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西斯統治體制的確立

  為了對外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加緊建立國家總動員體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近衛內閣開展了法西斯總動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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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衛新體制運動完成了統治體制的法西斯改組。近衛新體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統治體制。新體制運動的出現，標誌著日本式的法西斯獨裁體制的確立。

  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法西斯統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長達15年的侵略戰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1）法西斯體制的形成

  廣田內閣受到來自日本陸軍和海軍的夾擊而於1937年2月2日總辭職。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陸軍大將宇垣一成為繼任首相，天皇命令宇垣組織內閣。但是，掌握著陸軍實權的統制派以「宇垣組閣將會使整肅軍隊工作受到妨礙」為由，拒絕提供陸相人選，終於使宇垣組閣流產。於是，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成了首相第一候選人，陸軍大將林銑十郎為第二候選人。因為平沼堅辭不受，便由林銑十郎組閣。

  表1.7 林銑十郎內閣（1937.2.2—1937.6.4）

  林內閣成立後不久，西園寺便以年老多病為由提出辭去奏薦首相的任務。這是因為他對宇垣內閣流產和不得不推舉平沼作為第一候選人感到不滿和無能為力的緣故。但由於宮中近臣的懇求，拜辭元老一事未能如願，但決定今後的首相人選改由內大臣和西園寺共同協商後上奏，即由西園寺與內大臣以及木戶幸一、近衛文麿、原田熊雄等組成奏薦集團。

  當時，推選首相必須得到陸軍的支持，陸軍為了儘快實現國家總動員體制，便從旁干涉首相人選的推薦和閣僚人事的安排，並要求作出龐大的軍事預算和國防計劃，甚至以再進行政變或恐怖相威脅，採取拒絕推薦陸相或圖謀撤回陸相等手段。

  這時的日本政黨已沒有重掌政權的可能，只好通過議會鬥爭反抗軍部。但是，政黨並不是能和軍部對抗的勢力。於是，除與軍部同流合污外，無法在政界保持其獨立地位。因此，在反抗的背後便擴大了同一步調活動的陰謀。所謂為掣肘陸軍而策劃政界改組和新黨運動，都是自欺欺人之舉，實際上是「親軍運動」，亦是政黨自取滅亡的前兆。

  總之，一方是「推進集團」，即為確立國家總動員體制而攪亂政界的陸軍；另一方是「反抗集團」，即反抗陸軍但又逐漸與陸軍同流合污而又在分化的原有政黨。奏薦集團必須把首相置於這兩個集團之間，但又找不到有能力收拾混亂時局的候選人。

  林內閣成立不久，預算通過之後，於1937年3月解散議會。理由是議會因新黨運動爭吵不休，無法進行審議，導致80餘件法案中尚有60餘件未審議完畢。也就是說，這是對眾議院進行帶有懲罰性的解散。4月大選結果，在466個議席中，民政黨減少到179席（38%），政友會獲175席（38%），兩黨大體相同，社會大眾黨增加到37席（8%），昭和會獲19席（4%），國民同盟獲11席（2%），東方會獲11席（2%），日本無產黨獲1席，中立派及其他獲33席。[20]政友、民政兩黨要求林內閣立即下台，軟弱無能的林內閣於成立四個月後的5月31日總辭職。

  辭職當天，文部省出版了《國體之本義》，一書，強調「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皇祖之神敕永遠統治。是為我萬古不易之國體。基於此大義，作為一大家族國家，億兆一心奉戴聖旨，充分發揮忠孝之美德。是為我國體之精華。此國體為我國永遠不變之根本原則，貫通於國史而彪炳生輝。其將隨國家之發展而彌堅，與天壤共無窮。我等必先知曉，於我肇國之事實中，此根本原則當光燦輝耀」。[21]

