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皇製法西斯專制的形成與崩潰 （一）天皇製法西斯專制的基本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軍隊和民間都相繼建立了不少法西斯組織，發起國家改造運動，策劃一系列軍事政變事件；政府機構也逐漸法西斯化，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擴軍備戰，使國民經濟進一步軍事化，對外積極準備發動侵略戰爭。

  （1）國家改造運動與「滿洲事變」

  

  1919年3月，北一輝在上海完成了《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綱》（後來改稱《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一書，書中稱，為了拯救「內憂外患及將要來臨的有史以來之空前國難」，計劃通過政變來實行「國家改造」。當時，日本軍隊內部還沒有發生國家改造運動，所以，北一輝的理論對青年軍官集團的影響很大。「在鄉軍人團」的核心人物西田稅就是其中之一。

  西田稅早在陸軍士官學校讀書時就開始對《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產生了深刻的共鳴。1927年10月前後，西田在向青年軍官散發的《天劍黨章程》中，描述了自己關於國家改造的思想。天劍黨是一個「以軍人為基礎，聯絡全國戰鬥的同志而結盟的改造國家的秘密結社」。他所尋求的革命「經典」，就是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受《天劍黨章程》影響的海軍少尉藤井齊在次年，即1928年3月，建立了王師會，作為海軍青年軍官的組織。王師會主張，作為「奉天皇之大命而完成維新之實力」，必須「完成奉戴日本皇帝建設世界聯邦國家之聖業」。在《倫敦海軍裁軍條約》即將簽字的1930年4月3日，藤井又起草了意見書《憂國慨言》，在激進的海軍軍官中散發。與領導海軍青年軍官的藤井一丘之貉的是領導陸軍青年軍官的大岸賴好中尉。他也於1930年4月，在激進的陸軍軍官中散發秘密小冊子《兵火》，號召「開始正義之戰鬥」，呼籲以「推戴天皇為根本方針」，鼓吹「組織陸、海、國民軍三位一體的武裝力量」。

  如果把北一輝、西田稅和現役青年軍官視為第一個集團，那麼第二個集團便是井上日召等人的恐怖主義集團。井上曾作為軍事密探和走私商人在滿洲和華北流浪12年。1921年回國後，投師頭山滿門下，與內田良平等玄洋社、黑龍會的浪人過從甚密。

  第三個集團是以大川周明和橋本欣五郎大佐為核心的櫻會的陸軍幕僚們。櫻會是一個「以改造國家為最終目的」的秘密結社，會員大部分是陸軍大學出身、陸軍中央的幕僚軍官。建立櫻會的直接動機在於倫敦裁軍問題以及圍繞《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的統帥權論爭，而在櫻會建立的1930年下半年，日本便因統帥權論爭的後遺症而開始動盪不安。

  在幕僚軍官中間，早就有革新陸軍的動向。1921年，派往德國工作的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鐵山3位少佐，在巴登—巴登相會，研究如何排除當時獨占陸軍首腦部的薩長閥，籌劃陸軍的現代化，為總體戰作準備。1929年成立一夕會，目的就是要刷新陸軍人事，擁立非薩長系的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林銑十郎3位將軍重整陸軍，把解決滿洲問題作為重點。他們所說的革新，就是要打倒陸軍中的薩長閥，由他們自己親手解決滿蒙問題。

  橋本欣五郎1922年在哈爾濱的特務機關工作時，曾學過俄國革命史，1930年5月回國後進入參謀本部。他對傳入日本的共產主義深表憂慮，有「政黨政治乃天皇政府唯一最大障礙之感」。他決心為「實現天皇單一之政治」而改造國家。他所要實行的國家改造，是希望維護因「共產主義」而面臨危機的「世界無雙之國體」，於是便建立了櫻會，作為推進國家改造的團體。

  橋本等人打算以統帥權為後盾，來干預國政，強制實行對國家的改造。他們在策劃對國家的改造時，主張「先內後外主義」，首先通過內部改造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再處理對外問題。[1]

  改造國家是與對外侵略，即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相輔相成的，但在如何實行的問題上，櫻會內部意見也有分歧。分歧點在於首先改革內部，還是首先對外行動（武力解決「滿蒙問題」）。橋本等人認為，靠現在這樣軟弱無能的政黨內閣，對外行動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要改造內部，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從這種先內後外主義產生的計劃，發展為後來所謂的「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通過政變來建立以陸相宇垣一成為首的軍人政府。參與這一計劃的有：陸軍次官杉山元、參謀次長二宮治重等軍部首腦和以橋本欣五郎為首的櫻會激進派以及右翼的大川周明一派。該政變計劃雖被挫敗，但「三月事件」卻給「國家改造運動」以巨大的影響：第一，由於軍部首腦帶頭以政變來實現改造計劃，便使類似的政變計劃此後相繼出現；第二，由於該計劃受到挫折，使先內後外主義退居劣勢，被先外後內主義取而代之，占據主導地位，後來就具體表現為「滿洲事變」。

  在日本陸軍內部，另一個國家改造運動的核心就是與北一輝及西田稅等人相勾結的少壯軍官集團。在海軍中也形成了以藤井齊中尉為中心的國家改造運動的骨幹。右翼團體也與軍部相互呼應，投入了國家改造運動。不過，這些右翼團體大多數隻不過是受僱於政黨或資本家團體的打手而已。

