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角福戰爭」與「日本列島改造計劃」

  佐藤長期政權，是自民黨政權的鼎盛期。正因為佐藤政權時間太長了，加之諸多問題積重難返，所以在國民中普遍產生一種厭惡感。

  在後繼總裁的問題上，佐藤的意中人一直是福田赳夫。佐藤早就為福田出任後繼人作了安排，讓他擔任藏相、幹事長等要職。周圍的人也把福田視為接班人。

  田中角榮曾為佐藤第三、第四次當選總裁奔走，但他心裡明白，佐藤中意福田。同福田較量，就等於向佐藤挑戰。因此，田中採取了通過支持佐藤而在佐藤派中扶植田中系的策略，當然這需要一定時間。

  進入1972年，田中派的活動更加積極起來。1月，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派進行秘密會談，由此開始三派聯合。「星期四研究會」（佐藤派）座長橋本登美三郎也轉而支持田中。5月9日，由木村武雄出面，集合81名佐藤派眾參兩院議員，舉起支持田中的旗幟（當時的佐藤派共有102人）。

  財界對佐藤內閣的經濟政策越來越不滿，開始寄希望于田中，於是也逐漸同田中接近。1972年2月中旬，三菱集團的「星期五會」招待田中，隨後，三井、住友等集團首腦也紛紛宴請田中。

  官僚出身的福田，與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一樣，是一個官僚政治家的形象，在國民中聲望欠佳，加之他與台灣地區關係頗深，在中日復交勢在必行的情況下，作為當時的外相，仍緊隨佐藤之後，在1971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上，作為「逆重要事項指定方式」的提案國，支持台灣地區繼續留在聯合國，結果大敗而歸。佐藤內閣的這一重大外交「失策」，外相福田當然也難辭其咎。所以多數人認為，福田這類「佐藤亞流政權」是不合時宜的。

  1972年5月15日，《沖繩歸還協定》正式生效。6月15日，社會、公明、民社三黨在眾議院大會上聯合對佐藤內閣提出不信任案，此案雖遭否決，但佐藤首相已感末日來臨，於是在6月17日的自民黨兩院議員大會上正式表明辭意。當時爭奪佐藤後繼人位置的有福田赳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人，即所謂「三角大福中」之爭。其中福田和田中實力最大，但與福田形象迥然不同的田中角榮勢力迅速發展，很快超過了福田。

  6月17日，佐藤首相正式表示辭職，總裁選舉決定7月5日進行。表明引退的佐藤本人向福田和田中表示：「不管你們二人誰上台，沒有上台的那位都要予以合作，實現舉黨一致。」[1]二人好像也同意了佐藤的意見。但是，田中派立即聚集大平、三木、中曾根、石井各派的大老，成立了反福田的聯合組織「星期一會」。年輕一些的黨員，在眾議院裡有「如月會」，在參議院中有「彌生會」。[2]這時佐藤派已分裂為田中系（82人）和保利（茂）系（22人），保利系支持福田。

  6月21日，田中正式成為候選人。同日，中曾根突然宣布退出總裁競選，全力支持田中陣營（據說田中為此花了不少錢）。集于田中麾下的，還有佐藤派的40名眾議員和45名參議員。參議院「清風俱樂部」的71名成員中也有40人支持田中。23日，在參議院成立了支持田中的聯合組織。隨後，7月2日，田中、大平、三木，甚至包括中曾根，在恢復日中邦交和刷新政治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從而大大加強了田中的優勢地位，事實上確立了四派聯合的態勢。7月5日，在日比谷公會堂召開黨大會，大平、福田、三木、田中被推為總裁候選人。

  

  據分析，如果中曾根不放棄競選，投票結果福田將處於第一位，加上佐藤再積極做工作，福田在決選中取勝的可能性很大。但這樣一來，在第一輪的投票中，田中獲156票，福田150票，大平101票，三木69票，在決選投票中，由於得到大平和三木兩派的支持，田中得282票，福田得190票，田中以壓倒優勢當選為自民黨總裁。7月6日，佐藤內閣正式辭職，隨後田中於當天在眾參兩院被指名推舉為首相，第一屆田中內閣（1972.7.7—1972.12.22）成立。54歲的田中角榮，是日本戰後最年輕的首相，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五位年輕首相。[3]

