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除公職及其對日本政黨的影響

  （1）解除公職

  1946年新年伊始，盟總向日本政府下達了《關於解除不適宜從事公務者公職之備忘錄》和《關於廢除政黨、政治結社、協會及其他團體之備忘錄》，這就是使日本政府感到震驚的「解除公職令」。

  解除公職與制定新憲法、農地改革、勞動改革等重大舉措一起，成為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以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為目標的日本戰後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頁，對日本戰後政黨的形成和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解除公職令」規定的整肅對象為：戰犯、職業軍人、諜報機構和憲兵隊的官兵及軍屬，極端國家主義團體、暴力團體及秘密愛國團體的骨幹分子，大政翼贊會、翼贊政治會、大日本政治會的骨幹分子，滿鐵、東洋拓殖公司等與日本擴張有關的開發機構及金融機構的高級職員，殖民地與占領地的行政長官，其他軍國主義者和極端國家主義者。[8]

  整肅共進行了3次，第一次整肅的結果，被整肅的團體達119個，1942年大選中由翼贊政治會推薦的382名議員全部失去議會議員資格。[9]在1946年4月選舉之前對候選人進行了「事前審查」。這次審查的結果，進步黨的原274名眾議院議員中，包括總裁和幹事長在內的260名議員被整肅，只有14人通過審查；日本自由黨的43名議員中，有30名被整肅；協同黨的23人，有21人被整肅；社會黨的17人，也有10人被整肅。[10]

  4月10日，舉行了戰後第一次眾議院選舉（日本第22次大選）。選舉結果，在464名議員中，沒有任過議員的新議員375人，占81%；任過的89人，僅占19%。在此次選舉中，婦女有了參政權，38名婦女第一次當選為議員，這在日本議會史上是第一次，表明婦女開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有選舉權和有被選舉權的人的年齡分別下降了5歲，選民由1942年「翼贊選舉」時的1459萬人增至3688萬人，增加了1.5倍，這在日本選舉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11]

  大選結束後，對當選議員又進行了複查，結果又有10名議員被刷了下來，其中包括準備就任眾議院議長的三木武吉（自由黨）和自由黨幹事長河野一郎等人。經過整肅和選舉，日本的政黨和議會初步得以改造。

  第二次公職審查委員會（即所謂「美濃部委員會」）成立後，對日本政界和官界進行了整肅，對樞密院、貴族院和眾議院的審查結果，共有191人被解除公職。對政府各部門的審查，共整肅905人，其中內務省官員344人，占總數的38%，人數最多。[12]美濃部委員會共審查了3759人，其中3495人通過審查，264人被解除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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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部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解散後，「中央公職審查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成立。這次整肅的範圍，在中央一級從政界擴大到經濟界和言論界，同時在地方一級從都道府縣擴大到市町村，因此中央和地方分別成立了審查委員會。

  中央審查委員會（「公職適否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地方委員會的委員和與選舉有關的地方官員、都道府縣知事以及東京以外的五大市（大阪、神戶、京都、名古屋、橫濱）的市長、參眾兩院的議員候選人。2月中旬，46個都道府縣的「公職適否審查委員會」和人口在5萬人以上的118個市的「公職審查委員會」全部成立。

  1947年是「解除公職"工作大規模推進的一年，這是因為這期間採取了「暫定」措施。所謂「暫定」，就是各級審查委員會根據1947年7月1日公布的第一號《敕令修正令》和「暫定政令」，對因辭職等原因不能列為整肅對象的人，不必填報調查表便可將其「暫定」為整肅對象，暫定對象如果在30日內提出異議，則對其審查、判定，如果不提出異議，則被自動視為整肅對象。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整肅的進度。接受「暫定」的人總數達204304人，提出異議後而被排除整肅的為11162人，結果有193142人被列為整肅對象。加上原來中央和地方經審查被定為整肅對象的3633人和4081人，三者相加共有200856人。還有第一次被解除公職的1067人，被解除教師職務的7003人，總共為208926人，其中有148人請求覆審後免於整肅，所以實際遭到整肅的全部人數為208778人。[13]在這些被整肅的人中，軍人占79.6%，政治家占16.5%，超國家主義者占1.6%，官僚占0.9%，企業界占0.9%，言論報導界占0.5%。[14]

  1947年，正當日本開展大規模整肅的時候，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出現冷戰局面，美國開始推行杜魯門主義。美國對日占領政策從此發生重大轉變。在這一形勢的影響下，解除公職工作於1948年5月匆匆結束。1948年6月，成立「美國對日委員會」（ACJ），具體負責美國政府對日占領政策從過去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向扶植日本經濟方面的轉化工作。

  隨後，「解除整肅」的工作全面展開。到1951年11月，共甄別了177261人。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以前，又甄別、解除了9306人的整肅。隨著《舊金山和約》的生效，有關解除公職的法律全部被廢除，尚處在被整肅狀態的人這時只剩下8710人了。[15]

  解除公職與解散財閥等民主化政策一樣，由於美國對日政策的改變而導致虎頭蛇尾的結局。儘管如此，以舊軍部為首的政、官、財、輿論和教育界等的有關人士多達20餘萬人被解除了公職，如果把懾於整肅而提前提出辭職的人和被整肅者家屬計算之內，觸及範圍約達百萬人以上，其規模之大，遠遠超出了日本人的預料。

  （2）解除公職對日本政黨的影響

  解除公職對日本戰後政黨政治體制的形成和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解除公職令」明確指出，「限制被禁團體成員在政黨組織中的比例」「禁止被禁團體成員在新的政黨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等。指令還規定，凡符合整肅標準的所有個人，「即使在戰後參加政黨和其他組織」，「均應立即解除公職」，「今後的大選候選人也必須遵守這一規定」。[16]所以日本大多數政黨的政治活動都受到「解除公職令」的影響。

  解除公職對戰後日本政黨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通過整肅，剝奪了1945年以前積極參與日本侵略擴張政策的人物的參政資格。這些老牌政治家遭整肅後，一批新人填補了日本政治的空白，這些新人雖然缺乏從政經驗，但對發展戰後民主政治是有利的因素，使日本各政黨朝著比較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

  整肅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從公職中除掉那些有反民主嫌疑的人物，代之以新的民主領導人。所以，檢驗整肅運動的結果，主要看有多少新的政治領導人和政黨負責人登上政治舞台。僅從中央一級的情況看，在戰後三次大選中初次當選為國會議員的人數以及他們在下次選舉中再次當選的情況如下表：

  表2.1 戰後三次大選中當選的戰後派國會議員[17]

  上表表明，戰後通過大選進入政界的戰後派國會議員，在1951年解除整肅以前，在政治力量對比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所以解除整肅以後，戰前派政治家雖然大部分恢復了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格，但時過境遷，已經沒有了往日的權力、地位、影響和機遇，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公職，除少數人外，不再對日本政治產生多大影響，所以在整肅後期，解除整肅的政治家即使對政治體制產生某些影響，也多半是靠個人的能力和影響力，而不是作為一股整體的力量。

  總之，通過整肅，大批政界人物、企業家和行政官僚被解除職務，一大批支持戰時體制的核心人物銷聲匿跡，使政府和企業的領導階層大大年輕化，加速了民主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