  自從經濟危機前後工農群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以後，一些所謂革新右翼團體相繼建立。急進愛國黨、日本國民黨、愛國勤勞黨、全日本愛國者共同鬥爭協議會、大日本生產黨等都屬於這類組織。革新右翼團體的特徵在於，它並不象過去的右翼團體那樣僅限於鼓吹單純的排外主義和對外擴張主義，而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政黨政治也進行一定的批判，主張改造國家。它們的作用在於依靠革新的偽裝，把國民大眾的力量引向反革命的國家改造和對外侵略。

  1930年的統帥權論爭，是由政黨和軍部在關於天皇的統治權問題上的對抗而引起的。在論爭中，軍部意識到天皇制的危機，為了維護天皇的統治權，便不斷攻擊政黨，並在軍部的領導下展開所謂國家改造運動。這場鬧劇的靈魂人物就是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認為，戰爭本來的目的在於完成「以武力徹底地壓倒敵人」的「殲滅戰爭（決定性戰爭）」，但在武力不能自行解決一切的場合，將會限於「消耗戰爭（持久戰爭）」。為了進行持久戰，「國內改造」是必要的。但是，為了推進國內改造，作為跳板，首先必須實現「對外發展」。因此，石原主張：「根據我之國情，宜迅速使國家在對外發展上突飛猛進，並根據情況斷然實行國內之改造。」[2]

  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青年軍官都提出了以「軍人為基礎」的關於國家改造的設想，這是因為他們掌握著統帥權。在這一點上，他們與石原莞爾是不謀而合的。

  1931年4月13日，濱口內閣總辭職。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若槻禮次郎繼任首相職務。若槻成為民政黨總裁，第二次組閣。南次郎大將就任陸相，字垣則調任朝鮮總督。

  表1.2 第2屆若槻內閣（1931.4.14—1931.12.13）

  與橋本欣五郎中佐的先內後外主義相反，石原莞爾中佐則主張先外後內主義。他自1928年10月就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以後，便策劃解決「滿蒙問題」。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就任關東軍參謀，更加強了關東軍的力量。在1930年11月至12月間，永田鐵山大佐作為陸軍省軍事課長視察朝鮮、中國東北和華北時，曾在瀋陽與板垣、石原會談，詳細討論了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方策。

  1931年，圍繞侵略「滿洲」的活動更加緊鑼密鼓地展開。4月，參謀本部起草了《昭和六年度（1931年）形勢判斷》一文，設想「滿蒙計劃」分步走，最後達到直接占領的目的。5月，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以關東軍司令部的名義制定了一個《滿蒙問題處理案》的政策性文件，也提出了要「領有滿蒙」的計劃。石原莞爾在此前後則起草了《滿蒙問題之我見》的意見書，強調必須在1936年以前解決滿蒙問題。在東京，陸軍省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大佐與參謀本部編制動員課課長山脅正隆大佐、參謀部第二部歐美課課長波久雄大佐和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大佐共五人，於6月召開秘密會議，商討「滿蒙問題」。

  1931年7、8月間，連續發生了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8月26日，前首相濱口雄幸去世。9月4日，日本外務省接到來自「滿洲」的電報，稱「關東軍的青年軍官正計劃對滿洲的中國軍隊下手」。

  9月11日，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以中村事件為理由，要求各個方面採取訴諸實力的方針，並同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中將、陸軍次官杉山元中將和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一起，商議了採取實力報復手段的具體辦法。這時，日本三省二部（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和參謀本部、軍令部）與滿蒙問題有關的課長級人物一致認為要「乘中村事件的機會，包括鐵路談判在內，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3]

  計劃終於付諸實施，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境內的柳條湖附近，關東軍奉命炸毀鐵路，隨後向北大營進發，「滿洲事變」爆發。9月20日，關東軍在奉天（瀋陽）發布了事實上的戒嚴令，任命土肥原賢二特務機關長為奉天市長，開始為「赴援」長春、哈爾濱、吉林作準備，並向駐朝日軍求援。朝鮮軍未等奉敕命令，便於21日下午1時擅自越境，開往奉天。陸軍中央決定採取「先斬後奏」的方針，即在內閣會議不同意出兵時由軍方上奏，如天皇不裁允，則參謀總長和陸相先後提出辭呈。但23日召開的內閣會議，對駐朝日軍擅自出動問題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並事後追加批准了經費開支，最後也得到天皇的裁可，這一事件以軍方勝利而告終。

  從此，軍部更加有恃無恐，軍部開始無止境地採取單獨行動。9月22日，關東軍決定了「一舉解決」滿蒙問題的基本態度，制定了要「建立一個接受我國支持、包括東北四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及蒙古在內的、以宣統為首的中國政府，使之成為滿蒙各民族之樂土」的方針。[4]9月24日，政府發表聲明極力表白：日軍的行動是為了保護日本僑民和維護日本的正當權益，並非意圖吞併的軍事占領，甚至駐朝鮮軍隊的越境出兵，也被說成是在條約規定範圍之內，企圖用這種詭辯使之合法化。但是，隨著關東軍的侵略逐步升級，日本政府再也不能自圓其說了。