  大選剛剛結束之後，命近衛文麿組閣。1937年6月4日，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組織內閣，在近衛組閣一個月後的7月7日，就發生了日軍大規模侵華開端的盧溝橋事變。從此，中日兩國進入全面戰爭階段。近衛內閣決心將盧溝橋事變擴大，8月13日，內閣決定派遣陸軍前往上海，15日，聲明全面戰爭開始，海軍也於8月15日渡海炮擊南京。11月占領南京，開始了歷時兩個月的南京大屠殺。

  表1.8 第一屆近衛內閣（1937.6.4—1939.1.5）

  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為了在國內建立戰爭體制，保證因擴大戰爭而急需的龐大兵力和軍需物資，近衛內閣開展了法西斯總動員運動。1937年8月14日，近衛內閣決定開展「國民思想運動」。8月21日，內閣會議正式通過了《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的決議。並於9月9日發出了內閣訓令，實行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9月11日，由政府主持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演說會。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就此開始。

  打響大規模侵華戰爭的的近衛內閣，繼內閣訓令之後，於1937年10月12日，成立了以海軍大將有馬良桔為會長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作為推動全國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指導組織。10月25日創設了企劃院，作為國家總動員的中樞機構。

  到1938年3月31日止，參加「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的有帝國在鄉軍人會、海軍協會、海軍有終會、國體擁護聯合會、時局協議會、愛國婦女會、壯年團中央協會、大日本聯合青年團、全國神職會、佛教聯合會等74個右翼團體。[22]這些所謂群眾團體主要骨幹成員是官僚、金融資本家、地主、工場主、神官、僧侶等，完全是天皇製法西斯政府的御用工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指導思想是「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23]其目的除了擴大侵略、充實軍備之外，就是加強對日本人民的思想控制，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

  但是，在對華侵略的問題上，近衛內閣和日本軍部存在著權力之爭。近衛打算藉助宇垣一成和財界巨頭池田成彬的力量，來恢復內閣的「領導作用」。1937年10月15日，近衛任命了以他們兩人為中心的10名內閣參議。然而陸軍也於11月18日通過軍令公布了大本營令，20日在宮中設置了大本營。

  新設的大本營是使軍部在領導戰爭中成為更加獨裁的機構而設置的，與過去的戰時大本營的區別是，它不僅是戰時的「最高統帥部」，同時「要統一和加強政治與戰略的一致性，尤其要成為統一和加強有關善後處理以及國家經營等領導的推動力」。因此，大本營的設置，不但強化了統帥權的獨立，而且在「統一政治和戰略上將起主導作用」。[24]

  1937年12月，近衛政府以「企圖組織人民陣線」為罪名，逮捕了日本無產黨和「評議會」領導人及骨幹成員400多人，並強令立即解散這兩個組織。司法省聲稱：「在今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有成為滋長共產主義思想溫床的危險性。」據此，反動當局不僅鎮壓共產主義者，而且也向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發動了新的進攻。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大內兵衛等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被捕入獄。自由主義者、東京大學的河合榮治郎教授，也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被起訴，他的著作被禁止發行，對日本發動的戰爭稍有批評的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等人也被解聘。

  在白色恐怖的政治背景下，近衛內閣於1938年1月22日的第73屆國會上，制定和通過了作為推行戰時體制根本措施的《總動員法》。《總動員法》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言論出版以及工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其根本目的是把全國的國民經濟、政治生活等一切領域都置於法西斯政府控制之下，把全國納入戰爭軌道，建立法西斯天皇制警察國家。1938年3月24日，國會通過了《電力國家管理法》。7月又公布了《國民徵用法》，建立了全國性義務勞動體制。這就奠定了日本式法西斯獨裁統治體制的基礎。

  但是，近衛內閣開展的總動員運動，並沒有實現迅速完成侵華「聖戰」的願望，反而陷入了長期戰爭的泥潭。為了擺脫這種困境，近衛首相於1938年11月3日發表了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聲明，表示願意「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25]其目的是，既引誘國民黨政府中的投降派對日妥協，又表明了日本徵服中國的意圖。12月6日，大本營決定了關於停止在大陸進行進攻作戰而向持久戰略轉變的方針。12月22日，近衛首相以談話的形式提出了調整「日華國交」的三原則。

