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木內閣與「洛克希德事件」

  田中內閣表明辭意後，自民黨內爭奪總裁和首相之位的派系鬥爭迅速升溫。曾有人提出「總裁首相分離方式」，田中繼續但任總裁，副總裁椎名悅三郎出任「暫定首相」。但結果沒有達成共識，於是田中決定辭職。

  隨後，有望出任總裁的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三人之間展開較量。田中和大平兩派主張通過選舉產生總裁，因為公選可能會使受到田中派支持的大平處於有利地位。但由于田中形象欠佳，又會影響自民黨的形象，在田中支持下建立大平政權，顯然對自民黨來說並非最佳選擇。在福田方面，如果集結反田中勢力，並取得中間派的合作，有可能在公開選舉中取勝。但是，三木武夫不肯輕易讓給福田，所以反田中勢力難以統一。而且福田一向主張採取協商方式，他認為，激烈的選舉有損於自民黨的形象。福田甚至揚言，如果出現強行公選的情況，他將與其他反田中勢力一起脫離自民黨，另組新黨。三木的主要戰術是通過協商統一到三木方面來，因為三木通過公選取勝的可能性很小。三木在政策方面接近於公明、民社等在野黨，所以也有可能採取脫離自民黨等形式與在野黨形成統一戰線。總之，黨內出現嚴重對立，面臨分裂的危險。

  11月22日，自民黨實力人物保利茂和椎名悅三郎通過會談達成共識：認為在當時形勢下，一是應避免公開選舉，二是福田和大平都不宜掌握政權，否則將引起黨內混亂，因此只能是建立「長老暫定」政權，並決定採取協商方式指定繼任總裁。起初，有人提出由椎名出任「暫定總裁」，但有人認為，由調停人直接出馬有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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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大平、福田、椎名都被排除在外，最後只剩下三木。12月1日，椎名副總裁指定三木武夫為繼任總裁。

  福田和大平都接受了這一方案。當時，正受到嚴厲的批判的田中雖然處境不妙，但田中派畢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田中認為，三木比福田更容易駕馭，所以田中也支持三木上台。於是，最後決定三木為自民黨總裁。事後來看，當時指名三木為總裁，從對自民黨危害最小這一意義上考慮，的確是一個最佳選擇。

  三木武夫是老資格政治家，自1930年代以來一直任眾議院議員。戰後初期加入協同民主黨，後任國民協同黨和國民民主黨領導人之一，一直走的是一條「保守旁流」的道路。加入自民黨後，歷任自民黨幹事長、政務調查會長和歷屆內閣大臣等要職，是自民黨元老之一，但也一直處於少數派地位，勢單力薄，幾次競選總裁而未獲成功。這次被指定為總裁，不但是略知自民黨「派系力學」的人感到意外，就連他自己也說是「晴天霹靂」。

  12月4日，三木在自民黨兩院議員總會上當選為總裁。9日，三木內閣（1974.12.9—1976.12.22）成立。由於三木派在自民黨內是一個小派系，必須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才能維持政權。為此，內閣成員中，大平派、田中派各4人，福田派3人，三木派、石井派各2人，中曾根派、水田派、船田派、椎名派各1人。[18]三木任命福田赳夫為副首相兼經濟企劃廳長官，大平正芳留任大藏大臣，宮澤喜一為外務大臣。在自民黨方面，椎名悅三郎留任副總裁，中曾根康弘任自民黨幹事長，無派系人士灘尾弘吉任總務會長，福田派的松野賴三任政調會長。可謂是一個典型的派閥均衡的「舉黨體制」內閣。

  三木內閣的歷史使命是改變自民黨「金權政治」和「派閥政治」的形象，避免派系之爭引起的黨內分裂。所以三木上台後強調實行「廉潔與誠實的政治」，提出「對話與協調」，在黨內「實行革新」。這些主張給人以挽救政治危機的「新鮮感」，受到一定的好評。成立之初，內閣支持率達45%，雖然遠低于田中內閣成立時的62%，但與田中內閣後期12%的支持率相比還是比較高的。

  三木上台不久，提出了內政「三大法案」，這就是有關總裁選舉和議員選舉的《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總裁公選制度修正案》以及《禁止壟斷法修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是：限制政治資金的捐贈數量和來源，實行政治資金公開化，政黨的黨費和會費也必須及時報告，鼓勵個人捐贈政治資金，以防止企業與政治的粘合，明確政黨與非政黨之政治團體的區別等。另外，《公職選舉法修正案》規定：擴大選舉的「公營」成分，以減少選舉費用，對公職候選人員在選舉過程中的宣傳活動要加強管理，並通過「連坐制」等措施，嚴格取締違法選舉行為。