  在事變之前策劃了流產的「三月事件」的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部中佐，「滿洲事變」後又策劃了未遂的「十月事件」，企圖實現所謂的國家改造。「十月事件」的核心人物，主要是參謀本部的成員，預定於10月21日動手，在東京的120名軍官「首先發動政變，由軍部奪取政權，宣布獨裁制，進行政治變革」，實行「天皇的一元政治」。

  政變計劃敗露後，10月17日，憲兵司令部便將12個核心人物逮捕和「保護」起來。十月事件以未遂而告終，被捕的12個人在軟禁中受到特殊待遇。但十月事件使「國家改造運動」發生分裂。失敗了的陸軍幕僚軍官因被降職而鳥散，櫻會歸於消失。陸軍和海軍不久也分道揚鑣。未遂的十月事件對日本資產階級政黨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最後導致政黨的分裂。

  進入1931年11月，「舉國一致內閣論」盛行起來。所謂舉國一致，並非為了抑制軍部的獨斷專行，而是政客們為了謀取下屆政權的謀略。在這些主張中，既有政友會和民政黨的聯合，也有軍政相勾結的「超然內閣論」。安達謙藏內相極力主張成立政友會和民政黨的聯合內閣。但若槻內閣成員除安達內相外都不同意與政友會合作，若槻首相要求安達內相辭職，安達予以拒絕。在內閣出現嚴重分裂的情況下，若槻內閣於1931年12月11日總辭職。

  （2）「五·一五事件」與「國體明徵運動」

  若槻內閣總辭職後，12月13日，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組成犬養內閣。1932年1月9日，日本民間人士集團同海軍集團就國家改造問題密謀採取行動，席間，多數人主張立即行動。與會者決定採取孤注一擲的方法，在2月1日紀元節那天，集體動手襲擊那些進皇宮祝賀的高官。

  表1.3 犬養毅內閣（1931.12.13—1932.5.26）

  為把世界的目光從「滿洲」轉移開去，關東軍的花谷正少佐與參謀本部駐上海的田中隆吉少佐合謀，於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製造了暗殺日本僧侶的事件，於是，「上海事變」爆發。

  1月31日，日召集團與在東京的海軍集團決定改變發動襲擊的日期和目標。犬養內閣於1月21日解散議會，公布2月20日為大選日。日召決定把集體襲擊改為「一人殺一人」的方式，襲擊前來參加聲援演說的政黨巨頭。

  2月9日，小沼正在東京本鄉區一所小學暗殺了前來發表支持民政黨候選人演說的前藏相井上准之助，隨後在3月5日，菱沼五郎暗殺了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這次暗殺行動是由日召集團指使的。但因暗殺行動敗露，日召於3月11日自首被捕。這次暗殺的集團被稱為「血盟團」，這次暗殺事件被稱為「血盟團事件」。

  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目的是要把滿蒙變為日本的領土，但在事變之後，這一占有計劃改為所謂「滿蒙獨立」方案，決定建立「滿洲國」。於3月1日發布獨立宣言，建立「滿洲國」，推出宣統為傀儡皇帝。

  「滿洲事變」在「滿洲建國」之後而告一段落，上海事變也於3月3日發表停戰聲明而進入一個新階段。4月26日，日本財閥三井和三菱向「滿洲國」貸款2000萬日元，開始向「滿洲」發展。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認「滿洲國」。

  在海軍青年軍官的政變計劃中，有的陸軍候補軍官也參加進來。在總共21名參與政變的軍官中，有10名海軍軍官和11名陸軍候補軍官，還有20名民間人士。民間人士的核心人物是桔孝三郎。

  權藤成卿青年時代即夢想前往中國大陸，此後便加入國家改造運動。1919年時，他把自己的思想概括為《皇民自治本義》一書，並於1920年6月組織了自治學會。深受權藤成卿影響的有海軍的藤井齊中尉、古賀清志中尉和中村義雄中尉。

  古賀清志和中村義雄，從1931年12月便開始一起參加了國家改造運動。他們強調，必須由「破壞行動」來實現「社會的改造」。1932年伊始，古賀清志和中村義雄開始著手採取行動的準備工作，3月下旬制定了第一次行動計劃，又根據情況不斷修改計劃。在行動計劃中，準備通過襲擊首相官邸及其他襲擊目標而引出戒嚴令的發布，「希望建立軍政府，進入革命階段」，然後在「革命」階段實現「國家改造」的目的。

  4月3日，大川周明交給古賀5隻手槍、125發子彈和現金1500日元。此後，於4月29日和5月13日，大川又提供資金共4500日元。而且就在5月13日，政變全體參加者一起決定於5月15日採取行動。這一天以海軍軍官和陸軍候補軍官為中心的政變主力部隊，分為四組，在約定的下午五時三十分，襲擊了首相官邸、內大臣官邸、政友會本部和三菱銀行。後來，襲擊三菱銀行的一組首先向憲兵隊自首，其他三組則在對警視廳發動攻擊後，向憲兵隊自首，以愛鄉塾為首的別動隊，則計劃襲擊6個變電所。