  法西斯總動員運動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不僅未能使日本擺脫困境，反而進一步激化了國內外矛盾。近衛內閣終因未能解決「兩個政權」的矛盾，被迫於1939年1月4日總辭職。1月5日，奏薦集團推舉樞密院議長、右翼團體「國本社」頭子平沼騏一郎組成新內閣。

  表1.9 平沼騏一郎內閣（1939.1.5—1939.8.30）

  但是，平沼內閣沒有處理問題的能力，雖然不斷召開有首相、外相、藏相、陸相和海相參加的五相會議，共同商討問題，但因陸軍省與外務省的意見不能取得一致而議而不決，在維持了半年多之後，於1939年8月30日下台。

  元老西園寺公望試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內閣，希望由池田成彬組閣，然而池田內閣未能產生，西園寺的希望終成畫餅。繼平沼內閣之後的是以陸軍大將阿部信行為首相的阿部內閣，阿部內閣於1939年8月30日成立。9月1日，希特勒對波蘭發動進攻。3日，英法對德國宣戰，從而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帷幕。

  表1.10 阿部信行內閣（1939.8.30—1940.1.16）

  續表

  阿部內閣一開始就被看成是脆弱內閣，10月，因設立貿易省問題發生糾紛，首相地位出現危機。11月，請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入閣，遭到拒絕。曾經促進阿部內閣成立的武藤章軍務局長等人，聯手在12月公然宣稱：內閣沒有應付時局的能力。翌年（1940年）1月9日內閣會議之後，陸相畑俊六向阿部首相進言：反對解散議會，實行內閣總辭職，反對現役軍人擔任下屆首相。另一方面，民政黨、政友會、社會大眾黨的240多人，也向首相呈交了要求內閣於12月末總辭職的決議書。

  在陸軍和議會的壓力下阿部內閣總辭職後，湯淺倉平內大臣立即就下屆首相人選問題向重臣（首相離職後享受在職時榮譽待遇者）們徵求意見。近衛文麿推舉池田成彬，其他人（指岡田、平沼、清浦等）推舉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內大臣決定推舉米內，西園寺亦表示同意。1940年1月16日，米內內閣成立。

  表1.11 米內光政內閣（1940.1.16—1940.7.22）

  由於在如何爭奪殖民地問題上日本外務省和陸軍意見相左，陸軍便謀劃倒閣。參謀本部骨幹軍官於7月4日以參謀總長的名義向陸相畑俊六大將提出要求書，一方面批判現任內閣的政策「消極頹廢」，一方面則要求實現「舉國強有力之內閣」。8日，陸軍次官阿南惟幾中將會見新任內大臣木戶幸一，要求近衛文麿上台。16日，陸相畑俊六提出辭職，陸軍三長官會議拒絕推薦繼任人選，米內內閣只得總辭職。

  （2）近衛新體制運動與法西斯統治體制的確立

  平沼內閣、阿部內閣、米內內閣等幾屆內閣，都因為內外交困，無法統一軍部、元老、政黨與政府間的矛盾而難以長期維持其統治。特別是在米內光政內閣的末期，相互之間已發展到公開指責、對罵的地步。為了緩和矛盾，協調行動，實現其使日本完全法西斯化的共同目標，日本各派都把希望寄托在近衛文麿身上。

  繼任首相由重臣會議推薦。組成重臣會議的是樞密院議長原嘉道和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廣田弘毅、林銑十郎、近衛文麿、平沼騏一郎這六位前任首相。重臣會議推舉了近衛文麿。近衛本人也早想東山再起，把日本引向徹底法西斯化的道路上去。1940年7月22日，正式組成第二屆近衛內閣。