  上述兩個法律一般稱為「選舉二法」。這些法律的修改是三木在推行自民黨現代化方面的主要改革措施。上述法案的提出，體現了三木的保守黨內的左派立場。三木認為，現行的總裁選舉方式，只由黨的全國及地方議員選舉產生，這是「金權政治」乃至「萬惡」之源。他主張由10名以上國會議員推出候選人，再經地方全體黨員投票複選並根據投票多少確定前兩名，最後由黨的國會議員選出其中一人為總裁。但是，這一旨在改革自民黨選舉制度的「總裁公選案」因遭到田中派和大平派的反對而擱淺，上述「選舉二法」修正案也因觸犯了自民黨的根本利益，同時也受到部分在野黨的反對，幾經周折才在國會得以通過。在參議院表決時，出現贊否參半的局面，最後由河野謙三議長裁決才得以通過。

  三木致力於上述立法，目的是為了「淨化政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是，他這樣做，能否真的把「金權政治」一掃而光。三木曾揚言，「三年以內全面廢除企業捐款」。[19]結果，企業捐款不但沒有廢除，反而招來一片責難聲，這是因為，自民黨如果沒有財界的巨額資金支持，便不能開展政治活動和維持政權。三木並沒有找到解決政治資金的辦法，只一味強調廢除企業捐款，這猶如緣木求魚。所以，新的《政治資金規正法》公布以後，企業捐款雖然減少，但籌集政治資金的其他花樣應運而生，只是改變了方式而已。而且，三木內閣成立不久，自民黨幹事長中曾根康弘便向財界提出「重開企業捐款」的要求，「金權政治」反而更變本加厲。

  三木內閣提出的經濟政策《禁止壟斷法修正案》也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1947年制定的《禁止壟斷法》曾幾經修改，但這些修改都是放寬對壟斷的限制，三木內閣的這次修改則是加強對壟斷企業的限制。三木上台伊始，曾許諾要建立「重視輿論的政治」「打破社會的不公平」「自民黨要向也能取得工人支持的真正的國民政黨轉變」。三木堅持修改《禁止壟斷法》，正是企圖給國民大眾留下一個自民黨向「國民政黨轉變」的印象。這雖然不是限制私有權本身，但卻是通過限制收益權來探索新的保守主義的道路。從這一意義上說，修改《禁止壟斷法》應該說是體現了「革新保守路線」的實質。

  但是，財界和自民黨的保守主流派堅決反對修改《禁止壟斷法》。「經團聯」首先開展了反對修改的運動。在自民黨內部，以椎名副總裁為首也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反對的理由是：石油危機後的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出現負增長這樣的嚴重蕭條，在這種情況下修改《禁止壟斷法》，會有削弱企業活力和減弱國際競爭力的危險。他們認為，三木政權作為「拯救保守政權危機」的「暫定政權」，不應提出如此重大的法案，因為這是對保守黨自身立場的挑戰。後來，儘管對《禁止壟斷法修正案》作了大幅度修改，眾議院也審議通過，但在參議院因「審議未了」而成為「廢案」。

  修改《禁止壟斷法》受挫以後，《菸酒提價法案》等也相繼流產。三木連連受挫之後，開始改變某些政策，以求與主流派妥協。一是重開日台航線，部分接受親台派的要求；二是於1975年8月15日「終戰紀念日」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這是日本戰後以來首相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另外，1974年末，同意國鐵等公共企業擁有罷工權的提案也因黨內反對而流產。有關工會為此舉行罷工以示抗議。三木對公共企業工會罷工採取了強硬態度，這也是對黨內主流派的一種妥協。1975年下半年以來的這一系列妥協，目的是為1976年大選以後再次連任做準備。

  但是，進入1976年以後不久，日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洛克希德事件」。「洛克希德事件」引起的連鎖性反應，使三木政權陷入絕境。

  1976年2月4日，有人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跨國公司小委員會上揭發：美國最大的飛機製造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為向外國推銷飛機，以巨額回扣、政治捐款和津貼等名義，買通外國高官，使他們做出有利於洛克希德公司的決定或向有關方面施加影響，以購買這家公司生產的各種飛機。2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副總經理柯欽在該小委員會上作證說，該公司為向日本的「全日本航空公司」推銷三星式客機，曾通過日本政界的幕後人物兒玉譽士夫和丸紅、國際興業等公司，交給日本政府高官200萬美元（30多億日元）的「活動費」。於是，「政府高官接受外國企業賄賂」的證言立刻引起日本輿論界的關注，並給日本政界以很大衝擊。

  由於全日本航空公司決定引進三星客機的時間，正好是在1972年田中、尼克森會談之後不久，柯欽證言中提到的日本國際興業公司老闆小佐野賢治等人與田中角榮又是「刎頸之交」，所以輿論界很快便把焦點集中到以田中為首的政界要人身上。