  在這次襲擊中，暗殺了首相犬養毅，但是，暗殺內大臣牧野伸顯沒有成功，對政友會本部和三菱銀行的襲擊也未獲成功，對警視廳的攻擊也歸於失敗。別動隊對變電所的襲擊也未能使東京變黑暗。結果，還未等宣布戒嚴令政變就失敗了。主力部隊向憲兵隊自首，別動隊逃亡。桔孝三郎打算讓別動隊逃往「滿洲」，事先去了「滿洲」，但別動隊在前往「滿洲」前就被抓獲了。在「滿洲」的桔孝三郎於7月24日向哈爾濱的憲兵分隊自首。大川周明提供武器和資金一事也被發覺，於1932年6月15日被捕。

  「五·一五事件」雖未能實現建立軍政府的目標，然而，一個國家的首相在官邸被現役軍人集團暗殺，這種事件在國內外還是造成了很大的震動。

  軍部當局對政變青年軍官顯示出一種同情的姿態。事件發生次日，陸相荒木貞夫強調「純真青年做出如此之舉動，就其心情而言，不能不令人落淚」，因此，在處理本事件時，「必須舉國一致，盡全力克服此困難局面」。海相大角芩生則聲稱：「拋開罪與罰的問題不談，僅就這些青年之動機而言，不禁落淚。」[5]

  在日本國民中，由於政變參與者替他們發泄了對日本現狀的不滿，所以對身陷囹圄的這些人表示同情。要求為他們減刑的請願書，在一年多時間內高達355萬封。審理軍界參與者的軍法會議於1933年9月和11月宣判，審理民間人土的東京地方法院於1934年2月宣判。審判結果是：10名海軍青年軍官犯有叛亂罪，刑期重者15年，輕者1年；11名陸軍候補軍官則以叛亂罪全部判處監禁4年；17名民間人士分別判處無期徒刑（橘孝三郎）至3年徒刑不等。從判處決結果看，民間人士重於軍界。

  「五·一五事件」最主要的後果是日本由此結束了政黨政治。元老西園寺與軍政部門資深要人就下屆首相問題反覆商量的結果，是繞開第一大黨政友會的繼任總裁鈴木喜三郎，而奏請天皇由歷任海軍大臣和朝鮮總督的海軍大將齋藤實擔任下屆內閣首相。5月26日，即事件發生後第11天，才成立了齋藤內閣。西園寺希望齋藤內閣能起「過渡內閣」的作用，待政局穩定之後再恢復政黨政治。然而事與願違，齋藤內閣反而「過渡」為「法西斯親軍內閣」，政黨政治崩潰。

  表1.4 齋藤實內閣（1932.5.26—1934.7.8）

  齋藤內閣上台伊始，首先著手解決承認「滿洲國」的問題。齋藤內閣最初基本上沿襲了犬養內閣的漸進主義，在1932年6月1日召開的第62屆臨時議會上，齋藤首相兼外相還表示承認「滿洲國」的時機尚未成熟。但是，日本國內政、財、軍界要求立即承認的呼聲甚囂塵上。關東軍、「滿洲國」政府、「滿洲國」協和會等也大肆活動。於是，6月14日，眾議院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承認「滿洲國」的決議。

  1932年7月6日，滿鐵總裁內田康哉被任命為外相後，日本政府和外務省的態度逐漸強硬起來。本來，齋藤任命內田為外相就是希望得到軍部的支持，而內田本身也是一個強硬派人物，他認為：「從日本國立場來看，滿洲問題已不存在，有的只是承認滿洲國問題。」[6]因此，他一進外務省，就開始推行強硬外交路線。在內閣會議上，內田外相支持荒木陸相關於退出國聯的主張。

  9月13日，樞密院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日滿議定書》。9月15日，派駐「滿洲」的臨時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和「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署《日滿議定書》，日本正式承認了「滿洲國」。

  日本承認滿洲國的侵略行徑引起國際聯盟的關注和譴責。1933年2月24日，在國聯的特別大會上；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反對日本承認「滿洲國」的決議。3月27日，日本退出國聯。退出國際聯盟意味著日本外交的基調從過去的國際協調外交轉變到了「自主獨斷外交的強硬路線」。退出國聯這件事本身意味著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的帝國主義對立激化，日本在國際上更加孤立。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擺脫了國際聯盟對日本的牽制，1933年9月27日，海軍修改《軍令部條例》，把海軍軍令部長的地位提高到與陸軍參謀總長相同，改稱為軍令部總長。

  1934年7月，岡田內閣成立。作為友黨的民政黨派出松田源治任文相，町田忠治任商工相。政友會的床次竹二郎為郵政相、山崎達之輔為農相、內田信也為鐵道相。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將入閣的以上3位閣僚和其他十幾名在內閣任政務次官的黨員開除出黨，以表示強硬姿態。

  表1.5 岡田啟介內閣（1934.7.8—1936.3.9）

  「五·一五事件」後，由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相的內閣和以海軍大將岡田啟介為首相的岡田內閣，被稱為「中間內閣」時期。所謂中間內閣，是在要求變革現狀或維持現狀這兩種相反的主張與行動中，傾向於維持現狀，並試圖使兩者妥協而產生的。在中間內閣時期，日本政黨迅速衰落下去。恢復政黨內閣的期望越來越渺茫，政黨政治即將崩潰。