  表1.12 第二屆近衛內閣（1940.7.22—1941.7.18）

  7月26日，近衛內閣召開會議，通過了《基本國策綱要》，主要內容是：一、建立以日、中、「滿」為骨幹的國家基礎力量，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確定一系列內外政策；二、建設「國防」新體制，在國民中灌注「樹立以效忠國家為第一義務的國民道德」，建立堅強的新政治體制，以謀求一切國政的集中統一；三、加強戰爭經濟新體制，「建立一元化的統制機構」；四、加強日、德、意軸心國的團結，實行日、德、意防共協定軍事聯合；五、「尋求良機」，力求把戰爭的對手僅限於英國，但也要考慮到同美國開戰的可能性而作好準備；六、把英、法、荷、葡在東亞的殖民地劃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範圍，進一步提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七、完全封鎖援蔣活動，力爭儘快結束對華戰爭；八、「調整日蘇關係」，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時「充實軍備」。[26]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近衛內閣決心要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已迫在眉睫了。

  隨後，7月27日，又召開了大本營與政府的聯絡會議，通過了《適應世界形勢變化的處理時局綱要》。它與《基本國策綱要》一起，構成了近衛內閣的政策，而近衛內閣的政策雖說是「國策」，但實際上幾乎全部是接受了陸軍的政策。

  近衛內閣的《基本國策綱要》採用「皇國」的稱呼，取代了過去所稱的「帝國」。《國策綱要》強調，眼下最緊要的任務是「向完成國防國家之體制邁進」，指出「皇國之國是」就是根據「以八紘為一宇之肇國之基本精神」，「以皇國為核心，以日滿華的強有力結合為根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27]

  因為近衛內閣決心不惜進行以英、美兩國為對手的全面戰爭，實現「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所以要在外交上「迅速加強同德、意的政治團結，謀求儘快調整對蘇邦交」，內政上要建立「強有力的新政治體制」和確立「新國民組織」。

  9月19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為謀求「加強同德、意政治團結」的具體辦法，通過了《關於加強日德意軸心的問題》，更進一步明確了由加強軸心來瓜分世界的企圖。

  1940年2月初，民政黨眾議員齋藤隆夫發表反戰演說，以此為導火線，新黨運動再次活躍起來。在民政黨內，圍繞開除齋藤的問題，熱衷於親軍和主張新黨運動的永井柳太郎派與主張維持現狀的町田忠治總裁派之間矛盾激化。在政友會的正統派內，積極主張親軍和「一國一黨」的久原房之助派與反對這一主張的鳩山一郎派之間的鬥爭也尖銳起來，而政友會革新派（中島知久平派）、東方會、國民同盟等，都是親軍的。在社會大眾黨內，想利用產業報國運動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國一黨」目標的麻生久、龜井貫一郎、三輪壽壯等人，與依靠日本勞動總同盟而消極對待產業報國運動的安部磯雄、松岡駒吉、西尾末廣等人之間掀起內訌，後者退黨。3月25日，政友會久原派和中島派、民政黨永井派、社會大眾黨麻生派以及自願參加的議員們，結成貫徹聖戰議員聯盟。加入聯盟的眾議員大約有100名，其口號是取消所有政黨，結成一大強有力的政黨。結成新黨的目的，是要跟在陸軍後頭撈好處。乘機利用時局的順勢思潮，由東方會、國民同盟這樣的小黨派擴展到政友會的久原派、中島派、民政黨的永井派，現有政黨開始分裂為順勢革新派與維持現狀派。樞密院議長近衛文麿被擬定為這個順勢新黨黨魁。

  但是，近衛本人對以現有政黨為基礎組建新黨並不熱心，而且不認為由此能夠集結新生的強有力的政治勢力，他也不贊成陸軍和小黨派所鼓吹的一國一黨論。那麼，既不是新黨運動又不是一國一黨的第三種運動是什麼呢？就是新體制運動，也就是以近衛文麿為中心，建立法西斯政治體制的運動。

  面對侵華戰爭長期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困難形勢，近衛及其側近策劃排除政黨自由主義分子，組織近衛新黨，以此為基礎建立強有力的近衛內閣，抑制軍部，解決侵華戰爭問題。1940年6月，近衛辭去樞密院議長職務，專心構思新體制。近衛推進新體制運動的目的就是接掌政權。

