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命的福田內閣

  1976年12月23日，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自民黨選舉福田赳夫為總裁。12月24日，福田赳夫內閣（1976.12.24—1978.12.7）成立，眾參兩院都是以一票之差的剛過半數通過的。由此可見，福田內閣一上台，無論與在野黨的關係還是執政黨內部，都面臨著嚴峻的局面。

  福田赳夫是一位長於經濟的老資格政治家，曾任歷屆內閣大臣和自民黨要職，一向主張穩定增長政策，從政治經驗和能力上看，早就被視為首相候選人。但是，此次組閣是在自民黨派系鬥爭激化、瀕於分裂的情況下產生的。在人事安排上，黨內「三巨頭」分別為：幹事長是大平正芳，總務會長是田中派的江崎真澄，政調會長是三木派的河本敏夫，在黨內人事上反福田色彩比較濃厚；在內閣方面，大平派4人，福田派、田中派、中曾根派各3人，三木派2人，吸收了7位新人入閣。內閣的威望並不高，支持率徘徊在20%—29%之間，但「大福合作」的格局使當時的局勢穩定下來。

  面對自民黨日趨衰退的狀況，福田決心承襲三木內閣提出的改革方針，以以下三點為核心改革自民黨：一、消除金權體質和派閥抗爭；二、改善長老政治的體質；三、實行由全體黨員參加的總裁公選制度。[1]在消除派系、實現自民黨「現代化」方面，1977年春自民黨成立了「黨改革實施本部」，福田自任本部長。在1977年4月25日舉行的臨時黨大會上，決定建立由全體黨員參加的總裁預選制度，為解散派閥做好了準備。隨後，自民黨決定「斷然解散派閥」。福田首先帶頭解散了「八日會」，接著大平派的「宏池會」和田中派的「七日會」也相繼宣布解散。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舉措並未產生任何實效，派閥仍名亡實存。解散不到一年，舊田中派成立了「政治同友會」，派閥在黨內又公開恢復活動。在以權力鬥爭為己任的政界，「解散派閥」的主張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

  福田上台後，當務之急是要通過1977年度的財政預算。福田一向主張財政緊縮政策，在田中內閣時期，福田成功地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他上台之後打算繼續推行緊縮政策。但是，他的這一政策在預算委員會受到抵制，最後不得不做出修正。政府提出的預算案在國會做出修正，這還是日本戰後以來的第一次。

  福田內閣是在「大福合作」的前提下產生的。福田內閣初期，在1977年7月參議院議員選舉中，「大福合作」以微弱多數避免了「保革逆轉」局面的出現，達到了維護保守政權的目的，暫時緩和了自民黨的內部矛盾。福田本想強調「協調與團結」的精神，致力於他所擅長的經濟領域，但由於他參與了「倒三木」活動，而三木積極主張查明「洛克希德事件」真相，所以一般人認為，福田有企圖隱瞞「洛克希德事件」真相之嫌，對他的印象並不好。

  1977年11月，福田通過內閣改組建立起自己得力的內閣，為了進一步鞏固政權基礎，福田必須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因為，如果福田能在大選中獲勝，那麼，在其後的總裁選舉中也就有可能取勝。正因為如此，大平派和其他派閥都極力反對解散眾議院，紛紛指責福田解散眾議院毫無道理，大福之間展開公開較量，1978年夏，「大福之爭」達到頂峰。在自民黨的254名議員中，除福田派以外，田中、大平、三木等派據說有160人簽名反對解散眾議院。福田迫於形勢，曾明確表示「不解散」國會，「也不作（總裁選舉）的候選人」。但不久又表示「想解散眾議院」。福田出爾反爾的舉動，「既表示出他本人和福田派的保持政權的欲望，又反映出受到規定任期為二年的『大福密約』的重壓；既說明他想把現世的活佛當下去，又說明他想成為轉世的靈童」。[2]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自參議院選舉之後，大福關係出現裂痕，合作關係不復存在，爾後圍繞眾議院解散問題大福矛盾公開化，進而發展到為爭奪下一屆總裁而互相拆台。後來福田為了競選下屆總裁而自食其言，背棄了兩年後將政權禪讓大平的許諾，大平派也加緊了競選下屆總裁的活動。在黨內各派的反對下，福田未能解散國會。到1978年7月中旬，實際上已有4人（福田、大平、河本敏夫和中曾根康弘）決定競選總裁。1978年10月31日，自民黨舉行了首次總裁預備選舉，預選結果，大平獲55萬張票而遙遙領先，福田只獲47萬餘張票屈居第二。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本來滿懷信心的福田，懷著「人心莫測」「軍之將無以談兵」的心境宣布退出正式選舉。這樣，大平正芳在1978年12月1日舉行的自民黨大會上未經投票便被推舉為總裁，隨後成立了第一屆大平內閣（1978.12.7—1979.11.9）。