  「五·一五事件」後，日本又相繼發生了多次法西斯政變陰謀事件，如1933年7月，由「大日本生產黨」發動的「神兵隊事件」，同年11月發生的「救國崎玉挺身隊事件」，1934年11月發生的「士官學校事件」等。士官學校事件（十一月事件）充分體現了統制派對皇道派採取又打又拉的兩面政策。這些陰謀事件雖都中途流產，但每次事件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進程。

  皇道派精神領袖荒木貞夫大將和真崎甚三郎大將是國家改造運動的領軍人物。真崎位居負責陸軍教育任務的教育總監。岡田內閣陸相林銑十郎於1935年7月罷免了真崎的職務，由渡邊錠太郎大將接任。按照內部規定，將官以上的人事任免本應由陸相、參謀總長和教育總監「協商」決定。因此，皇道派則把林陸相左右教育總監的人事安排視為干犯統帥權而提出批評，指出擔任陸軍省軍務局長的永田鐵山少將是操縱林陸相罷免真崎的元兇，激起了對統制派的憎恨。

  1935年7月16日，相澤三郎中佐從報紙上得知真崎被免職一事，便於19日來東京拜訪永田，勸其辭職，永田沒有聽從。相澤返回福山，於8月10日，他再次自福山前往東京，並於12日在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室殺死永田（相澤事件）。

  以1935年2月貴族院的質疑為契機而發生天皇機關說問題後，帝國在鄉軍人會和右翼團體的活動就活躍起來。在3、4月期間，參加這個運動的團體，東京有55個，京都有7個，大阪有6個，各縣有多有少，總共達到151個團體。[7]在鄉軍人會的老將軍們，由地方來到東京擁進了陸軍省。他們對政府和軍部感到不滿，期望通過「國體明徵」消滅「諸惡」的根源。

  岡田內閣在議會兩院的要求和軍部的壓力下，對天皇機關說的提出者美濃部達吉實行了禁止出售其各種著作的處分（4月9日），並通過兩次發表內閣聲明（8月3日和10月15日）禁止了天皇機關說。這不是憲法爭論，而是政治鬥爭。從1930年以來已擴大到軍部和右翼的對政黨、財閥、元老、重臣的攻擊，打著國體明徵的旗號使中央政界受到了震動。支撐政治體制的基礎觀念變成了政治爭論的焦點。軍部逼迫內閣作出讓步，內閣不得不妥協。

  關於國體明徵運動的社會背景，丸山真男在其《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和運動》（1947年）一書中談道：

  ……談到我國的中間階層或小市民階層，必須區別為以下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小工廠主、町工廠的師傅、土建承包業者、小賣店店主、木工頭兒、小地主，乃至上層自耕農、學校教員——特別是小學和青年學校的教員、村公所的小吏和負責人、其他的一般下級官吏、僧侶、神祗官等這樣的社會階層；第二種類型是城市的工薪階級、所謂的文化人乃至新聞記者、其他自由職業及知識業者（教授、律師等）和學生階層。……我們在觀察分析法西斯運動時，必須把這兩種類型區分開來。[8]

  國體明徵運動一定會獲得第一種類型的中間階層的支持。農村革新派、官職名望家支持在鄉軍人會的老將軍，城市裡也有因期待打破現狀而支持運動的社會階層。走投無路和陷入內訌泥潭的政友會，在國體明徵運動中發現了倒閣的手段。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簽字時的統帥權問題一樣（當時與海軍軍令部和樞密院取得了聯繫），政友會為了倒閣而不擇手段，迅速採取了破壞政黨政治的自我毀滅行動。

  1936年1月21日，眾議院休會期滿而開會時，政友會提出了內閣不信任案，結果內閣宣布解散眾議院。政友會埋頭於國體明徵運動，沒有認真作選舉準備，而民政黨為了挽回勢力，卻進行了不懈的準備。西園寺為岡田首相從住友財團那裡秘密籌措到100萬日元資金。這在西園寺來說，是前所未聞的事情。[9]

  2月大選的結果，政友會大敗。在466個議席中，民政黨獲205席（44%），政友會獲174席（37%），社會大眾黨獲22席（5%），昭和會獲20席（4%），國民同盟獲15席（3%），中立派及其他獲30席（6%）。在6大城市中，政友會的勢力明顯下降，而民政黨和社會大眾黨的勢力卻顯著增強。即在62個議席中，民政黨獲35個（56%），政友會獲13個（21%），社會大眾黨獲12個（19%）。[10]

  政友會在大城市選區之所以慘敗，也許是因為國體明徵運動聲譽不佳。但一般來說，在野黨在選舉中都處於不利地位。社會大眾黨在大城市選區的勢力發展，說明了革新趨勢的擴大，但這個革新是向右的。總之，作為友黨的民政黨雖然還遠遠沒有達到過半數，但岡田內閣通過吸收小黨派，終於得以使眾議院多數成為友黨。但在六天之後，突然發生了「尊皇討奸」的政變——「二·二六事件」。

