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平內閣與自民黨的派閥之爭

  大平正芳在內閣成立時發表的演說中表示：「政治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政治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都要把這些如實地告訴國民，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尊重國民的自由創造精神和活力，一方面在面向21世紀的重大轉折時期決心勇往直前。」[7]在施政演說中又表示：「我遵從民主的原則，以謙虛和靈活的姿態坦誠相見，將當前的困難公之於眾。站在取信於民的立場上，對嚴峻現實採取有效對策，形成集思廣益的政治局面。必須改變政治對國民生活的過分介入和國民對政治的過分期待。」[8]大平的這一思想可以說是靈活的現實主義和「信賴與協商的政治」。他一向主張，政治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政治能達到60分就可以了」。大平的政治思想決定了他是一個謙虛、務實的人，具有首尾一貫的作風。

  但是，福田與大平形成鮮明的對照。福田認為，「政治是最高的道德」，主張政治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實際上他又做不到，只是把理想和目標掛在口頭上，這種缺乏現實性的過高的理想就往往變成機會主義，實際行動卻又毫無原則。

  

  在派閥問題上，二人的想法也正好相反。大平認為派閥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派閥是基於人的本性的一種表現，既然人的價值觀和認識是多種多樣的，那麼派閥就是沒法否定的，甚至可以說派閥競爭能帶來一定的活力；而福田則幾乎是對派閥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派閥是「萬惡之源」，不認為價值觀多樣性有什麼積極意義。總之，大平和福田之間的分歧，權力鬥爭方面的利害衝突固然是主要的，但思想意識方面的差異也是相當大的。

  大平政權是自民黨歷史上第一個在打倒前任政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權。這種通過全體黨員選舉，並由擊敗前任總裁的人出任新總裁，自民黨成立以來還從來沒有過。正因為如此，在自民黨內留下了一個很難化解的「總裁選舉後遺症」。不但福田本人耿耿於懷，福田派和其他派之間也留下了很深的隔閡。這樣，大平政權上台伊始，就要面對黨內這樣一個一分為二的局面。

  矛盾首先表現在黨內人事安排上。大平準備起用本派的鈴木善幸出任幹事長，但遭到反主流派的強烈反對，理由是三木內閣成立時有約定，總裁和幹事長不得同屬一派，福田內閣時也是由大平擔任幹事長的。而大平則認為，自己是通過公開選舉當選總裁的，不應受上述約定的約束，但反主流派不同意這一說法，於是改由齋藤邦吉出任。齋藤雖然也屬於大平派，但派性比鈴木小，福田派勉強同意。另外，總務會長是福田派的倉石忠雄，政調會長是三木派的河本敏夫。內閣方面，大平、福田、田中派各4人，中曾根派3人，三木派2人入閣，基本上是一個派閥均衡型內閣。

  在組閣後的半年期間，大平政權相對比較平穩。在地方統一選舉中，出現保守勢力東山再起的勢頭，自民黨聯合公明黨和民社黨推選鈴木俊一出任東京都知事，取代了長達12年的美濃部亮吉都政。民意測驗也顯示出因「洛克希德事件」而銳減的自民黨支持率在回升，由1977年2月的37%上升到1979年8月的52%。[9]1979年6月，在東京成功地舉行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然後便著手準備解散議會和舉行大選。

  9月3日，大平首相在眾參兩院正式會議上發表了等於宣布解散眾議院的表示信念的演說。7日，社會、公明、民社三黨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宣布解散眾議院。大選前，大平內閣保守預計自民黨可以確保獲得260個議席，財界也預測可以有278人當選。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雖反對解散眾議院，但都不懷疑自民黨獲勝。然而，10月7日大選的結果，卻與預料的相反，自民黨只獲得248席，遠遠不夠過半數，創歷史最低記錄，加上無黨派的14席，才勉強過半數。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為亂立候選人而連續出現兩敗俱傷的情況；二是大平首相作為競選保證提出的「重建財政」（實施一般消費稅）遭到在野黨的反對而擱淺。加之以日本鐵道建設公團為首的中央省廳、公社、公團的非法經營，因內部檢舉而連續曝光，對反對「重建財政」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

