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會運動

  進入1900年代，日俄戰爭後，隨著產業工人的增加，日本工人運動的數量和規模都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1907年，日本爆發了經濟危機，工人運動更加高。這一年發生的櫪木縣足尾銅礦大罷工，參加者3600多人，歷時十天才鎮壓下去，是日本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大罷工。

  第二屆桂太郎內閣上台後，加強了對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鎮壓，使運動暫時進入低潮。但1911年12月底爆發的東京市電車公司職工大罷工，一直延續到次年1月初，使當時擁有200萬人口的首都交通一時陷入癱瘓狀態，形成新的工人運動高潮。有關當局被迫答應了工人們的要求。這次工人運動中，片山潛等人被捕，1914年被釋放後被迫流亡美國，從此再也沒能回到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迅速帶來繁榮，但在「一戰」期間和戰後初期，由於工人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惡劣，各地不斷發生罷工事件。從1915年9月到1918年4月間，工人團體友愛會參與罷工事件達100餘件。[22]在此前後，大阪、長崎等地也成立工會或發動工人舉行大罷工，並獲得勝利。1917年的罷工鬥爭為396起，參加人數為57309人次。1918年罷工事件為417起，參加人數達66457人次，比戰前和大戰期間均有明顯增加。[23]

  明治以來，日本工人一向隸屬於老闆，沒有人身自由，一戰期間，工人為了爭取自由，擺脫束縛，開展了「桎梏破壞運動」。此類運動由1915年的64件迅速上升到1917年的398件，參加人數由1915年的7852人增至1917年的57309人，這標誌著工人運動開始向縱深發展。[2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又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原敬內閣推行的「振興產業」和擴充軍備政策的經費來源，完全是靠發行公債和增加稅收。這些政策，激起了日本下層國民的反抗，於是工人運動又進入高潮。1919年全國發生工人鬥爭2388起，參加者有335225人。其中罷工和怠工鬥爭497次，參加者有63137人。[25]工人鬥爭遍及各產業部門，造船、鋼鐵、礦山等戰時繁榮部門的鬥爭規模更大。

  這一時期的工人鬥爭都是在工會領導下有組織地進行的。通過鬥爭實踐，工人懂得組織起來的重要性。1914年僅有49個工會，1919年增加到187個，還出現了「全日本礦工總聯合會」等工會聯合組織。工會運動的高漲還促使當時的工會中心友愛會改組。1919年8月30日，友愛會在大阪召開了成立七周年紀念大會，並改名為「大日本勞動總同盟」，開始從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工人組織的加強，促進了工人鬥爭的發展，往往一處鬥爭，多處響應，形成燎原之勢。

  1920年3月經濟危機爆發後，工人運動次數減少。這一時期的工人鬥爭雖多屬經濟鬥爭，但也有政治性鬥爭。1920年5月2日，東京1500人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而舉行了示威遊行。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五·一勞動節遊行。1921年五·一勞動節時，東京、大阪、橫濱、神戶等地都舉行了示威遊行，參加人數僅東京一地就達5000人。

  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存在著改良主義、議會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等社會思潮。當改良主義和議會主義受到挫折後，無政府工團主義乘機而入，為一部分不滿改良主義和議會主義的工人群眾所接受。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大杉榮。在他的影響下，東京的信友會、正進會等印刷工人工會和出版工人工會都成為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他們主張採取所謂直接行動，鼓吹總罷工萬能論，主張「無政府共產」社會。大杉榮認為：「不論是資本家的政府還是工人的政府，任何政府……都是不可信的。」[26]由於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各工會組織處於分裂狀態，無法採取統一行動，削弱了工人運動的戰鬥力。

  1918年的「米騷動」（搶米風潮）是一戰後日本農村階級矛盾的一次大爆發。發生米騷動的直接原因是米價飛漲。米價暴漲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還是由於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停滯的糧食生產與大戰期間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矛盾的結果，鬥爭的主力是城市各階層的勞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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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騷動」是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時間最長、影響最深的一次農民暴動，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日本共產黨創始人片山潛認為：「在日本歷史上，從未見過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暴動。顯然這次米騷動是日本民眾徹底覺醒的、最早顯示強大力量的開端，可以視為現代革命運動的引爆點。日本革命運動從短暫的米騷動中獲得了十倍的力量。」[27]米騷動的巨大威力推動了日本民主派知識分子，成為「大正德謨克拉西」的動力。

  通過「米騷動」，農民的政治覺悟大為提高，同工人的關係也密切起來。在工人階級影響下，農民越來越認識到租佃制的不合理，提高了同地主作鬥爭的自覺性。同時，被解僱的大批在農村的工人，回到農村後，不僅壯大了農民鬥爭的隊伍，而且把工人運動的經驗帶回農村，提高了農民運動的戰鬥力。這一時期農民運動以佃農鬥爭為主，1921年佃農鬥爭達到高潮。據統計，1920年發生佃農鬥爭408起，參加者為34605人；1921年猛增為1680起，參加者達145898人。鬥爭次數和參加人數一年內增加約3倍。鬥爭多數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勝利。