  （3）「二·二六事件」與日本的法西斯化

  1935年7月，皇道派首領之一真崎甚三郎被免去教育總監職務。8月，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在陸軍省軍務局刺死統制派頭目永田鐵山，兩派矛盾加劇。1936年2月，有較多皇道派骨幹的原駐東京的第一師團即將派往中國東北，當此時機，該師團部分皇道派少壯軍官，與近衛師團部分軍官以及因「士官學校事件」被罷免的軍官勾結在一起，準備發動政變。

  1936年2月10日，磯部淺一、栗原安秀與第三聯隊第六中隊長安藤輝三大尉及近衛步兵第三聯隊第七中隊隊長中橋基明中尉會談，準備動手。行動的旗號是「尊皇討奸」，即要清除「蒙蔽天皇聖心」的「君側之奸」，以「顯現國體」。政變口號為「昭和維新」，企圖推翻被元老、重臣、官僚、政黨與財閥控制的現政權。

  2月24日，準備起事的這批青年軍官向各方面散發了《起事旨趣書》，內稱，「所謂元老、重臣、軍閥、官僚、政黨等，乃破壞國體之元兇」，「斬除君側之奸臣軍賊，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務」。[11]

  2月26日晨，1474名官兵由9名軍官指揮，再加上75人的衛隊和9名民間人士，分為七支隊伍開始行動，分兵襲擊了各要害部門。在首相官邸連續暗殺了被錯當成首相岡田啟介的海軍預備役大佐松尾傳藏、藏相高橋是清、內大臣齋藤實、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刺傷了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首相岡田啟介倖免於難。占據了內相後藤文夫的官邸和警視廳，襲擊了東京朝日新聞社。河野壽大尉率領的另一隊準備暗殺前內大臣牧野伸顯，但牧野伸顯在湯河原休養，被襲擊前逃出。陸軍省、參謀本部、議會、首相官邸、警視廳一帶被占領。

  1936年2月26日，起事部隊在對攻擊目標發動攻擊的同時，要求陸相川島義之大將「迅速上奏陛下，仰祈聖斷」。下午3時20分，東京警備司令部公布陸軍大臣的告示，強調「起事之旨趣已上達天聽」，「承認諸子之真意繫於顯現國體之至情」。在此前後，東京警備司令部公布的戰時警備令，便以「警備重要事項，並維持一般治安」的名義，把起事的部隊編入了警備部隊。起事部隊認為，陸軍大臣的公告是「承認了吾人之行動」，把被編入警備部隊解釋為是承認了起事部隊的合法性，「正將步入維新之途」。[12]

  但事實上天皇一開始就主張「堅決鎮壓」，要求川島陸相「迅速把事件平定下去」。2月27日，天皇的態度更加強硬，他對侍從武官長本庄繁大將強調說：「將朕最為信賴之老臣悉數殺死，就如同以軟刀子對付朕一樣。」天皇表示要「親率近衛師團將其鎮壓」，並作為擔任大元帥的絕對君主而出現於起事部隊的面前。[13]

  2月27日，甲府、佐倉等地警備隊奉命進京，正在演習的海軍艦隊也向東京回航。28日，布置好「堅決鎮壓」的態勢後，戒嚴司令部包圍了起事的部隊。29日，在大部隊包圍與宣傳攻勢下，士兵紛紛散歸原部隊，政變首領兩人自殺，其餘被捕。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在4天內以失敗而告終。

  1936年3月1日，陸軍給起事部隊定性為「叛軍」，天皇召來侍從武官長本庄繁大將，強調「如果像對相澤中佐的審判那樣，採取優柔寡斷之態度，則反將增多麻煩。此次軍法會議之審判長及審判員，需要委派剛正堅強的軍官充任」。[14]4日，以緊急敕令宣布設立東京陸軍軍法會議。天皇要求東京軍法會議採取不妥協態度。

  東京陸軍軍法會議實行「三不准」政策：一不准辯護；二不准公開；三不准上訴。1936年7月5日通過一審，對在起事中起核心作用的17名軍官和民間人士宣判死刑。在判決一周後的1936年7月12日，除村中孝次和磯部淺一以外的15名軍官被處決，1937年8月19日，又將村中孝次、磯部淺一和北一輝、西田稅4人槍決。「二·二六事件」以起事部隊的慘敗而告終。從處理結果的嚴重程度看，和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乃至暗殺了首相的「五·一五事件」都不可同日而語。

  東京陸軍軍法會議把北一輝和西田稅也處以死刑。他們並沒有在事件中起核心作用，而是「幫助主謀者的利敵行為」。一般情況下，他們只處中等以下的刑罰。但是，由於有來自陸軍領導機關的指示，遂不得不宣判死刑。所以，「二·二六事件」的審判，是出於要根除陸軍中的皇道派和北一輝對陸軍的影響這一特定目的而進行的審判。

  「二·二六事件」究竟是不是政變？原大尉村中孝次認為「此次起事的目的不是實行政變」，而是在於「為實現昭和維新而宣明大義，欲開昭和維新之端緒」。他認為他們的行動乃是繼承了「血盟團、五·一五兩事件中憂國之士精神的起事」。那麼，「二·二六事件」又為什麼動員了下級軍官和士兵呢？栗原安秀中尉辯稱「正因為如此，起事才是代表全體國民的發言」。[15]