  福田在選舉中失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原因應歸咎於福田自身「解散派閥」的主張。如前所述，福田一向對派閥活動持批判態度，並力主解散派閥，這無疑起到削弱本派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對方卻充分發揮了派閥的力量，爭取到更多的選票，這一事實也說明派閥的重要性。如果說「廉潔的三木」失敗在於觸動了自民黨的「金權政治」，那麼福田的失敗則在於觸犯了自民黨的另一個要害「派閥」。由此可見，「金權」與「派閥」在自民黨政權中占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福田內閣的主要業績是在外交方面。1977年8月，福田出訪東南亞，出席了東協擴大首腦會議，在馬尼拉發表了題為《我國的東南亞政策》的演講，其核心有以下三點：一、日本決心不做軍事大國，從這一立場出發，為東南亞及世界和平與繁榮做貢獻；二、日本要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成為東南亞各國的真正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賴關係；三、日本站在「對等合作者」的立場，努力加強與東協各國的團結，在實現東協各國的自主性方面積極予以配合。同時，與印支之間建立相互理解的關係，為促進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而做出貢獻。[3]這就是有名的「福田主義」。

  「福田主義」（又叫「馬尼拉主義」）是戰後日本第一次闡明了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1970年代以後日本東南亞政策的核心。雖然早在1970年佐藤首相就作了「日本不做軍事大國」的承諾，但福田在這次演說中對此作了更加明確和詳細的表述。同時表示日本不但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與東南亞各國建立「心心相印」的關係，站在「對等合作者」的立場，與東南亞各國展開全面的國際交流，而不僅僅是「錢包與錢包的關係」。

  福田首相為了表示「心心相印」的誠意，在與東協各國首腦會談時提出日本拿出100億日元建立「文化交流基金」的設想。同時對東協提出的「共同工業化項目」表示予以合作，商定合作金額大約1000億日元。福田主義意味著日本在越南戰爭結束以後代替美國積極插手亞洲事務的態勢。對此，日本輿論界都做出了積極評價。《朝日新聞》指出：福田「外交三原則，可以說展示了目前日本別無選擇餘地的方向。它一方面是從日本本國考慮，將東南亞作為日本的市場，同時也是改變了過去一貫追隨美國反共戰略的方針。是在過去外交走投無路之後重新確立新型相互關係的困難事業」。[4]

  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福田內閣的又一外交業績。

  自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之間的友好往來和經貿關係，基本上得到順利的發展，相繼簽訂了《中日貿易協定》《中日航空協定》和《中日漁業協定》。《中日聯合聲明》中也規定，兩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進展遲緩。

  1977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接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表示，如果福田首相有決心，條約問題會很快解決。從此，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速度加快。中國在1978年3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早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對有爭議的釣魚島問題，[5]雙方達成「擱置起來」的共識，從而為締結條約掃除了一個現實的障礙。1978年7月21日，重開中斷了2年零7個月的談判。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字。10月23日，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日，舉行條約互換儀式，至此，條約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繼續和發展，標誌著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從此，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更加廣泛地展開。同時條約的締結，對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國內政策方面，福田內閣在抑制田中內閣時代的「狂亂物價」方面很有成效，將物價上升率由1975年的11.8%降到1978年的3.8%，可以說功不可沒。

  一般認為，在政治態度和國內政策方面，福田屬於「鷹派」。福田在「有事立法」問題上的表現便可見一斑。1978年7月19日，統合幕僚會議議長栗棲弘臣在接見記者時表示「緊急時自衛隊也可以有超出法規的行動」，[6]引起社會輿論大嘩。7月28日，防衛廳長官金丸信將栗棲撤職，但這一事件卻在自衛隊內部引起文職人員和軍人之間的對立公開化。其實，撤掉栗棲只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因為在撤掉栗棲的前一天福田曾指示要促進「有事立法」和「有事防衛」的研究。在11月27日召開的第17次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上，福田內閣又決定了「日美防衛合作」的指針，表示「有事時自衛隊和美軍可採取共同應對行動」。另外，在福田內閣後期的1978年6月14日，召開了由411名眾參議員參加的「元號法制化促進國會議員聯盟成立大會」，8月15日，福田以首相的名義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一切都可以說是福田內閣的「鷹派」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