  三木下令徹底調查，並要求美方提供有關資料。經過三四個月的偵查，事件有了重大突破。從6月底開始，東京地方檢察廳相繼逮捕了一批涉嫌人犯。7月27日，以違反《外匯法》嫌疑，逮捕了前首相田中角榮，8月16日，以受託受賄罪和違反《外匯法》被起訴（8月17日以2億日元保釋金保釋）。8月20日，東京地方檢察廳以受託受賄罪逮捕原運輸政務次官、中曾根派的佐藤孝行，翌日又逮捕原運輸大臣、田中派的橋本登美三郎。此外，田中派的二階堂進、安倍派的加藤六月等4人被認定為「灰色高官」。

  如果說財源問題是導致田中內閣下台的導火線，使田中的政治生涯和個人名譽開始受挫，那麼，「洛克希德事件」則是從根本上斷送田中政治生命並最終迫使其退出政治舞台的沉重一擊。田中離開首相職位以後，作為田中派的領袖仍然從事政治活動。田中派是當時自民黨的最大派系，人多勢眾，號稱「田中軍團」。當時的田中躍躍欲試，準備東山再起。但是，曠日持久的「洛克希德案件」把他拖得疲憊不堪，身敗名裂，在他個人歷史上塗上了一層濃重的「悲劇」色彩。從此，「洛案」、田中角榮、「金權政治」，幾乎成了日本婦孺皆知的同義語。

  三木本以為逮捕田中可使局面改變，黨內的反三木運動也應當因此而銷聲匿跡。但事實恰恰相反。逮捕田中引起田中勢力的強烈不滿，黨內「倒三木」運動加劇，三木政權搖搖欲墜。曾親自把三木扶上台的前副總裁椎名悅三郎與三木分道揚鑣，為逼三木引退四處活動，公開指責「三木鬧得太過分了，沒有惻隱之心」。福田派和大平派形成「大福聯合」的態勢向三木展開攻勢。8月4日，田中派召開總會，通過要求三木下台的決議。大平和福田也隨聲附和。於是出現田中、大平、福田三派聯合的態勢，開始了第二次「逼三木下台」的活動。

  田中8月17日被保釋出獄後，逼三木下台的活動愈加活躍。19日，田中、大平、福田三派和椎名、水田三喜郎、船田中三個中間派的國會議員成立「舉黨體制確立協議會」（簡稱「舉黨協」，船田中為代表主持人），掀起了一個「立即召開兩院議員大會以確立舉黨體制」的簽名運動，在393名眾參兩院議員中，有277人簽了名，占70%。在20名內閣成員中也有15人加入其中。[20]「舉黨協」在24日下午自行召開議員總會，出席會議的議員有271人，超過了自民黨兩院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二。但是，三木立即通過電視向全國人民表示：「絕對不答應強制引退，不能服從在臨時國會召開前引退，不作放棄原則的妥協。」[21]

  在9月10日的內閣會議上，三木決定要召開臨時國會。臨時國會召開之前，黨和內閣進行了人事變動。受到「舉黨協」強烈批判的中曾根幹事長被換掉，由大平派的內田常雄出任新幹事長。在9月15日的內閣改組中，除福田副首相和大平藏相留任外，其餘13名反三木派閣僚全被更換，一律換上非「舉黨協」所屬的人，但並沒有形成三木所希望的陣容。

  「洛案」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收受賄案件，而是與自民黨派閥鬥爭相關聯的政治事件。田中角榮1974年下台後一直伺機東山再起，曾揚言：「我若不同意，黨便一事無成。」事實上，自從三木打出「淨化政治」的旗號以後，田中便暗中開展了「倒三木」運動。在「洛克希德事件」出現以前，自民黨內已經形成以椎名悅三郎為首的「倒三木」勢力。

  「洛克希德事件」對已被人們視為「野殍」的三木首相來說，本來是起死回生的天賜良機。從事件涉及的人事關係和時間來看，是和搞「金權政治」的田中內閣密不可分的，而「淨化政治」、揭露政治與財界間的曖昧關係是三木多年來的主張。同時，對此事件進行徹底追查，對「倒三木」後台人物田中角榮也是一個沉重打擊，藉以鞏固三木政權，收到一舉兩得的效果。三木盤算，只要「洛案」上馬，不論最終田中是否有罪，一上法庭就等於葬送了田中的政治生涯，不僅可以遏制田中東山再起，同時也就削弱了其他政敵及政敵的朋友。

  所以，三木擺出一副窮追不捨的態勢，表示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但是，事態發展卻與三木的預想相反，「洛克希德事件」也給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帶來了災難，使三木內閣陷入困境。這是因為，他執拗地暴露自民黨權力中樞的黑暗面，打擊的不僅是田中本人而是整個自民黨的政治結構，因而必然引起自民黨群起而攻之，不但使他的改革措施連連受挫，而且在要求改革的國民中也對三木內閣產生失望感。這樣一來，三木內閣既孤立於自民黨主流派之外，又被改革派所疏遠，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