  以此為契機，自民黨內派系鬥爭又趨激化，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要求大平下台，因為福田和三木都是在總裁預選或大選失敗後下台的。大平自信在黨議員總會上投票他能取勝，所以經過多次大福會談和討價還價，大平仍表示不引退。田中派力主大平留任，還暗地裡在中曾根派和中間派里培植大平的支持者。為了與大平對抗，反主流三派和中川集團成立了「自民黨改進會」，準備對主流派進行瓦解工作。11月1日，反主流派召開「自民黨改進會」總會，共有151人參加，其中眾議院115人，參議院36人，他們共同推舉福田為首相候選人。另一方面，主流派這一天也由黨執行部召開了議員總會，但會場被反主流派占據，他們的少壯議員和秘書團在會場的入口處用桌椅搭起了壁壘，主流派的人把這些壁壘拆散踢倒，進行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武鬥表演，全國的電視觀眾都看到了這一精彩場面。出席主流派總會的共有197人，其中眾議院120人，參議院75人，會上決定大平為首相候選人。自民黨推出兩名首相候選人，這在自民黨的歷史上還是首次。

  經過多次協商，雙方未達成一致意見，在11月6日的眾議院總會上，已經撕破臉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彼此怒目而視地魚貫進入會場。投票結果是：大平得135票，福田得125票。在野黨各自投了本黨首腦的票。進行第二輪決選投票，大平得138票，福田得121票，新自由俱樂部投了大平的票，在野黨棄權，如果民社黨投福田的票，福田就很可能當選，可見田中、大平派在在野黨中影響較大。在參議院進行決選投票時，大平得97票，飛鳥田一雄（社會黨委員長）得52票。

  1979年11月9日，第二次大平內閣（1979.11.9—1980.6.12）成立。中曾根派的櫻內義雄出任幹事長，鈴木善幸任總務會長，福田派的安倍晉太郎任政調會長。新內閣中，大平派（大平本人除外）、田中派、福田派各4人，中曾根派3人，三木派2人，無派閥1人，由不是議員的大來佐武郎出任外相。這次改組，仍然是一種派閥均衡的人事安排，這樣，大平算是渡過了危機，但國民對新內閣的評價並不高。據12月11日《朝日新聞》的民意測驗，內閣支持率為18%，不支持率為38%，這都是表示內閣接近崩潰的數字。

  從11月初黨內鬥爭激化到12月初新內閣組成，自民黨經歷了一次有名的「四十天抗爭」。歷時一個多月的黨內抗爭，自民黨雖已遍體鱗傷，但總算沒有分裂。

  「四十天抗爭」的積怨成為日後解散國會的導火線。進入1980年，自民黨內的抗爭仍在繼續，福田、三木等非主流派組成「自民黨刷新聯盟」（簡稱「刷新聯」），與大平政權針鋒相對。

  另一方面，公明、民社兩黨曾就「中道聯合政權」達成協議，社會黨也提出「社公（社會黨、公明黨）聯合政權」的構想。本來，社會黨和民社黨之間的鴻溝很深，在公明黨的撮合下三黨還是在不斷傾軋之中走到一起來了。在每年一度的通常國會期間，社、公、民三黨頻頻進行國會對策委員長會談，同意在審議重要法案時採取同一步調。

  5月16日，社會黨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本來社會黨是為了在參議院選舉時給自己製造點聲勢，並沒有想到這個提案會通過。但該提案得到了公明、共產、民社三黨的支持，而自民黨的福田、三木等派的70多人在投票時缺席，「顯然有意」缺席的自民黨議員為69人，其中福田派35人，三木派25人，結果竟使該不信任案以243票贊成和187票反對的懸殊表決結果通過。[10]內閣不信任案的通過，是自民黨建黨以來的第一次，是自民黨政權日趨衰敗的一次總爆發，表明自民黨一黨統治已經出現「末期症狀」。

  大平立即召開內閣會議，決定解散眾議院，並於6月22日同時舉行第36屆眾議院大選和第12屆參議院通常選舉。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眾議院和參議院在同一天舉行選舉。