  從6月到8月，政黨相繼解散。首先是東方會和社會大眾黨，接著是政友會久原派和民政黨永井派。處於原有政黨主流派地位的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和政友會總裁中島知久平，都反對解散政黨，但卻無法抗拒已波及到下層的解散政黨形勢。

  這這種情況下，8月組成新體制籌備會，在8月28日新體制籌備會開會時發表《近衛聲明》，闡明了關於新體制的基本思想。所謂新體制就是「為建設世界新秩序而起指導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國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於這一大事業中」的「高度國防國家的體制」。「構成其基礎」的，正是「萬民翼贊之國民組織」。[28]近衛強調，「國民組織就是國民在日常生活中為國家服務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下，才能下意上達，上意下達，把國民之全部力量集結於政治上」。為了實現國民組織，就有必要開展國民運動，而國民運動應是從國民當中「自發地蓬勃開展起來的」。

  但是，近衛又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對此運動，政府當然也有積極予以培養和指導的必要」。於是，近衛強調，國民組織的運動將成為「官民協同之國家事業，全國性的國民翼贊運動」；國民的運動就是「要超越以自由主義為前提的分散性政黨政治的運動」，是「舉國一致的、全體的、公共的運動」，是要「促進全國的所有力量一元化地集結」的「超政黨的國民運動」。[29]

  但是，他又強調，「不容許採取所謂一國一黨的形式」，「這是因為，一國一黨就是認為以一個『部分』即可構成『全體』，把國家和黨同樣看待，斷定反對『黨』就是反叛國家。把『黨』掌握權力的地位永久化，就意味著把黨魁當成永久把持權力的人。不管這種形態在別國顯示出了多麼優異的成績，但在日本，如果容許這種形態，那麼便會擾亂我一君萬民國體之本義。我國乃萬民分擔翼贊之責，絕對不能容許一人或一黨以權力而壟斷翼贊。萬一對翼贊之想法出現分歧時，則正需仰賴聖斷，而一旦作出聖斷時，則一切臣僚必定統一於『承詔必謹』之大義，乃日本政治之本色」。[30]

  新體制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糾集各派勢力，實現統一領導的預期目的，但卻解散了一切政黨和工農團體，把所有居民都編入大政翼贊會的基層組織町內會、部落會、鄰組以及產業報國會等官辦團體，從而完成了統治體制的法西斯改組。

  近衛的新體制運動驅使日本的各種勢力趨之若鶩。陸軍企圖模仿納粹，把新體製作為一國一黨的組織，使之成為軍部獨裁的國民基礎而加以利用；率先倡導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內務官僚，則企圖把新體制當作內務行政的輔助組織；政黨勢力看到近衛發起的新體制運動，便競相解散原有政黨，要把新體製作為「政治領袖的團體」，使之政黨化，謀求政黨勢力的起死回生。新體制運動成了潛在的各種勢力以及形形色色思想糜集活動的舞台。

  1940年8月23日，近衛內閣公布了新體制籌備會的26名委員和7名常任幹事名單。這些委員代表了日本的各種勢力和思想，既有自由主義者，也有社會主義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陸軍的統制派，主張一國一黨的親德主義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陸軍的皇道派，鼓吹國體明徵的純正日本主義者）；既有東京大學的校長，也有愛國團體的代表，甚至貴、眾兩院與新聞出版界、經濟界的代表也參加了進來，是一個「吳越同舟」的大雜燴，而並非志同道合的同仁。常任幹事的人選，也是由書記官長、法制局長官、陸軍和海軍的軍務局長、企劃院次長和內務次官這類官職的人充任。

  自1940年11月起，近衛內閣開始著手建立經濟新體制。但是，因為經濟新體制拋棄了以往以追求企業利潤為根本目的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而以為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公共經濟原理」為基調，擴大生產為其根本目的，因而受到財界的強烈批判。12月7日，近衛內閣通過了《確立經濟新體制綱要》。《綱要》強調說，這是一個以「完成國防國家體制」為目標的「企業體制」，是為了「使國民經濟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發揮整個國家的力量，實現高度國防國家的目的」而組織的「經濟團體」。

