出日本文化，推動日本文化的國際化，等等。

  中曾根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和日本「政治大國化」等主張，代表了上層壟斷資本的階級利益，也反映了下層民眾不斷滋長的「大國意識」。

  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到1980年，在整個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美國約占二成，歐共體占二成，日本占一成。這意味著日本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美歐日三大經濟中心之一。

  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使日本失去了追趕的目標而成為被追趕的對象。1970年代日本政局的動盪，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視為日本摸索新的國家方向的政治過程。大平內閣時期開始對國家發展戰略進行研究，並提出了關於國家安全、對外經濟發展、科技立國、文化立國等的戰略設想。這是日本政府對國家發展戰略的一次有組織的探索，但未及實施大平便離開人世，這一歷史使命便落在了中曾根身上。

  日本經濟的發展對國民意識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76年以來，日本首相府逐年對國民生活意識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表明，被調查者認為自己生活屬於中等水平者占80%—90%。所謂中等水平，並非根據具體數據得出的結論，而是一種自我感覺和自我意識，這種意識便是通常所說的「中流意識」。中流意識一般表現為對經濟生活的滿足感和政治上的「求穩怕亂」心理。這種國民意識的保守化，成為自民黨政權的重要社會基礎，同時也是滋長「大國意識」的社會基礎。

  據日本廣播協會1983年的輿論調查，認為「日本是一流國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認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優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96%的人認為「生活在日本比生活在其他國家好」。日本國民的這種大國意識和優越感，使倡導政治大國的中曾根內閣一直維持了高支持率，這在戰後歷屆內閣中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