  但是，自民黨內部就自民黨議員缺席一事產生嚴重對立。中曾根本人對缺席一事持強烈批判態度，宣布退出反主流派，「刷新聯」原計劃成立新黨，後因資金沒有準備好，又不知新黨能否在選舉中獲勝，所以未敢輕舉妄動，5月20日成立了以「刷新聯」為核心的「黨再生協議會」（簡稱「再生協」）。另一方面，黨執行部（主流派）起初主張一定要開除缺席者的強硬方針，但後來也採取了承認既成事實的態度。這樣，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經過協商，雙方同意在選舉時停戰。而「停戰」的真正原因是，一方面，「再生協」議員擔心再鬧下去會在選舉中落選，另一方面，財界害怕自民黨分裂和政局混亂，表示必須以黨的團結為前提才會提供政治資金。

  大平正芳受「五·一六」事件的打擊，面對自民黨瀕於分裂和政局動盪的局面，已經心力交瘁。在5月30日公布參議院選舉的這一天，大平首相在東京新宿開始首相演說。演說時雖然熱情很高，聲音很大，但使人感到他有些過於疲勞。演說完後便因患狹心症住院，12日凌晨病情急劇惡化，6時許逝世，享年70歲。他是戰後日本第一個在任期間去世的首相。

  大平之死，喚起了國民的敬仰和同情，1980年6月22日，眾參兩院同時選舉，選舉結果，自民黨取得了出乎預料的勝利，達到穩定的過半數議席，有人認為，這是大平正芳用生命換來的勝利果實。眾議院議員選舉的投票率，由上次的68%上升到此次的74.6%，大約增加了500萬張票。自民黨的絕對得票率由30%增加到34.9%，比上次增加了420萬張票。在眾議院，自民黨的議席比上次增加36席，總數達到284席，如果連新自由俱樂部算在內，總保守派議員達到305個議席[11]，社會黨與上次持平，仍為107席，公明黨、民社黨和共產黨都有較大幅度的減少，新自由俱樂部由4席增加到12席。在參議院，自民黨的議席增加11個，達到135席（改選前為124席），得票率在全國選區增加6.7個百分點，在地方選區增加3.8個百分點，民社黨持平，社會黨和公明黨都有所減少。[12]這次同日選舉，一舉改變了國會的「保革伯仲」局面（改選之前，包括共產黨在內，在野黨為244席，自民黨為258席，幾近「保革伯仲」）。[13]

  儘管如此，自1972年大選以來，由于田中、大平的激烈對抗，自民黨的支持率持續下降，自民黨政權內部也相互掣肘，無所作為。應該說，福田和大平都是出色的政治家，然而，在激烈的競爭中，雙方都在毫無建樹的情況下，一人悄然退出政壇，一人猝死在任上。

  這期間，自民黨的主要派閥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事實是福田派的衰落，這一方面是因為福田派議員年齡偏高，按照自然規律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另一方面，福田解散派閥的思想對本派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三木派也出現衰退的傾向。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總裁派閥和幹事長派閥勢力增強。除1976年事實上的分裂大選之外，總裁派閥和幹事長派閥一直保持著優勢地位。這期間，由於船田、水田、椎名、灘尾等長老政治家先後去世，中小派閥也被捲入大派閥的激烈競爭之中，自身則逐漸消失了。

  1970年代以來，自民黨在國會中呈現頹勢，原因之一是選民結構發生了變化。自民黨的選票一向主要來自農村，自民黨多年來實行的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政策贏得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民黨的選舉地盤。但是，自民黨勢力下降的根本原因還是它的政策失誤和政治腐敗。田中角榮的「列島改造計劃」的失敗和「金權政治」是最明顯的例證。自民黨這一政治結構上的滯後現象，成為自民黨政權危機頻出乃至到1990年代自我崩潰的根本原因。

  表4.1 1970年代自民黨主要派閥概況[14]