  三木內閣面對反對派的威脅和攻擊，表現出退縮和守勢，而另一些人對他的妥協和後退則表示不滿，使他處於兩面夾擊的境地，自民黨也出現分裂局面。1975年9月25日，河野洋平、田川誠一等6名眾議員和參議員聲明「與腐敗訣別」，宣布退出自民黨，成立「新自由俱樂部」。

  反三木派要三木下台，必須解決由誰接任總裁的問題，也就是說，反三木派要向三木發動決戰，就得使對抗馬「一匹化」。那麼，這匹對抗馬是福田還是大平呢？必須進行內部協調。到1976年10月中旬，大平派和福田派達成共識，大平派支持福田上台。10月27日，大平派和福田派簽署了「合作文書」，內容為：

  1.大平正芳推舉福田赳夫取代三木出任新總裁和提名為首相候選人；

  2.首相和總裁雖是不可分離的二位一體，但福田赳夫將黨務主要委託給大平正芳處理；

  3.在昭和五十二年1月的定期黨大會上修改黨章，總裁的任期由3年改為2年。

  對以上各點，福田和大平約定互相信守。[22]

  文書上有福田、大平、園田（直）和鈴木（善幸）的簽字。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把總裁的任期由3年改為2年」，其意思就是2年後把政權讓給大平。也許正因為有此約定，一直主張公選的大平才轉而支持福田上台。其二，「將黨務主要委託給大平正芳處理」，已接近於「首相（內閣總理大臣）總裁分離論」。而「總總分離」往往是自民黨內對立鬧得不可開交時提出的論調，是對立雙方試圖分享權力、妥協與共存的產物。但是這一主張從來也沒有實現過。作為最高權力的總裁和首相應為一體，是自民黨成立以來一直堅持的政黨政治原則。所以這次出現了近似「總總分離」的論調。

  10月21日，「舉黨協」推舉福田為下屆首相。11月5日，福田辭去副首相兼經濟企劃廳長官的職務，為建立新政權做準備，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倒向反三木一邊。這時的日本政局，「如同一輛失控的汽車，整天在那裡兜圈子」，而腹背受敵的三木「仍像一隻受傷的獅子」，掙扎著拒絕交出政權。

  在「倒三木浪潮」中，三木試圖通過大選挽回敗局，但是，12月5日，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敗，只獲得249個議席，得票率也只有41.8%，追認8名無黨派人士為自民黨議員之後，才勉強保住議會多數。6月份脫離自民黨成立的新自由俱樂部一舉獲得17個議席；社會黨增加5個議席，總數達到123席；公明黨增加27席，總數達到55席；民社黨也增加了9個議席，達到29席；共產黨減少了一半議席，只剩下17席。[23]

  三木不得不承擔大選失敗的責任，於12月17日發表了相當於「引退聲明」的《我之所信》，12月22日，三木內閣總辭職。

  「倒三木」鬧劇的背後，固然有自民黨各派系之間長期積怨而導致的內部紛爭，「倒三木」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幕罷了。不過，由洛克希德事件引發的黨內鬥爭的結局，竟是「廉潔的三木」被迫下台，這說明「金權政治」在自民黨內有著多麼雄厚的根基和不可觸犯的地位。

  注釋

  [1]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42頁。

  [2]如月為陰曆二月的別名，彌生為陰曆三月的別名。

  [3]日本議會政治史上，年輕的首相計有：創立內閣制度並自任首相的伊藤博文44歲（1885年12月）、近衛文磨46歲（1937年6月）、黑田清隆48歲（1888年4月）、山縣有朋51歲（1889年12月）。

  [4]石川真澄：《戰後政治史》，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125頁。

  [5]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47頁。

  [6]伊藤昌哉：《自民黨戰國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頁。

  [7]正村公宏：《戰後史》下，築摩書房1985年版，第403、404頁。

  [8]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71頁。

  [9]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223頁。

  [10]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戰後日本外交史》第二卷，三省堂1983年版，第221頁。

  [11]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67頁。

  [12]正村公宏：《戰後史》下，築摩書房1985年版，第410頁。

  [13]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227頁。

  [14]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74、1175頁。

  [15]升味准之輔：《現代日本政治》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5頁。

  [16]中野士郎：《田中政權：八八六日》，行政問題研究所1982年版，第373頁。

  [17]佐藤基夫等：《戰後保守政治的軌跡》，岩波書店1982年版，第268頁。

  [18]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239頁。

  [19]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64頁。

  [20]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版，第169頁。

  [21]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97頁。

  [22]川內一誠：《大平政權：五五四日》，行政問題研究所1982年版，第45—46頁。

  [23]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三卷，新評論1986年版，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