  支撐佐藤政權的兩大支柱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的總裁、首相之爭，史稱「角福戰爭」。總裁選舉之後，「角福戰爭」仍持續了很久，成為自民黨混亂的根源。圍繞這次派閥之爭，仍有不少未解之謎，如果把這次派閥之爭加以簡單化，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線索：佐藤有希望讓位於福田的想法，因為福田派是岸派的繼承人→福田也期待著佐藤「禪讓」，所以沒有做主流派內的多數派工作→而田中方面早已進行了準備→田中為了贏得準備時間，極力主張佐藤第四次連選連任→田中通過資金等方面竭盡全力把佐藤派的大部分人馬拉過來，使佐藤也沒有了回天之力→佐藤派分裂為田中派（82人）和支持福田的保利茂系（22人）→繼承舊池田派的大平正芳從池田內閣時代便是田中的「盟友」→尼克森衝擊以來主張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木疏遠了「佐藤亞流」福田而投向田中→三木和大平雖也出馬競選總裁，但在第二輪投票時倒向田中→本來有可能支持福田的中曾根，在田中的大力動員下，最後也放棄競選而支持田中→黨內少壯派形成支持田中的氣候→長期控制參議院並一向支持福田的議長重宗雄三在1971年6月參議院議長選舉中被河野謙三取而代之，從而使福田失去了在參議院的堅強後盾。[4]

  田中之所以取勝，除上述原因之外，還有重要一點，就是他的「庶民宰相」的形象得到社會輿論的一致支持。

  在日本歷屆首相中，田中角榮是一個特殊人物，他既無學歷又出身低微。1918年生於新潟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少年時因家境破敗而輟學。小學畢業後，隻身來到東京半工半讀。1937年，19歲的田中創辦「共榮建築事業所」，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築公司」，自任總經理，到1945年戰敗時，「田中土建」已成為日本50家大建築公司之一。1947年4月，29歲的田中當選為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從此步入政界。1948年30歲時出任吉田茂內閣法務省政務次官，1957年39歲時任郵政大臣，1962年出任池田勇人內閣的大藏大臣，1971年擔任佐藤榮作內閣的通產大臣。在此期間，田中還1次出任自民黨的政務調查會會長，4次擔任自民黨幹事長，成為日本政界和自民黨內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在長達7年零8個月的佐藤內閣時代，田中曾擔任過4年零2個月的幹事長，在此期間，田中充分利用其有利地位集結個人勢力，籌集政治資金，不但鞏固了他在佐藤派內的地位，而且在其他黨派、官僚甚至輿論界都樹立了廣泛的影響。可以說，在他榮登首相寶座前的15年間，不但始終處於黨政大權的中樞地位，而且作為一個政治家，顯示了其蒸蒸日上的狀態和高人一籌的獨特能力。從1950年以後到他出任首相的22年間，田中主持提出並通過的議員立法就超過80件，這在日本這樣一個議員立法大大少於政府立法的國度里，應該說是成果斐然的，說明田中在日本政治家中的確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被譽為少壯政治家。到出任首相時為止，田中已多次獲得「最年輕的」頭銜：最年輕的國會議員（29歲）、最年輕的郵政大臣（39歲）、最年輕的大藏大臣（44歲）、最年輕的首相（54歲）。由于田中的特殊經歷，自然給人以「新鮮感」，尤其與佐藤榮作形成鮮明對照，被稱為「庶民宰相」，一股「田中熱」很快在全國掀起。

  作為總裁的田中，在自民黨的人事安排上，任命田中派的橋本登美三郎為幹事長，大平派的鈴木善幸為總務會長，中曾根派的櫻內義雄為政調會長。內閣方面，三木任副首相級的無任所大臣、大平任外務大臣、中曾根任通產大臣，官房長官為田中心腹二階堂進。從派別上來看，田中派5人，大平派4人，三木派、中曾根派、福田派各2人。最大派別福田派僅2人入閣，顯然是田中要給競爭對手福田一個眼色看看。整個安排顯然是出於論資排輩和論功行賞。

  田中上台伊始就宣稱：「政策由自民黨制定，政府實行之，這是政黨政治應有的姿態。但是，我們的現狀是，（自民黨）依賴龐大的官僚機構，甘願跟在政府制定的法案和政策後面。這是官僚主導政治，是沒有充分反映國民要求的政治。」[5]這的確是田中的目標，從這段話也可以反映出田中的自信。