  這一時期農會組織發展迅速。據日本內務省調查，1919年有佃農協會298個，1920年為403個，1921年達732個。到1922年6月，佃農協會增至902個。[28]但這些農民組織之間一般缺乏聯繫，且規模小，勢單力薄。農民迫切希望擴大農會組織的規模。1922年4月9日，大阪、兵庫、廣島、愛知、福島等13個縣市的69名代表，在神戶召開了日本農民組合成立大會，通過了「日農」綱領。「日農」的成立對日本農民運動具有重要意義。

  與工農運動發展的同時，由特殊部落民組成的部落解放運動也開始興起。據日本政府調查，1919年日本全國的特殊部落有5294個，共計148706戶，87.6萬人。其中有公民權的為6.3萬人，而有選舉權的僅3.1萬人，[29]絕大多數人都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特殊部落民是處於日本社會底層的群眾。他們不僅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而且人格上也倍受侮辱和歧視。占部落民總數49%的部落農民，一般只能租到最次的土地，而繳納地租卻比一般農民高得多。從事工業的部落民在職業和待遇上也比一般工人差得多。他們只能從事製革、建築、編織、掏糞工、搬運工、人力車夫等低賤的勞動。

  一戰後工農民主運動的高漲，給特殊部落民以強烈影響。特別是通過「米騷動」，使部落民看到自己的力量，增強了爭取解放的信心和決心。在一戰後工農民主運動高潮中，許多部落民和一般工農群眾一樣積極參加鬥爭。當時與部落民關係很深的皮革和竹木製品業，不斷爆發鬥爭，農村的部落民也掀起反抗地主剝削、要求減輕地租的鬥爭。為了鬥爭的需要，還成立了許多部落解放組織。1922年3月3日，在京都市召開了全國水平社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部落民代表2000人。大會通過了水平社的綱領、宣言和行動方針。綱領規定：一、我們依靠部落民自己的力量爭取徹底解放；二、我們要求在社會上取得絕對的經濟上和職業上的自由；三、我們懂得人類社會的原理，並朝著人類最高目標迅猛前進。大會還決定出版機關刊物《水平》月刊。水平社的成立，促進了特殊部落民的團結，推動了部落解放運動的發展。

  20世紀初，隨著日本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開始譯成日文傳到日本。1906年3月15日，堺利彥創辦《社會主義研究》，並刊載了《共產黨宣言》。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進一步促進了馬列主義在日本的傳播。1919年，《資本論》第一卷的日譯本在日本出版。1924年，列寧的重要著作《國家與革命》，由片山潛等譯成日文出版，進一步擴大了馬列主義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以片山潛為首的共產主義者為傳播馬列主義發揮了先鋒和橋樑作用。

  在馬列主義傳播和工人運動高漲的形勢下，1920年12月9日成立了「社會主義同盟」。它是一個各種思潮的混合體，既有共產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其中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較大。「社會主義同盟」剛成立時，受到工人群眾的歡迎，但不久即被鎮壓，1921年5月終於被迫解散。

  「社會主義同盟」解散後，所謂社會主義者迅速分化為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派別，相互間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以大杉榮為首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創辦了《勞動雜誌》，攻擊俄國十月革命。山川均則在《社會主義研究》和《前衛》上發表文章，批駁改良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屬於布爾什維克派的人們，在「社會主義同盟」解散後先後成立了「水曜會」「曉民會」「無產階級社」等政治組織，為日本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日本革命先驅片山潛，曾於1920年建議成立日本共產黨。為此，片山潛以旅美日本人社會主義團為中心開展活動。1921年4月，堺利彥、山川均、近藤榮藏等人成立了日本共產黨籌備委員會，起草了《日本共產黨宣言》和《日本共產黨章程》。1922年初，日本各組織的代表在莫斯科就建立日本共產黨的必要性相互交流經驗。1922年1月21日，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強調了日本革命在亞洲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作用，促進和幫助了日本共產黨的建立。

  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在東京澀谷區一家民宅召開黨的成立大會，宣布日本共產黨成立。大會通過了黨的章程和行動綱領，選出了由堺利彥等7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堺利彥任委員長。

  剛剛成立的日本共產黨，在處於非法狀態的艱苦條件下，為鞏固、發展黨組織和推動日本革命運動，進行了不懈的鬥爭。1923年4月5日，日本共產黨出版發行了黨的機關刊物《赤旗》以及《勞動新聞》《農民運動》等報刊，宣傳黨的路線和方針，以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日共還大力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和影響。勞動總同盟是當時日本較大而有影響的工會。日共在總同盟中發展黨員，並通過他們擴大黨對總同盟的影響。