  然而，在參加「二·二六事件」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中，多數人並不知情，尤其是一般士兵，既不知道舉事的宗旨，也不知道襲擊的目標，在凌晨受命緊急集合，便匆匆出發了，當時接受的命令是「從現在起前往參拜靖國神社」。步兵第三聯隊第六中隊的士兵在行軍途中才知道是要去襲擊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在28日這天，起事部隊的領導機構以「維新義軍」的名義，向起事部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散發的檄文說道：「全國軍隊要在各地起事，全體國民正在高呼萬歲。」繼續欺騙這些官兵。

  「二·二六事件」失敗的具體原因，是青年軍官重複「五·一五事件」的錯誤，制定了一個盲目的行動計劃。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沒有正確認識天皇制的本質。

  《起事旨趣書》起草人村中孝次，把「元老重臣」和「政黨」混為一談，攻擊為「破壞國體的元兇」，並把解救苦難中的「農民」和「庶民」的一切希望交給天皇。然而，天皇作為大元帥一方面保持著絕對君主的本質，另一方面又正走在通往立憲君主的道路上，他既不想成為能「一切任憑其發落」的絕對君主，也不贊成把「農民」的一切苦難歸之為資本主義腐敗墮落所致的所謂農本主義。

  所以也可以說，「二·二六事件」是由於起事的青年軍官看錯了天皇制的本質而告失敗的。[16]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現了不少法西斯組織，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由北一輝、大川周明等於1919年組織的「猶存社」。它是日本最早的法西斯團體，有完整的綱領及機關報《雄吼》。隨後，東京帝國大學的「日會」、北海道帝國大學的「峰會」、早稻田大學的「潮會」，拓植大學的「魂會」、第五高等學校的「東光會」、佐賀高校的「太陽會」，以及京都帝國大學的「猶興學會」等組織，也競相鼓吹法西斯主義。

  在北一輝、大川周明等人的鼓吹和日本統治階級的扶植下，整個1920年代，軍隊內出現了100多個法西斯團體，其中實力較大的有：國本社、行地社、建國會、天劍黨、王師會、一夕會等。到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勢力更加猖獗。這時，軍部成為法西斯勢力的中心，他們企圖以武力為手段，在國內實現軍部的獨裁統治，在國外發動侵略戰爭，達到稱霸世界的野心。少壯派軍人法西斯組織——櫻會，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

  同軍隊內部的法西斯勢力相呼應，社會上也出現了各種法西斯政黨、團體。其中主要有：1930年2月由大川周明等人組織的「愛國勤勞黨」，同年11月由茨城縣的和尚井上日召組織的「血盟會」，1931年3月在大阪成立的「國粹大眾黨」，同年4月由桔孝三郎組織的「愛鄉塾」，以及同年6月由大阪、京都等地的許多法西斯組織合併而成立的「大日本生產黨」等。[17]這些法西斯組織的共同特點是，利用群眾的力量，打倒其政敵，然後用更反動的法西斯軍事獨裁，取代資產階級政黨政治。

  民政黨總裁若槻禮次郎上台後，法西斯勢力更加猖獗，甚至在執政的民政黨內，也出現了以內相安達謙藏和眾議員中野正剛等為首的一派，同政友會的法西斯派勾結，策劃建立「舉國一致內閣」。

  「二·二六事件」被鎮壓後，皇道派隨之解體。皇道派法西斯軍人集團中直接參與政變的一些少壯派軍官，以及民間的法西斯頭目北一輝、西田稅等人雖然被處死刑，但這些法西斯分子建立法西斯政權和推行法西斯內外政策的願望，並沒有因皇道派垮台而消失，而由其政治對手統制派予以實現了。

  岡田內閣因「二·二六事件」總辭職後，元老西園寺上奏推薦近衛文麿出任首相。近衛以身體狀況不佳為由，辭退了組閣大命。實際上，除健康原因外，「還由於覺得與西園寺公爵在想法上有相當大的距離」。[18]近衛對皇道派的觀點一直抱有同感。結果，首相的衣缽傳給了曾在齋藤、岡田兩內閣擔任外相的廣田弘毅。1936年3月5日，天皇命令廣田弘毅組織新內閣。

  表1.6 廣田弘毅內閣（1936.3.9—1937.2.2）

  繼任首相廣田弘毅是軍部同意的右翼組織「玄洋社」主要成員、老牌法西斯分子。陸軍省軍務局的高級科員武藤章中佐以代理陸相的資格干涉組閣，要求實現「以積極政策刷新國政」的內閣。廣田大量接受陸軍所要求的閣僚人選，並決定暫由自己兼任外相，廣田內閣才勉強成立起來。

  廣田弘毅組閣時，軍部大臣恢復由現役軍官擔任，寺內壽一以陸軍大將出任陸軍大臣。在陸軍省軍務局中，又新設了與軍事課平行的軍務課，開闢了一個軍隊介入政治的窗口。9月25日，公布了《帝國在鄉軍人會令》，把在鄉軍人會變為官方機構，完成了軍部統治向地方滲透的組織手段。