  田中一上台就打出兩張王牌：對外恢復日中邦交，對內推行「日本列島改造計劃」。正如日本政治評論家伊藤昌哉所說：田中「是一手拎著《日本列島改造論》，一手拎著『承認中國』這兩項積極政策，登上首相寶座的。正因為他是在無作為的政治家佐藤榮作下台之後登場的，所以他的舞台效果得了滿分」。[6]內閣成立之初，國民支持率高達68%（《朝日新聞》），超過了對吉田內閣的支持率，創歷史最高記錄。

  「日本列島改造計劃」是田中內閣國內政策的集大成之作，同時也是與田中政權共存亡的一張王牌，可以說田中政權成於斯，敗於斯。

  「改造計劃」源於《日本列島改造論》。該書是1972年5月田中問鼎首相寶座之前出版的，作為新首相的著作曾暢銷一時，一再重印，創發行88萬冊的記錄。早在1967年3月，自民黨成立都市政策調查會，田中任會長，1968年5月，完成了《都市政策大綱》。一年後，日本政府據此制定、公布了《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因此可以說，田中內閣的「改造計劃」，實際上經歷了《城市政策大綱》→《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日本列島改造論》→「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的演變過程。「日本列島改造計劃」雖然並沒有形成政府的正式計劃文本，但因為它是首相的基本構想，所以實際上成為政府的基本方針。

  《改造論》提出以下具體政策措施：第一，工業的重新布局。為解決日趨嚴重的空氣污染、交通擁塞、住房緊張、城鄉人口疏密不均等問題，重新煥發日本經濟的發展活力，擬在全國各地建立一批25萬人口規模的城市，為農村地區的工業化發揮核心作用；通過有關工業稅收政策（所謂搬遷稅）促使大城市的工廠向外地轉移；嚴格控制在太平洋沿岸一帶興辦新的企業，鼓勵發展內陸工業基地和開發日本海沿岸工業區。第二，建設「新幹線」等現代化交通網絡。修建7000公里鐵路、10000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國的高速鐵路公路網，將全國各地城鄉連為一體；同時加速港口建設，尤其重點開發適於建設大型石油基地的港口，使50萬噸級的油輪能夠自由停泊。第三，保持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0%，到1985年，日本的經濟規模可達304萬億日元（約合1萬億美元），使日本成為一個消滅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環境幽雅、四通八達的美好社會。[7]

  內閣成立後不久，田中首相就提出一個構想：為了研究與討論「新全綜」與「日本列島改造計劃」協調的問題，由相關省廳約30人組成日本列島改造問題調查會。另外，與日本列島改造有關的9省廳事務次官會議，也作為計劃的推進與調整機關於8月24日成立。各省廳競相抬起日本列島改造這台轎子，提出五花八門的構想。通產省的《新25萬人口都市構想》方案，計劃建設60—80個25萬人口的城市作為工業重新布置計劃的誘導地區，以及數個內陸工業團地。自治省的《新都市圈整備》方案，則準備從全國328個廣域市町村圈中選出60—80個各自形成人口20—40萬的圈域。建設省的《地方中核都市》方案，要求對中核城市和周邊農村的生活環境設施進行綜合治理，按照地區的特點配置工業團地。[8]

  10月20日內閣會議公布了把全國分成如下3個地區的政令：1.促進工業移動的地區（迫遷地區）；2.以優惠措施招徠工廠的誘導地區；3.工廠既非迫遷對象又非優惠對象的所謂白地地區。迫遷地區是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的過密地區，僅東京就有23個區和14個市。誘導地區有北海道、東北、北陸、甲信越（指山梨、長野、靜岡3縣）、山陰、四國、九州、沖繩等27個道縣的712個市町村。白地地區約有640個市町村。迫遷地區占全國面積的0.5%，誘導地區占86.5%，白地地區占13%。

  應該說，「日本列島改造計劃」作為國家宏觀計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遠見性，同時它對某些大企業和某些後進地區都具有一定的誘惑力。在1971年出現「日元升值蕭條」以後，國內流傳著一種悲觀情緒，看不到日本經濟的前途。因此，「改造計劃」在開始階段還是受歡迎的。國內許多大企業為了在列島改造方面先聲奪人，競相購買土地，「日本列島改造熱」名噪一時。

