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權選舉與田中內閣下台

  田中上台不久，也就是1972年11月13日，解散眾議院，12月10日舉行大選。選舉結果與預想的相反，自民黨慘敗，不但大大低於解散前的288席，而且少於「黑霧選舉」時的277席，只得271席。自民黨得票率只有46.9%，低於上次的47.6%和上上次的48.8%，[12]比上一屆減少17席。共產黨的勢力大大增強，議席數由上屆的14席增到38席。社會黨由解散前的90席增至118席。公明黨和民社黨大大後退，公明黨29席，民社黨19席。這次選舉失敗，雖與田中亂立候選人、選舉戰術失策有關，但更主要地是自民黨政治走下坡路傾向的反映。

  選舉雖然失敗，但尚未動搖田中政權的基礎，因為自民黨主流四派的力量在黨內占壓倒優勢，而且田中派通過選舉反而增加了3人，減少的大部分議席屬於福田派（由65人減為56人）。選舉後，第二屆田中內閣（1972.12.22—1974.12.9）成立。為了緩和派閥關係，福田赳夫被任命為行政管理廳長官，福田派的得力幹將也被起用為政調會長。

  為了鞏固自民黨政權，田中提出了修改選舉法問題。自民黨自1972年12月大選失敗後，就感到必須恢復小選舉區制，才能保證選舉的勝利。在自民黨選舉調查會探討如何修改《參議院選舉法》時，多數人主張要同時修改《眾議院選舉法》，於是在3月28日做出決定，一併考慮眾參兩院的選舉改革，在眾議院同時採用小選舉區制和比例代表制，在參議院對全國區採用比例代表制和對地方區的名額進行修改等。4月11日，選舉調查會擬定了「國會議員選舉制度改革的基本方針」，24日得到政調審議會認可，27日又獲得總務會同意。於是，在5月10日發表眾議院選舉區劃委員會名單，1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進度異常之快。

  為了與自民黨對抗，社會、共產、公明、民社四黨的書記（局）長於4月24日決定為阻止修改選舉制度而共同鬥爭，在5月11日提出拒絕在國會審議的策略。社會、共產、公明三黨還決定與「總評」等團體聯合開展院外運動。新聞媒體也認為修改選舉法是出於自民黨的利益和黨略。看到反對運動日益高漲，眾參兩院議長中村梅吉、河野謙三迫切希望田中首相中止向國會提出修改選舉法的法案。自民黨內也有人擔心國會如果發生混亂，會影響其他法案的通過，大平、中曾根、三木等人也主張慎重行事。最後內閣會議決定不向國會提交有關公職選舉法的法案。在野黨的團結和自民黨內的慎重論起了作用。

  在使政局出現近兩個月動盪的小選舉區制問題之後，執政黨和在野黨又在佐藤內閣時期未通過的國鐵運費上調法案、《健康保險法》修改案、兩個防衛法案等問題上發生對立和多次糾紛。自民黨單獨表決使會期延長兩次，但國會在此期間只是「空轉」，議而不決。長達280天的空前長期國會於9月末閉幕時，經過執政黨和在野黨互相角逐而成立的法案，只有國鐵法案、保健法案和兩個防衛法案。有關列島改造的一些法案，幾乎都沒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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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田中角榮時運不濟的時候，石油危機又給了他當頭一棒。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對戰局施加影響，採取了削減石油產量、提高原油價格等一系列「石油戰略」，目的是迫使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改變其中東政策。

  日本約90%的一次能源依賴進口，而其中的82.6%又是依賴於中東地區，中東石油的大幅度削減，給日本產業帶來重大打擊。田中內閣受其影響，支持率由4月的27%下降到11月的22%，不支持率由44%急升到60%，這就是日本第一次石油危機。

  中東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產生的影響，一是引起急劇的通貨膨脹，二是擴大了國際收支中的赤字，三是石油價格上漲迫使政府採取通貨緊縮政策。內閣會議通過了《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和《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

  1973年11月23日，田中的得力助手愛知揆一猝死，田中趁機改組內閣，任命福田赳夫為大藏大臣，從此，便將制定經濟政策的重任交給福田。福田一直反對過頭的經濟高速增長，主張「穩定增長」。面對石油危機這一事態，新上任的福田赳夫立即提出，政府要壓縮財政，企業要減少投資，家庭要壓縮消費支出，並大大壓縮了公共事業投資規模。

  抑制通貨膨脹政策雖然在抑制總需求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原料和燃料漲價引起的成本上升和生產的壓縮，物價仍然居高不下。物價上漲引起工資上升。1974年「春斗」中的工資上升率為32.9%（上一年度為24.1%）。物價、工資的輪番上漲造成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