  「經濟團體」不久改為統制會，統制會於1941年4月首先在鋼鐵業界成立，會長是日本制鐵公司總經理。其他各行業也根據8月公布的《重要產業團體令》，自11月起建立了統制會，均由大公司的總經理、會長和專務會長擔任。統制會的成立，表明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發展。

  1940年10月12日，近衛舉行了大政翼贊會的成立儀式。翼贊會設本部、支部。本部總裁由首相擔任，支部頭目均由都道府縣知事擔任。基層方面，村設「部落會」，町設「町內會」，鄰里設「鄰組」（由鄰近的10戶組成）。1941年2月，已建立郡支部502個、市支部175個、區支部82個，町村支部1萬多個。這是一種比封建幕府時期統治還嚴密得多的監視人民活動的法西斯組織。近衛試圖通過這個組織系統去實現天皇製法西斯政治。

  近衛作為大政翼贊會的總裁在成立大會上致詞說：「大政翼贊會的綱領，一言以蔽之，是輔佐大政，實踐臣道。除此之外，其實可以說綱領和宣言都不需要；我認為，國民無論任何人，唯有日日夜夜站在各自的崗位上竭誠奉公才是。」[31]近衛的這一發言，從根本上否定了大政翼贊會作為「國民組織」的存在。近衛在關鍵時刻終於拋開了「國民」和「國民組織」，剩下的唯有「聖斷」而已。

  近衛文麿企圖以「國民組織」為後盾來糾正軍部的獨裁，但當出現「一國一黨」與「一國一人」之間的矛盾後，便放棄了「國民組織」。他把大政翼贊會當作「實踐臣道」的機構，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以「紀元二千六百年」[32]慶典為中心的關於國體意識的宣傳。

  慶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儀式一直持續到1940年7月。在大政翼贊會成立前一天的10月11日，海軍為迎接作為大元帥的天皇而舉行了特別閱艦式。21日，陸軍也為迎接作為大元帥的天皇舉行了紀念閱兵式。11月10日，近衛內閣在皇宮外苑（皇居前廣場）舉行了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天皇身著軍裝出現在5萬名慶典參加者的面前，近衛首相把充滿溢美之意的賀詞上奏天皇。天皇宣讀了「望爾臣民善自體察以往所降宣諭之旨趣，顯揚我唯神之大道於中外，以期對人類之福利與萬邦之協和有所貢獻」的敕語。第二天，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宮外苑舉行的慶祝會，下賜敕語，舉杯祝賀。全國學生代表3000人合唱了國民慶祝歌曲《紀元二千六百年》。

  這期間，10月30日，教育界的15000餘人在明治神宮外苑的憲法紀念館舉行了紀念《教育敕語》發布50周年的儀式。天皇下賜敕語，強調了「國體之精華」。

  1941年1月8日，近衛內閣的陸相東條英機中將在年初的陸軍閱兵式上向全軍發布了《戰陣訓》，指出：「夫戰陣乃根據敕命發揮皇軍之精神，攻必取，戰必勝，廣泛傳布皇道，使敵人感受天皇棱威尊嚴之場所。臨戰陣者，必期深刻體察皇國之使命，堅守皇軍之道義，以宣揚皇國之威德於四海。」強調指出「皇軍軍紀之核心，在於對大元帥陛下絕對順從之崇高精神」。

  1941年9月2日成立「翼贊議員同盟」，參加者362人。參加這一同盟的便成了翼贊議員，完全控制了議會的活動。未參加同盟的少數議員成立了「同交會」（鳩山一郎、片山哲等）和「興亞議員同盟」（西尾末廣、松本治一郎等）。

  總之，近衛新體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統治體制。新體制運動的出現，標誌著日本式的法西斯獨裁體制的建立。