  註：（）內為參議院的議席數。

  自從1976年12月自民黨在大選中失敗以後，在國會中議席幾近半數的各在野黨在眾議院16個常任委員會中占去7個，大大增強了政治發言權。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勢下，各在野黨開始探討成立聯合政權的可能性。但圍繞自民黨後的政權構想，各在野黨之間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社會黨提出「所有在野黨國民聯合政權」的口號，公明黨提出「共產黨除外的中道革新聯合政權」，民社黨也提出「革新聯合國民政權」，共產黨則提出「以社共為核心的民主聯合政權」，在聯合方針上出現對立。尤其是第一大在野黨社會黨內部左右兩派分裂加劇，副委員長江田三郎於1977年3月脫離社會黨，成立「社會市民聯合」，不久江田病逝。在1977年參議院選舉中，社會黨大敗，委員長成田知巳和書記長石橋政嗣引咎辭職。1978年3月，「社會市民聯合」與前不久脫離社會黨的田英夫等人組成右派中道路線的「社會民主聯合」（社民聯），這樣，社會黨力量更趨削弱。

  在野黨的各行其是，不但幫助議席不斷減少的自民黨得以維持政權，而且也將原來共同努力建立起來的「革新自治體」推向解體。在1978年京都府知事選舉中，革新陣營分裂，使自民黨推薦的候選人趁機上台，連續29年之久的革新政權就此終結。隨後，東京都及其他地方政府也接連被保守派所取代。

  1979年10月大選之後，在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力量對比不相上下的背景下，各在野黨趁自民黨失敗和黨內混亂之機，再次提出建立聯合政權的構想。首先，社會黨改變過去所主張的「全體在野黨共同鬥爭」路線，提出了以社、公為核心建立聯合政權的主張。這是因為，1979年大選以後，雖然自民黨遭到重創，社會黨也同樣減少了議席，呈現長期低落的傾向，於是，社會黨開始試探同處於上升趨勢的公明黨接近。10月16日，社會黨和「總評」商定，在1980年的參議院選舉中，將採取社、公聯合的選舉方針，同時與共產黨劃清界限。但公明黨方面對社會黨的動向一時持懷疑態度，經雙方會談後才決定設立「政權協議委員會」。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在野黨為了向奪取政權的目標靠近，都採取了「更加現實的」政策，這一點充分表現在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態度上。在此之前，社會黨一貫主張，一旦國民聯合政府成立，便將通知美方廢除《日美安保條約》。但1979年10月，社會黨委員長飛鳥田一雄首次訪美時改為「在日美之間協商的基礎上予以廢除」的新方針，認為採取單方面通知的形式「只會招致混亂」。公明黨在當時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原則上同意「通過日美兩國間談判協商廢除」的方針，但又認為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條件。在這些條件尚不具備之前，《日美安保條約》還可以繼續存在下去。與此同時，在社會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日本的社會主義道路」問題又展開了論爭。[15]

  按照各在野黨與自民黨的距離，可把它們排列為新自由俱樂部、民社、公明、社民聯、社會、共產這樣的次序。全體在野黨的聯合是不可能的，尤其困難的是民社黨與共產黨的聯合。公、民兩黨在政策上比較接近，關係也密切，所以，1979年12月，首先民社黨和公明黨就中道聯合政權構想問題達成協定，並且著手開展以公明黨為中介的社、公、民聯合工作。

  但是，在眾參兩院同日選舉中自民黨的大勝和在野黨的大敗，再次打亂了在野黨的陣腳，各黨又不得不重新修改剛剛開始摸索的聯合政權構想。其中公明黨在1980年12月的黨大會上，採取了「當前認可」《日美安保條約》和自衛隊的方針，表明了比民社黨更右的姿態。這時，社會黨左派雖然要求終止社、公聯合，但最終還是沒有放棄這一構想。對社會黨的這一動向，共產黨持強烈批判態度，從而更加拉大了兩黨的距離。

  總之，1970年代以後，越來越分化的各在野黨始終未能實現聯合政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於各在野黨政見不一，甚至相去甚遠，沒有形成統一的抗衡力量；二是經濟高速增長以後，由於物質生活的改善，多數國民「中流意識」增強，階級對立意識淡化。同時，社會結構的複雜化使國民所關心的熱點更加分散。不同的群體之間再沒有同一的利害紐帶來維繫。對大多數國民來說，即使感到自民黨不盡如人意，但也不希望根本改變日本現狀；三是在野黨的黨內鬥爭和不斷分化削弱了自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