  石油衝擊給日本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經濟出現戰後以來前所未有的蕭條，而且從低谷回升的速度也很緩慢。工礦企業生產（綜合指數）直到1978年2月才恢復到1973年10月（石油危機前的高峰）的水平，使持續近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出現根本性轉折，日本經濟逐漸進入所謂「穩定增長時期」。

  田中內閣成立以後，由於地價和物價的上漲，廣大國民越來越感到不安和不滿。加之石油危機後的「狂亂物價」，更把國民生活攪亂，人心惶惶，怨聲載道。據輿論調查，田中內閣剛成立時，支持率高達62%，為歷史最高紀錄，到石油危機後的1973年11月，支持率下降到22%，不支持率卻上升到60%，及至1974年3月，支持率更降至16.7%。[13]

  國民對田中內閣的不滿，也表現為群眾運動的不斷高漲。1973年11月11日，日本工會舉行「物價鬥爭日」活動，呼籲在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情況下保衛生活。1974年3月1日，舉行了有55萬人參加的春季鬥爭統一罷工，致使日本主要交通幹線陷於癱瘓。3月26日，又有公共事業、民間企業以及公務員等各界數十個工會聯合組織了有265萬人參加的大罷工，中斷交通半天。4月11日，有600萬人參加的交通大罷工幾乎使國營鐵路中斷，私營鐵路和航空公司也舉行了48小時或24小時罷工。

  田中角榮堅持的經濟高速增長政策和日益惡化的國內經濟形勢，引起自民黨內部的反對，各在野黨也對田中內閣持強烈不信任態度，紛紛提出嚴厲批判，尋求建立聯合政權的可能性。但由於在野黨之間存在力量分散、政見不一等弱點，尚難取自民黨政權而代之。

  1974年1月7日至17日，正當石油危機導致通貨膨脹之際，田中首相為尋求「分享和平與繁榮的好鄰居」而訪問了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田中的東南亞之行，一是為了在石油危機的新形勢下與這些國家建立經濟合作關係，開展資源外交；二是試圖解決日本企業打入東南亞各國之後與當地產生的各種摩擦。

  但事與願違，田中的訪問，反而招致東南亞各國的一場反日運動。第一站菲律賓，還算圓滿成功。到第二站泰國後，情況為之一變。5000名泰國學生包圍了田中一行，高呼「田中滾回去」「反對經濟侵略」等口號。到最後一站印度尼西亞，學生的反日運動發展成暴力行為，雅加達的日本大使館國旗被扯下，200輛日本制汽車被焚毀，豐田系統的企業也遭到火攻，日本餐館遭到襲擊等。軍隊向示威隊伍開了槍，據說有8人死亡。預定的田中首相與學生之間的對話也被取消了。這次事件，給日本政府和企業以深刻衝擊。

  東南亞各國的反日浪潮，從根本上講，不是針對田中內閣和田中本人的，而是由於這些國家在貿易方面出現不平衡和日本的投資過猛等原因，而導致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摩擦。田中的訪問，只是發泄這種不滿的一個契機。

  就在日本政局動盪不安的情況下，1974年7月7日舉行了第10屆參議院議員選舉。這次參議院選舉，有可能會出現執政黨和在野黨勢力對比逆轉的局面。自民黨為避免在選舉中失敗，接受了財界的大量政治捐款，並向銀行借來上百億日元「選舉資金」。田中以每架200萬日元的價格包租了兩架直升飛機，到全國各地遊說，除櫪木縣外，其他46個都道府縣都去過，在147個地方做了街頭演講，飛行達4萬公里。為了拉票，還動員企業，自民黨把它的35名全國區公認候選人分配給企業集團或大公司，由它們協助競選。企業家也積極響應自民黨「為保護自由社會」的號召。「經團聯」副會長說：「只能叫自民黨接著干，否則就要出問題。」東京商工會議所副會頭說：「為選舉這樣的大事把全部企業都拉過來加以組織，企業的意識就會增強。」[14]

  大企業千方百計動員本企業職工支持自民黨，違反了作為國民基本權利的「投票自由」的原則，所以這次選舉被稱作是「金權選舉」和「企業總動員選舉」，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批判。

  在這次選舉中，田中雖然竭盡全力，但選舉結果自民黨議員數仍比選舉前減少8名。在改選議席中未過半數，加上非改選議員和把無黨派議員拉入自民黨之後，才勉強維持住過半數議席，避免了「保革逆轉」局面的出現。但自民黨議席只比在野黨多7席。這是自民黨自1955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在參議院出現的「朝野伯仲」局面。