  但是，「改造計劃」實施不久，各種矛盾便接踵而來。首先是工廠迫遷稅推行不下去。大企業、承包的中小企業和「鋼鐵勞聯」都反對向地方遷移。在自民黨內，對工廠迫遷持慎重態度的也占了上風。10月末，決定停止徵收工廠迫遷稅，這就意味著列島改造中以向地方分散工業來解決過密過疏問題的核心部分流產。隨後，不但改造列島的初衷經濟大發展之夢未能實現，而且迅速導致「狂亂物價」，甚至出現搶購衛生紙的大恐慌局面。「改造計劃」派生出來的「土地投機熱」，更讓普通百姓吃盡了苦頭。物價和地價的暴漲引起日本國民的強烈不滿，1973年11月11日，「總評」、中立勞聯等工會組織發起召開「生活防衛國民總決起大會」，全國114個地方相繼舉行了集會。[9]面對這一局面，田中政權深受其影響，最後終因成為眾矢之的而偃旗息鼓。

  由於「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的失敗，田中不但被趕下台，而且幾乎成為「萬夫所指」的歷史罪人，受到世人的普遍指責。在列島改造問題上，田中的過失在於錯誤地估計了日本的經濟形勢，在經濟高速增長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仍然推行以經濟高速增長為前提的政策，結果事與願違，最後以失敗告終。

  恢復中日邦交是田中內閣值得載入史冊的一件大事。1972年9月田中訪華，一舉實現了同中國的邦交正常化，揭開了中日關係史的新篇章。

  1972年2月，尼克森訪華並簽署《上海聯合公報》。自民黨內開始認識到，佐藤以後的新內閣不打開日中關係的新局面，就不能適應國內外形勢。田中在當選自民黨總裁的當天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恢復日中邦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願負起責任，來研究以什麼樣的基本態度進行政府間談判的問題。」田中內閣成立當天的7月7日，田中首相重申：在外交上，要加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中，強有力地推進和平外交。[10]

  隨後，田中內閣通過古井喜實議員和公明黨訪華代表團與中方接觸，中國迅速做出反應。周恩來總理在10日表示歡迎早日恢復邦交，並指定了談判代表。訪華歸來的原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在22日向田中轉達了周總理歡迎田中訪華的意向。

  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受田中首相之託，於7月25日訪華，周總理提出了有毛澤東簽字的《共同聲明》的基本內容。8月4日，竹入將記錄稿親手交給田中和大平。在自民黨內，為了給談判做準備，設立了總裁直屬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7月24日舉行了有249人參加的首次全體會議。在8月9日的全體會議上做出以下兩點決議：一、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二、田中首相為此訪華。雖然岸信介、賀屋興宣、石井光次郎、灘尾弘吉等親台派議員強烈反對，但9月8日，正常化協議會還是通過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針，隨後作為黨的決定自民黨總務會也通過了這一方針。

  田中請古井喜實、田川誠一兩位現議員和松本俊一前議員訪華。三人攜帶《共同聲明》的日本方案前往北京，三位使者於9月23日回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階堂官房長官，於9月25日上午乘日航專機直飛北京。在26日上午第一次兩國外長會談中，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用了1個多小時的時間，敘述了日方對復交三原則所持的立場，他堅持主張日本與中國的戰爭已根據「日華條約」第一條宣布結束。在這天下午的第二次首腦會談中，周總理說：「我不認為高島局長的發言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中日關係正常化是政治問題。用法律論來解決這個問題是錯誤的。」[11]

  9月27日夜，大平在外長會談時，提出了日方準備的第三個方案。周總理同意了日方的方案。29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雙方簽署了《共同聲明》。隨後，在發表《共同聲明》的同時，大平外相發表了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的談話。

  田中內閣乘中美關係緩和之機，果斷地率先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確是一項值得大書一筆的重大政績。不過，客觀地講，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2年中日復交，已經走過23個年頭，隨著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歷屆日本政府堅持敵視中國和「政經分離」的對華政策，已經走進死胡同。從總的潮流和中日關係的發展趨勢看，已基本達到「水到渠成」的階段。田中內閣恢復日中邦交，只是一種順應時勢和民心的歷史選擇，是對日本長期推行的「向美國一邊倒」既往政策的修正，是田中標榜的「自主、多邊外交」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