  日共站在反對《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工會法》《租佃糾紛調停法》等三大惡法的鬥爭前列，促進了這一鬥爭的發展。總同盟等50多個工會、思想團體成立了「反對三大惡法無產者同盟」，在各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結果迫使政府撤銷了鎮壓工農運動的法案。日共還支持部落民的鬥爭，努力把部落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結在一起。

  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後，日本統治階級乘震災之機發布戒嚴令，鎮壓幼年的日本共產黨和在日朝鮮僑民。進步人士淺沼稻次郎和大山郁夫等人被捕。

  綜上所述，「大正德謨克拉西」在反對官僚、軍閥專制統治，實行議會政治和建立政黨內閣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大正時代在普選（護憲）運動、啟蒙運動、民眾運動等方面，與明治時期相比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所以，「大正德謨克拉西」在日本近代史上的確應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正時代在天皇大權、統帥權獨立、元老、樞密院、貴族院等天皇制機構方面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天皇制雖然在表面上受到一定的攻擊和批判，但是，由於天皇制包容了若干近代化因素，而且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增強了保護色，乃至為發展成更強大的昭和時期的天皇製法西斯埋下了伏筆。[30]

  日本為什麼經過了「大正德謨克拉西」之後，到昭和時期又迅速出現了法西斯專制，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係到對「大正德謨克拉西」如何評價的問題。應該說，在充分肯定「大正德謨克拉西」在日本民主化進程中的歷史作用的同時，也要實事求是地指出其歷史局限性。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另文探討的問題。

  注釋

  [1]我國論著中，一般把「大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譯作「大正民主主義」。而日文著作中則音譯為「デモクラシー」，這一用語始見於信夫清三郎所著《大正政治史》（1952年出版），一般理解為更接近於「民本主義」。

  [2]有關「大正德謨克拉西」的時限，日本學界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始於日俄戰爭後，止於昭和初期的金融危機，前後約20餘年。

  [3]太田雅夫：《大正德謨克拉西研究》，新泉社1975年版，第52頁。

  [4]同上書，第53頁。

  [5]丸山侃堂：《民眾的傾向與政黨》，轉引自太田雅夫《大正德謨克拉西研究》，第54頁。

  [6]大久保利謙：《政治史》第三卷，山川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頁。

  [7]同上書，第388頁。

  [8]金原左門編：《近代日本的軌跡4：大正德謨克拉西》，古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56頁。

  [9]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三卷，日本評論社1964年版，第899頁。

  [1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頁。

  [11]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勁草書房1968年版，第1142頁。

  [12]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頁。

  [13]古川哲史、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講座8：近代的思想3》，雄山閣1976年版，第288頁。

  [14]絲屋壽雄：《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史Ⅰ》，法政大學出版局1982年版，第240頁。

  [15]金原左門編：《近代日本的軌跡4：大正德謨克拉西》，古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13頁。

  [16]海軍受賄事件。1914年1月23日東京各報報導柏林法庭審理德國西門子公司東京分公司職員盜竊文件罪時，暴露該公司曾賄賂日本海軍高級官員的消息，在野黨遂利用作為責難內閣的材料。在野黨彈劾內閣案遭否決後，2月10日更發展為以倒閣為目的的群眾運動，並由東京波及大阪。這時又揭露艦政本部部長松本和中將通過三井物產公司接受英國畢卡斯公司的賄賂，松本等受軍法會議審判。同時貴族院又否決擴充海軍的預算。3月24日山本內閣被迫總辭職。

  [17]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論社1985年版，第208頁。

  [18]金原左門編：《近代日本的軌跡4：大正德謨克拉西》，古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13頁。

  [19]針生誠吉、橫田耕一：《國民主權和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23頁。

  [2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頁。

  [21]金原左門編：《近代日本的軌跡4：大正德謨克拉西》，古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55頁。

  [22]金原左門編：《近代日本的軌跡4：大正德謨克拉西》，古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81頁。

  [23]森喜一：《日本工人階級狀況史》，三一書房1961年版，第255頁。

  [24]金原左門編：《近代日本的軌跡4：大正德謨克拉西》，古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83頁。

  [25]今井清一：《日本的歷史》第二十三卷，中央公論社1967年版，第225頁。

  [26]住谷悅治等編：《日本社會思想史》第二卷，芳賀書店1969年版，308—309頁。

  [27]片山潛：《片山潛著作集》第三卷，河出書房1960年版，第210頁。

  [28]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河出書房1954年版，第765頁。

  [29]國史研究會編：《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18卷，岩波書店1963年版，第185頁。

  [30]針生誠吉、橫田耕一：《國民主權和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