  由於自民黨議席的減少，自民黨控制參議院的能力大大削弱，同時加劇了自民黨的內訌和權力之爭。選舉結束後，1974年7月12日，田中內閣副首相兼環境廳長官三木武夫宣布辭職。7月16日，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和行政管理廳長官保利茂也提出辭呈。甚至力保田中內閣的行政廳長官在說服福田留任失敗後也先於福田辭職。這些自民黨核心人物的辭職，使田中政權陷入空前危機，三木派和福田派聯合起來對田中政權展開公開批判，這預示著田中政權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參議院選舉的失敗，使田中政權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一直支持田中的財界，也開始與田中離心離德，號稱「日本財界總司令部」的「經團聯」決定不再為自民黨籌集政治資金。東京電力公司以及其他8個電力公司和東京、大阪、東部、廣島、西部的各煤氣公司也決定中止向田中提供政治捐款。「日經聯」會長櫻田武說：「自民黨單獨執政的時代已經結束，即將進入聯合政權時代。」[15]

  正當田中角榮窮於應付動盪政局，試圖挽回危機的時候，日本大型綜合雜誌《文藝春秋》11月號（提前發行）刊出了著名評論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榮研究——他的財源與人事關係》。這篇長篇紀實性報導，披露了田中家族的皮包公司經手抄賣土地和大搞黑錢的內幕。兒玉隆也的《越山會百無聊賴的女王》則介紹了田中後援會「越山會」女管家佐藤昭與田中的關係以及她在田中派內的權勢和地位。關于田中的「聚財」本領和事實早就有所傳聞，但如此詳實、生動地收集「第一手資料」揭露田中「金權政治」的文章，這還是第一次。文章記述了田中如何運用巧妙、周密的方法，通過金錢獲取政治權利，又通過政治權利進一步擴大財源。

  上述兩篇文章一發表，在日本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期《文藝春秋》很快被搶購一空。自民黨總務會專門開會討論此事，各在野黨也立即著手整理「田中問題」的材料，輿論界對田中的資金來源問題展開了廣泛批判，擴大之勢已不可收拾。內閣支持率下降到12%，不支持率升至69%。從此田中政權前途多舛，政治形勢演變失常。

  為度過政局難關，田中在照原計劃歷訪了紐西蘭、澳大利亞和緬甸三國之後，於11月11日第三次改組內閣，黨內「三巨頭」也分別由田中、大平、中曾根主流三派擔任，幹事長是田中派的二階堂進，總務會長是大平派的鈴木善幸，政調會長是中曾根派的山中貞則。但這一舉動被社會輿論抨擊為「轉移國民視線」的小動作，社共兩黨和「總評」等19團體於11月17日開展全國統一行動，舉行了有355萬人參加的秋季大罷工，要求田中內閣下台。各在野黨採取聯合行動，決定追究物價問題和田中醜聞，並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自民黨內以福田赳夫為代表的反對派也揚言要掀起迫使田中下台的倒閣運動。

  在這種形勢下，田中下台已成定局。11月18日，作為美國總統戰後首次訪日的福特來到日本，20日發表了《日美共同聲明》，26日，田中發布辭職聲明。聲明大意是：

  我自執政以來，兩年四個月有餘，始終將決斷和實行銘記在心，為日本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國民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全力以赴。

  但是，最近發生的政治混亂，發端於我個人的問題處不少，我作為國政的最高責任者，痛感負有政治的、道義的責任。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自赤手空拳從鄉間出來以後，沒有休息過一天，只是一直勤勤懇懇地工作。回顧過去，聊有感慨。但是，由於我個人的問題而暫時遭到世人的誤解，對於一個公職人員來說，實在是一件說不清道不明的有損道德的事情，使我感到有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我認為，將來總有一天真相大白，得到國民的諒解。[16]

  田中的威望，在田中內閣成立後的數月內蒸蒸日上，但最後在資金來源事件上使他失去政治生命。導致田中內閣下台的原因一般認為有兩個：一是國內政策失誤，二是「金權政治」敗露。

  國內政策失誤，即推行了與經濟形勢不相吻合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至於「金權政治」，田中角榮的確是行家裡手，這是世人所公認的。籌集政治資金，對一個資深政治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不過，在資金問題上，如果公私不分，就難免失去國民的信賴。所以，田中「金權政治」的曝光成為其下台的直接導火線，加速了田中政權的崩潰。

  不過，日本自民黨政權與財界之間的權錢交易關係，田中角榮既非始作俑者，亦非最後一個，只不過他更明目張胆而已。一位日本政治記者不無諷刺地說：「田中政治是戰後保守政治的污水處理廠。」[17]又有人打了一個不太文雅的比喻，說金錢這種「肥料」對任何一個政治家來說都是必要的，但歷來的政治家都是在後門不顯眼的地方建廁所「聚肥」，而田中卻偏偏在大門口引人注目的地方堂而皇之地建廁所「聚肥」。此話倒也點中了田中的要害。

  田中內閣的下台並不意味著田中型政治的終結。毋寧說，直至1990年代中期的橋本龍太郎內閣，田中派→竹下派→小淵派的勢力長盛不衰，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田中派亡靈一直控制著日本政壇的命脈。

  這些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