  廣田內閣時期，鎮壓了叛亂部隊的統制派幕僚，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導權，軍部對政治方針的發言更為強硬。他們一方面排除皇道派，肅清軍內異己分子，一方面極力推動確立國家總動員體制。這樣，陸軍中的統制派在自己的主導權之下開始建立起軍部的法西斯獨裁體制。軍部法西斯幾乎完全控制了內閣，內閣的大政方針要取決於軍部，而且政府的人事安排也要由軍部決定。例如原定參加廣田內閣的吉田茂等人，由於在某些問題上同軍部看法稍不一致，被軍部斥為「自由主義分子」而被排除在內閣之外。

  廣田內閣完全按照軍部法西斯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廣義國防」的口號下，採取了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諸如改組政府機構，強化法西斯體制，設置由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組成的所謂「五相會議」，處理一切大政方針，等等。在所謂高度國防、外交一元化的名義下，軍部不僅掌管國防，還掌管外交及其他大權。

  希特勒於1933年1月當上德國總理後，於10月退出國際聯盟，1936年11月，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形成了「德意軸心」。這樣，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日、德、意三國，在1930年代前後，便開始向先進帝國主義國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建立的國際秩序——華盛頓體制和凡爾賽體制——挑戰，並肩投入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勾當。

  日本對「滿洲國」的經營，在1935年前後也暴露出不滿足於現狀的野心。「滿洲」重工業、化學工業的建設，形成了與日本內地重工業、化學工業爭原料和資源的態勢，相互間的貿易也縮小。為了打破這一局面，就必須把「日滿經濟共同體」擴大為「日滿華經濟共同體」。所以，關東軍從1935年開始著手「對華北的工作」。所謂「華北工作」，就是企圖把華北五省（河北省、山東省、山西省、綏遠省、察哈爾省）從中國分離出來，使之「滿洲化」的工作。1935年11月，建立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2月，組織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1936年8月7日，廣田內閣的五相會議通過了所謂「基本國策」。它規定：必須使「外交與國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之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以便確保帝國在名義上、實質上都成為東亞安定勢力之地位」。[19]這就毫不掩飾地表明，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繼續擴大侵華戰爭，而且企圖對亞洲、太平洋地區其他國家進行侵略擴張。不久相繼爆發的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就是貫徹實施這項侵略方案的必然結果。

  這項基本國策還規定要「消除北方蘇聯的威脅，同時防範英、美」。1936年11月25日簽訂的《日德防共協定》，名義上是反對共產國際的思想同盟，而實際上是法西斯軸心國之間的政治同盟。其侵略矛頭除針對蘇聯外，也針對美、英等國家。

  加緊對人民的控制是廣田內閣採取的又一項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為了鞏固後方，適應對外侵略的需要，廣田內閣在國內進一步實行法西斯專政。他們以鎮壓叛亂、穩定時局為名，長期維持「二·二六事件」期間在東京地區實施的戒嚴令。在1936年5月召開的第69屆特別議會上，制定並通過了《不妥文件臨時管理法》《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等法西斯法案。禁止群眾集會、遊行。從這一年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為止，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與軍工廠的工會組織均被禁止。此外，還加緊了對輿論及宣傳機關的控制和收集情報的活動。1936年6月，將過去的「聯合」「電通」兩個通訊社合併為「同盟通訊社」。7月，又在內閣中設立了主要由軍人組成的情報委員會。同年10月，日本政府發行了一份官報的附錄——《周報》，以此指導社會輿論。同時還廣泛實施所謂「國民教化運動」，加緊法西斯思想的宣傳。

  為了大規模擴軍備戰，廣田內閣大力扶植和保護經營軍火工業的財閥。陸軍提出了6年內增建41個師團、142個航空中隊的計劃。海軍也提出了5年內增建各種軍艦66艘、共27萬噸的5年擴軍計劃，其中包括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艦「大和」「武藏」號的建造計劃。為了保證擴軍計劃的實現，1936年11月7日召開的內閣預算會議，通過了一項龐大的1937年度軍事預算。這個年度的財政預算支出總額為30.4億日元，其中軍費就達14億日元，占財政預算支出總額的46%。同時還提出了1937年以後數年內的軍費預算。龐大的軍事預算需要解決財源問題。為此，新上台的藏相、原勸業銀行總裁馬場鍈一，實施了所謂「馬場財政」。其主要內容是增稅和增發公債，1937年度稅收額增加6億日元，增發公債8億日元以上。

  擴軍備戰大大刺激了軍事工業的膨脹，短期內增建和擴建了許多軍事企業。此外，為了保證軍需物資的供應和戰爭的其他需要，政府大力扶植外貿，獎勵航空、海運等業，使國民經濟進一步軍事化。這一切表明天皇法西斯專政已基本形成。

  陸軍的統制派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導權後，乘機形成了軍部的獨裁。然而，以宮廷勢力為首的很多人對軍部獨裁持批判態度，海軍和陸軍的矛盾也越來越深。日本國內政局陷入不可收拾的泥潭之中。因濱田國松眾議員（民政黨）的反戰演說而堅決要求解散眾議院的陸軍，與為使預算成立而要求避免解散的海軍之間發生對立，使廣田內閣在1937年2月總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